对于为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恶习，历朝历代也并不总是默许和纵容的。清朝建立以后，就数次下令禁止缠足。顺治初年，孝庄皇太后首先宣示：“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第二年，朝廷又明确规定：“以后人民所生女子禁缠足。”但说归说，老百姓依然缠足不断。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既然大家都龟缩在传统里，我又何必去做出头鸟呢？
清廷从第二代皇帝开始，几乎每任皇帝都要重复前任的话。顺治十七年，有了更明确的惩罚细则：“抗旨缠足者，其老爹和丈夫各打八十大板，流放三千里。”康熙元年，再禁缠足。这时，有个大员上书，要求先拿大臣们的妻子开刀，让她们放足。此命题立刻引起剧烈争论，有的说应从民间开始，有的要求朝廷上下一起放足，大家各执己见，互相攻击，一时难以平息。最后，副都御史王熙上奏请求暂时免禁，以便从长计议，皇帝同意，于是禁缠足一事搁置下来。
到了乾隆年间，不但汉人缠足照常，就连一部分旗人也学着汉人的样子缠起足来。乾隆皇帝大怒，认为部下违背祖制，于是旧事重提，再禁缠足。然而，上面说上面的，下面缠下面的，老百姓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一言九鼎的皇帝们，对此却束手无策。毕竟，就连执行法律的人，也要娶小脚老婆，也要给自己的女儿裹脚。皇帝们只好通过一道道手谕来重申自己的态度：道光十八年，重申缠足禁令；光绪二十七年，复下禁缠足上谕。命令下得越多，越显得朝廷推行乏力，终其一朝，也没有将缠足恶习杜绝，反而越演越烈。
相对于缠足来说，清廷对“剃发”的推广，倒是立竿见影。在经历了“嘉定三屠”等激烈对抗之后，无论满汉，都开始拖着大辫子招摇过市，不以为丑，反以为美；民国初建时，还有人因为被割了辫子而寻死觅活。
一个“剃发”，一个“放足”，两相比较，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道理很简单，清廷推行“剃发”时，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剃发与否，跟是否顺从挂上了钩，没有商量的余地；而放足与否，充其量是个习惯问题，有回旋空间。
这大概就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国情：同样的事，没有同样的标准，决策层重点抓什么，什么就容易解决。一句话：意识形态总是大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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