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其文学史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肯认。这是因为宦台诗歌的作者悉为大陆籍人士,台湾学者在本土文学史研究课题中,对光绪乙未前内陆宦台人士的诗作未予重视,而以母陆为主的文学史中,也几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即因其出现于洪荒初辟的岛土,非属中国文学的主流,多少带有边疆文学的意味与流寓文学的色彩,以致宦台诗作这一文学现象,就在历史册页的夹隙中鲜为人知地存在着。
本文在初步笺疏有清一代宦台诗作的基础上,先行厘定其界说,并按历史发展或作品内涵加以分期和别类。继之在第二、三部分,次第介绍宦台作品并附以必要的注释和简扼的评述。最末的第四部分,再把宦台诗作置于国学大背景下,探讨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征和创作心态,从而对宦台诗的原貌特征、时代意义和影响启发作一立体的呈现。
一 宦台诗作的史程分期与界别
1683年(康熙22年)明郑政权覆亡。“舆图归一统”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即在台湾设县,文武官员陆续赴台任职,其有关宦台诗作,系指1684年迄甲午战争为止台湾岛内游宦人士的诗歌创作。此一文学现象为特定历史时期所有,是传统期台湾文学的殊遇,其对台湾本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台湾与大陆在清治二百年中的社会变迁,必然也使文学创作同步产生更迭。所以,我们不妨按历史的演程,或以文学规律的发展,或依作品内涵的不同,将宦台诗作划出大概的分期,理出一个清晰的史程脉络,进而对其作综合的论述与分析。
从清治台湾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看,可将宦台诗作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和平初创期:1684(康熙23年)至1840(道光20年)
始自清廷在台湾设置府县,文武官员赴台就任,迄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百馀年间,台湾社会相对稳定,移民垦荒,发展生产。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商品经济也因台湾谷物丰收、物价稳实而逐渐兴盛起来。
宦台人士轮番到任、离任,不作长久居留。除巡行视察、督导农事以外,更多的诗作乃旅游观光之属,或吟咏自然,或临景遣怀,或采风述异,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没能深入到台湾汉番杂居社会中去表现大多数人的生活。形式上也存在重复、古板的缺陷。然而这时期的宦台诗作,出自明郑以后清治初期大陆去台人士之手,无论其内容所涉猎的新奇反应,还是其在台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功用,都不可漠视。于是,大陆此岸也因这些诗作而对台湾有了一个文字形象的了解;没有这一时期的濡染积淀,便没有台湾文学出生长,也不会有台湾本土作家的出现。
(二)战争期:1840(道光20年)至1885(光绪11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台湾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宦台诗人与祖国共患难,他们不仅亲自组织战斗,而且记录下战争的过程。从抵制鸦片流毒,到纪念抗英将士,表现出高度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此后,台湾不断遭到列强的侵扰,诸如1840年代美国犯台活动、1867年美船罗妹号事件、1874年日本进犯牡丹社等等,战事不断。贯穿此一时期的诗作,大多是慷慨激昂的反帝和保疆的民族情怀。这为后来的甲午之战,乙未割台后的台湾文学铸就了不挠的反帝爱国精神。
