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六月份的《大西洋月刊》载有现代诗人麦克里希(ArchibaldMacleish)《诗与公众世界》一文。这篇文曾经我译出,登在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里。文中说:
如果我们作为社会分子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公众生活,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可以引起我们私人的厌恶,可以引起我们私人的畏惧,也可以引起我们私有的希望;那么,我们就没有法子,只得说,对于这种生活的我们的经验,是有强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经验了。如果对于这种生活的我们的经验,是有强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便是诗所能使人认识的经验了——也许只有诗才能使人认识它们呢。
又说:
要用归依和凭依的态度将我们这样的经验写出来,使人认识,必须那种负责任的,担危险的语言,那种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语言。
而他论到滂德(Ezra Pound)说:
他夜间做梦,总梦见些削去修饰的词儿,那修饰是使它们陈旧的;总梦见些光面儿没油漆的词儿,那油漆曾将它们涂在金黄色的柚木上;总梦见些反削在白松木上、带着白松香气的词儿。
他所谓“我们自己时代的真诗”,所用的经验是怎样,所用的语言是怎样,这儿都具体的说了。他还说,在英美青年诗人的作品里,已经可以看出,那真诗的时代是近了。
近来得见一本英国现代诗选,题为《再别怕了》(Fear No More)。似乎可以印证麦克里希的话。这本诗选分题作《为现时代选的生存的英国诗人的诗集》,一九四○年剑桥大学出版部印行的。各位选者和各篇诗的作者都不署名。《给读者》里这样说:
……但可以看到[这么办]于本书有好处。虽然一切诗人都力求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没有诗人达到那地步。不署名见出诗的公共的财富;并且使人较易秉公读一切好诗。
集中许多诗曾在别处发表,都是有署名的。全书却也有一个署名,那是当代英国桂冠诗人约翰·买司斐尔德(John Masefield)的题辞,这本书是献给他的。题辞道:
在危险的时期,群众的心有权力。只有个人的心能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时候却不看重了。人靠着群众的心抵抗敌人;靠着个人的心征服“死亡”。作这本有意思的书的人们知道这一层,他们告诉我们,“再别怕了。”
集中的诗差不多都是一九四○年前五年内写的。选录有两个条件:一是够好的,一是够近的。为了够好,先请各位诗人选送自己的诗,各位选者再加精择;末了儿将全稿让几位送稿的诗人看,请他们再删一次。至于“够近的”这条件,是全书的目的和特性所在,《给读者》里有详尽的说明:
“过去五年时运压人,是些黑暗而烦恼的年头;可是比私人的或个人的幸福更远大的幸福却在造就中。凡沉思[的人]是不能不顾到这些烦恼的。人不再是上帝的玩意了:眼见他的运命归他自己管了——一种新责任,新体验到危险。”这本书的名字取自买司斐尔德的题辞;原拟的名字是“人正视自己”(Man Facing Mimself)。“这句话写出战争,也写出了诗。……虽然时势紧急,使我们去做大规模的,拼性命的动作,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因此就免掉沉想的义务。这战争我们得‘想’到底;这一回战争对于思想家相关[之切],是别的战争所从不曾有过的。……著述人,政治家,记者,宣教师,广播员,都赞同这个意见……诗的重要不在特殊的结论而在鼓励沉思。……人要诗,如饥者之于食,不为避开环境,是为抓住环境。因为诗是生活的路子的一个例子。人要的是例子;不是诗人写下的聪明话,是他们沉思的路子;更不是别的旧诗选本,是切于现时代的事例和实证——这事例和实证表显人类用测量并维持那些精神标准的权力。本书原不代表一切写着诗的英国诗人;可是只要诗人同是活着的人,本书也可以代表他们,并可以代表人类。因为时代的诗是人类的声音。这种诗没有劝告,没有标语;只有自觉的路子。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他们是自己的一贴解药,可以解掉群众心理[的影响];他们将孤注押在自己这个人身上,这个自觉的人身上,这个正视自己的人身上。这样做时,他们就表显怎样为人类作战。”——这一番话和麦克里希的话是可以互相映发的。
现在选择本集的诗二首,作为例证。
冬鸳鸯菊
簇着,小小的仿佛一口气,
不是颗花儿,倒是一群人;
好像在用心头较热的力,
造他们心头自己的气温。
他们活着:不怨载他们的
地土,也不怨他们的出世。
他们跟大地最是亲近的,
他们懂得大地怎么回事;
这儿冬天用枯枝的指头
将我们拘入我们的门槛,
他们却承受一年最冷流
建筑他们的家园在中间。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吃着苹果,摘下来从英国树,
脚底下是秋季,我们在战争。
战氛的星球上许害了疯症,
眼睛里能见到一切的凭据——
黄蜂猛攫着梅子,像我们一流,
但他们聪明些,有分际——四方
都到成熟期,除我们一帮
无季节,无理性,有死而不自由。
话有何用。我们本然的地位
是本然的自我。人能依赖的
希望还是人,虽然人类遭了劫。
希望会将恨来划破了大地
和人的脸;但若尽力于无害的,
我们,这最后的亚当,未必最劣。
麦克里希文中论到爱略特(T. S. Eliot)曾说道,“冷讽是勇敢而可以不负责任的语言,否定是聪明而可以不担危险的态度。”冷讽和否定是称为“近代”或“当代”的诗的一个特色。可是到这两首诗就不同了。前一首没有冷讽和否定,不避开环境而能够抓住环境,正是“负责任的,担危险的语言”。那鸳鸯菊耐寒不怨,还能够“用心头较热的力,造他们心头自己的气温”,正是我们“生活的路子的一个例子”。后一首第一节虽由冷讽和否定组织而成,第二节却是“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语言”——跟前节对照,更见出经验的强烈来。这正是“正视着自己”,正是“自觉的路子”。“话有何用”;重要的是力行。“但若尽力于无害的,我们,这最后的亚当,未必最劣。”“无害的”对战争的有害而言;这确见出远大的幸福在造就中。苹果是秋季的符号,也是亚当的符号;亚当吃了苹果,才开始了苦难。“我们这最后的亚当”也是自作自受,苦难重重。可是我们接受苦难,信仰自己,负起责任,担起危险,未必不能征服死亡,胜过前辈的亚当。这两首诗的作者虽然“将孤注押在自己这个人身上”。可是“自己这个人”是“作为社会分子”而生活着;所以诗中用的是“他们”“我们”两个复数词。作为社会分子而生活就是“公众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对于这种生活的经验,就是“怎样为人类作战”。这种诗似乎可以当得麦克里希所谓“能做现在所必需做的新的建设工作的诗”。这两首诗里用的都是些“削去修饰的词儿”。译文里也可见出。这跟一般称为“近代”或“当代”的诗是不同的。近来还看到一本英诗选,题为《明日诗人》(Poets of Tomorrow)(第三集),去年出版。从这本书知道近年的诗人已经不爱“晦涩”,不迷恋文字和技巧,而要求无修饰的平淡的实在感,要求明确的直截的诗。还有人以为诗不是专门的艺术而是家庭的艺术;以为该使平常人不怕诗,并且觉着自己是个潜在的诗人(分见各诗人小传)。那么,这两首的平淡也是近年一般的倾向了。
我国诗人现在是和这些英国诗人在同一战争中,而且在同一战线上,我国抗战以来的诗,似乎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不免有过分散文化的地方。《再别怕了》这本诗选也许是一面很好的借镜。
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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