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立于上 俗成于下

　　评说社会法治，人们时常引用一句典语：'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此话出自苏辙的《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意思是，法制规定是由社会领导层面倡导和推行的，而要变成一种约定俗成具有特定地域性的习惯和通例，力量却在普通民众之中。一种法律规定，一个规矩倡导，倘若不能推延普及于民众之中，变成群众自觉奉行的社会风气，其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法治的力量在民众之中，教育广大群众'从我做起'便是重中之重，那么应怎样理解中央领导层反复强调'打铁先要自身硬'的理念呢？换一个问法，法治建设到底应当先从哪个层面做起呢？眼下弄清这个问题极具现实必要。 

　　长期以来，在法治建设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口号，一种叫'从我做起'，一种是'从上做起'。前者的意思是，法治建设涉及全社会，如同八年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自律贡献之责；后者的意思是，法治是由上而下倡导的，关键应从领导层面做起。其实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从上做起'的含义比较清楚，不致发生什么歧义；而'从我做起'，如果是由一个领导者群体提出的口号，在老百姓的眼里，则与更为体现法治建设实质指向的'从上做起'已经没有区别。

　　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十分清楚这个道理的。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他的这个看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打铁先要自身硬'，其主旨是完全一样的。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又向侍臣讲了更加深刻的心得：'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慎所好》）这个'器水论'，主张的仍然是'从上做起'，用'上之所好'引领'下之所行'。作为封建君主，李世民的'从上做起'当然是从维护封建'家天下'统治之需要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从上做起'有着质的区别，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有着同样的借鉴意义。

　　在今天，'从上做起'的'上'首先指的是职务居上者，如县之于乡，市之于县，省之市  '从上做起'首先在于道德自律，'上'应为'下'的楷模。不仅应当'一级说给一级听'，更就应'一级做给一级看'。现在尽管建立这样的道德秩序仍属于无奈，层次也不够高，但这对于维系整个社会道德心理的平衡，仍然十分必要。然而，建立这样的道德秩序，仅靠居其上者的'内心自省'远远不够，还必须由整个社会制订必要道德规范以为绳墨。实际上，这样的规范，我们并不缺乏，只是这些规范所施之的人群发生了错位。有人说，这些年的道德要求，对干部进行的'廉洁自律'教育，对群众进行的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进行的是'雷锋精神'教育--共产主义精神之谓也，也就是要求孩子们，'从小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种说法虽然不太全面，但从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又在不时地暗示着这样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本身，势必对整个社会法治风气建设带来消极的后果。

　　提倡'从上做起'，并不否定'从我做起'。作为一种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不仅必要而且是'俗成于下'的标志。尽管在依法治国、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尚需要一个过程的情况下，至于一般群众、一般党员，'从我做起'即便只为办一件百分之百正当而又合法的事情，不求人情，不走'后门'，往往仍会遇到很多麻烦和挫折，生发出诸多不解和困惑，客观需要以'从上做起'中居'上'的那部分人严格自律。倘若这个'从我做起'中的'我'不肯'自律'，一般群众的'我'只能徒唤奈何而已。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为一般群众的'我'，眼睛可以只盯着领导层面自律而忽视自身的'从我做起'。唯物辩证法则表明，'风'（法）与'俗'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着的矛盾体，二者同样在矛盾中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这几年一些地方法治废驰、社会风气腐败，既有'老虎'作恶，也有'苍蝇'作祟，'老虎'与'苍蝇'成了腐败环境的共生物。光打老虎，不拍苍蝇，苍蝇很可能会成长为会飞的老虎；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新的苍蝇又会化蛆重生，更加有恃无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中央高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大旗，'打老虎'打出得是法纪的堂堂威严，'拍苍蝇'拍出得是廉政的良好环境，双关齐下、标本兼治，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胜利。法治建设情同此理，'从上做起'行的是风范，将产生'不令而行'的示范效应；'从我做起'树得是风尚，人人从我做起，社会将源清流洁、清风习习。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文明的精神实体，并垒起厚重国体的法治基础。在这里，党风与国风、政风与民风、法治与风俗，便真正实现了'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