这一阶段的宦台诗作,大多具有纪实性,而且目光与胸襟已由从前的个人闲情逸趣转向对国家、民族的关注和忧虑。其艺术表观也较前阶段舒展,直抒胸臆,富有气势,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与此同时,一些宦吏在岛上采写了大量的民族风情诗。其内容之全面、描写之细腻,表现之生动,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也是研究民俗学与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三)建省期:1885(光绪11年)至1894(光绪20年)
1885年,台湾从福建分立出来,建制行省。嗣后的八年,台湾社会有一个短暂稳定的局面。当时,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台湾在兵备、拓殖,文治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台湾文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传统文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孕育,终渐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了。此一时期的宦台诗作已由第一阶段的主流地位而变为台湾文学中的一部分,本土作家活跃,出现了具有全国知名和影响的诗人。此际,宦台文士在文坛上仍有组织、参与和引导的作用。他们与本土作家互相酬唱,共组诗社,把台湾传统诗的品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于“诗钟”(注1)的传入,偶尔会有雕琢、游戏之风。但宦台诗作的主干依然是感时抒怀、明朗而奋进的作品。这时的宦游之士已能放眼世界,盱衡中国,具有某些濒近现代的意识。
与第二阶段相呼应的是,宦台诗作仍是在反殖和救亡的悲愤中煞尾的。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刚刚安定几年的台湾又面临着殖民者的入侵。而更为不幸的是,台湾无辜地被清政府作为战败赔偿,拱手日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与被割弃的孤愤与沉哀,把这一时期的爱国诗篇推向高潮。
三个分期中,以第一分期时间最长,往后依次缩短,这是和中国近代史的演程相联系的。前一阶段的积累为后来的宦台诗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后一阶段的创作又把初期的创作提高质量和拓宽了视野。
梳理二百馀年的宦台诗作,从其表现的内容看,大致可析别为四类主题:
其一,写景咏物
写景咏物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是吟咏的最好素材。台湾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海岛赋性迥异于内陆,来台的宦游人士对这片新领的疆土自然会充满新奇心情与实际体会,因而产生许多写景咏物诗篇。写景咏物诗包括写景与咏物两大类。而写景诗又可分为:纯写景诗,如高拱乾《台湾八景》;抒情写景诗,如钱琦《赤崁城》;叙事写景诗,如阮蔡文《大甲溪》;咏物诗分为:抒情咏物诗,如朱仕玠《刺毯花》;特产咏物诗,如周凯《空青》。
无论写景还是咏物,都离不开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无论作怎样细致的划分,也都不出于情与景相交融的范畴。这一时期写景咏物诗所涵概的内容之丰富,是已往和其后所不能企及的。
其二,采风志俗
采风问俗的诗歌创作是宦台诗作的一大特色,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志俗诗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三种:婚姻习俗,如刘家谋《台牛澎女总劳躬》;年节习俗,如钱琦《除夕先除一岁凶》;生活习俗,如高拱乾《文身旧俗是雕青》;岛内采风问俗之风自咸丰、同治之世到光绪初年,犹风行不衰。山地部落、平埔族群以及移入岛内的西岸闽南人、客家人的各种民俗习惯,几乎都被宦台诗人所描述,构成一幅光怪陆离,多姿多彩的海上生民画卷。
其三,感时记事
诗歌不仅要反映自然,更要反应现实。诗人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其思想感情与时代的变迁是相关联的。台湾不仅有明郑以来的动荡,更有鸦片战争以后的外侮。社会现实映衬于主观世界,便产生感时记事的诗行。
悲古伤今是文人常有的情怀,尤其是遭逢社会动荡或个人不幸,更易触生这种感慨。当时的感时记事诗,就其内容主要有下列三种:咏史,如何敬臣的《秋日谒延平郡王祠》;战事,如刘铭传的《战归》;感时记事诗,一般是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社会变迁的描写,更多是抒发个人情感。它有很强的主观抒情性,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其四,民情农况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而台湾自明天启年间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起,便开始了农业拓垦,其后又有两次移民高潮。特别是清统一台湾以后不久所掀起的大规模“偷渡”热潮,自康熙后期到雍乾嘉年间,历久不衰。洪荒岛土渐被开辟,台湾终于成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经济结构的社会。对治台员吏来说,农产是不可忽视的大事,故在其巡视田园的过程中便有了相关的诗作。农况诗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农耕,如孙元衡《辍耕且容与》;赈灾,如周凯《勘灾》;这些诗大都采用平实朴素的手法,表现对农事关心的同时,也触及农民的疾苦。
以上对宦台诗的四类划分,使我们大略了解到宦台诗作包括的主要内容,但各类诗作并无绝对的界线。下面即将宦台诗作依照这四类的划分,沿着时代的演进次第分期,作全面的重点辑录和简扼的评注与介绍。
二 宦台诗作中的写景咏物和采风志俗
写景咏物之属:
台湾列岛,海天景气恢宏,风物胜迹所在多有。清季之前,由于长期闭塞,大陆文人无缘前往,而台湾本地文教未施,亘古隔绝于蛮烟瘴雨之中,一直未见载诸诗文。即如连横所言“台湾屹立海上,山川多秀,气候如春;眼底风光,足供吟料,而台人士未知收拾,宁不可惜?”(注2) 两岸通航之后,大陆文人、官员相继赴台,游目骋怀,正如《台湾省通志稿》所刊:“当时海氛初靖,游台人士,身居殊方绝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觉得新奇,故在宣扬清廷圣谟,化导明郑遗民之馀,并及台湾景物,借以扩大内陆见闻,并宣海外风教之盛。”因此,清治初期的宦台诗作“拾掇台湾景物占多” 。
康雍时期的宦台之士,在文学上有一定成就的高拱乾、孙元衡、阮蔡文等人,都有写景吟物诗作。高拱乾是宦台诗人中较早的一位。此前,齐体物其人于公元1691年(康熙30年)任台湾海防同知,有诗数首,如,《赤崁城云》:
特立巍巍控太清,烟霞都自脚根生。
羞为白髮蛮官发,亲上红毛赤崁城。
日月过天疑见碍,鱼龙骇浪尽潜惊。
何堪望断他乡目,沧海茫茫故园情。
诗中在描绘原为荷兰人所建的遮兰地亚城楼耸立于台南之同时,也洋溢着诗人对祖国收复宝岛的喜悦心情,兼及对西岸故里的思念。齐体物隶满州正黄旗,进士及第。他的另一首《海会寺》 也颇具情境:
冷月横斜弔子规,当年黄幄尔徒为。
梁尘尚逐梵音起,幡影犹疑无袖垂。
风雨有时闻響屧,林花何处长胭脂。
是空是色浑闲事,只合登临不合悲。
高拱乾,陕西榆林人。公元1692年(康熙31年)任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理学政。他在台湾任职四年,除编纂台湾府志,还饶有诗作,“岛上谈诗,名宦则以高观察、孙司马为最。”(注3)其间,写有《东宁杂咏》、《台湾八景》及《澄台记》、《台湾赋》等诗文。《东宁杂咏》 中的一首,台湾在诗人笔下是这样的:
天险攸攸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
敬宜帝泽绥群岛,愧乏达才控百蛮。
瘴雾扫开新气定,风沙吹换旧容颜。
敢辞远迹烟波外,博望曾经万里还。
诗中通过描述台湾地理的重要,更多的是抒发台湾归入版图后,诗人准备立足海疆,从事一番事业的宏愿。 高拱乾的《台湾八景》诗八首,是台湾最早的写景诗。八首诗中,以《鹿耳春潮》 最佳:
海门雄鹿耳,春色共潮来。
二月青郊外,千盘白雪堆。
线看沙欲断,射似弩齐开。
独喜西归舶,争随落处回。
这可能是最早写鹿耳门的诗。鹿耳门曾经是郑成功驱荷大军陟岸的台南要津。作者巧用比喻,清新如镜。 高拱乾的另外几首写景诗也各具特色。如,《沙鲲渔火》:
海岸沙如雪,渔灯夜若星。
依稀明月浦,隐约白蘋汀。
鲛室寒犹织,龙宫照欲醒。
烹鱼沈醉后,何处晓峰青。
此诗选择一段特定的时间中特有的情景,如临其境,气氛浓郁。“龙宫照欲醒”句,想象大胆,首尾倾畅。又如,《东溟晓日》:
海上看朝日,山间听晓钟。
天开无际色,人在最高峰。
紫阁推妆镜,咸池骇浴龙。
风流灵运句,灼灼照芙蓉。
此诗清新中见雄阔,读之如身在其间。
孙元衡,字湘南,安徽桐城人。公元1705年(康熙44年)3月去台湾任海防同知,在台任职逾三年。在任时,“诗人所至,阅历岁时,目览耳闻皆为篇什,使其山川、人物、饮食、方隅以及草木、禽鱼,无不吐其灵并面发其光华。”(注4)其诗集《赤崁集》收诗360首,多为诗人在台时所作。《台湾省通稿》称“台湾宦游之士,能诗者颇多,而其作品,无较孙氏之《赤崁集》更有价值者(注5)”。其中多为气势恢宏的长篇钜制,《巨蛇吞鹿歌》 即写当时在台所目睹的海岛奇观:
一岛三千麋鹿场。牲牲出谷如牛羊。
台山不生白额虎,族类无忧牙爪伤。
野有修蛇大如斗,飕飕草木腥风走。
气腾火焰喷黄云,八尺斑龙入巨口。
……
狞蕃骇兽不相贼,奔窜林莽争逃钩。
我闻巴蛇吞象不须咬,三岁化骨何阴狡。
尔鹿尔鹿甚微细,此蛇得之应未饱。
此诗形象地状描出巨蛇吞鹿的过程,它拓宽了大陆内陆写景诗的题材,使写景抒情不再停留于对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静态描写,全诗充满动感,读之新奇而惊心。孙湘南亦多游览之作,如《朔四日泛海赴安平镇》:
海国春回问鹿门,风微浪静爱朝暾。
云屏列翠非孤凤,烟镜浮花漾七鲲。
古堠初依新树色,灵槎远赴碧天痕。
未知铁骑戈船上,落落罛寮水上村。
《赤崁集》中还有许多写花草树木题材的咏物诗,诸如凤梨,巴蕉、荔枝、茉莉、芒果、波罗蜜、刺桐花、三友花、月下香、迎年菊等,凡台湾地方所产主一切,均有所赋。诗人或托物抒情,或咏歌写意,各有发挥。如, 《蝴蝶花树》:
流宕春光烂熳枝,翩翩似醉更似痴。
家家一树锦蝴蝶,是梦是花人不知。
岛内司空见惯、家家都有的蝴蝶花树,在诗人笔下彷彿春华烂漫的少女,憨痴可爱而情韵并生。 这类花木诗形式,短小清新而不含厚重的思想蕴涵和情感寄托。
阮蔡文,字子章,号鹤石,福建漳浦人。公元1715年(康熙54年),任台湾北路营参将。他在台湾数年,遍历南北番社,不仅记下台湾地理风土,而且马背行吟,写成《淡水纪行诗》一卷。 其写景注重地形山水。作为一名军人,笔墨自与一般文人有所不同。如《淡水》一诗,他在注意到“北港内北投,磺气喷天起。泉流热胜汤,鱼虾触之死”的同时,更看到 “全台重北门,非他比锁钥”的战略地位。他的《大甲溪》 一诗,既写山险溪湍,又写自己的巡行生活,带有很强的记实性:
蓬山万壑争流潝,溪石团团马蹄系。
大者如鼓小如拳,溪面谁填递疏密。
水挟沙流石动移,大石小石荡摩涩。
海风横刮入溪寒,故纵溪流作郁垒。
水方没胫己难行,水至拦腰命呼吸。
夏秋之间势益狂,弥漫五里无从测。
往来溺此不知谁,征魂夜夜溪旁哭。
山崩岩壑深复深,此中定有蛟龙蛰。
夏之芳,字筠庄,号荔园,江苏高邮人。公元1728年(雍正6年),任巡台御史。在职仅一年,著有《海天玉尺》。留诗不多,但所吟一绝,却是写台岛第一高峰玉山(3997米)的佳构:
诸峰攒集黛螺青,玉岳如银色独莹。
展拓晴云千万里,插天一幅水晶屏。
此诗为夏之芳的《巡行诗》六首之一。诗中立意不俗,视角独特,比喻别致,突出了中国东南最高峰台湾玉山屹立海上的雄奇俊秀,引人神驰。
康熙末年,民众起义迭起。为加强对台湾的管埋,从公元1721年起,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向台湾派出巡视台监察御史,治台政策有了某些调整。是年,御史黄叔璥自北京来台,叔璥直隶大兴人,字玉圃。大兵之后,巡各地有善政,著《使槎录》。其《过斗六门》 一诗云:
墙阴蕉叶依然绿,珑料桃花自在红。
冬仲向殊春候暖,蛮娘嬉笑竹园东。
斗六门在今云林县境。诗中景致与人物情态相映衬,十分明快。
施世骠,字文秉,靖海侯施琅第六子,官至福建水师提督。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贵之役,统兵入台。《温陵诗记》载其诗一首,可谓儒将风流。其《沧墅晚眺》 云:
薄暮登楼眼,山前落日斜。
晴云低海角,孤屿过天涯。
隐隐灵鼍鼓,迢迢逐浪槎。
牧人歌犊背,凄切入秋笳。
这一时期,写景咏物不再是诗人主要的兴趣点,更多的是描写现实生活与农事田园的杂咏诗,其中还有个别的写景咏物诗句。
张湄,字鹭洲,号柳渔,浙江钱塘人。1741年(乾隆6年)任巡台御史,兼司学政。在台任职一年,作品除《瀛壖百咏》之外,还有各种古体诗数十首。 张湄的诗,最有欣赏价值的是吟咏花草果木之作。写莲蕉 (即美人蕉):
亭亭清影绿天居,扇暑招凉好读书,
怪底绛文出修竹,美人颜色胜芙蕖。
写波罗蜜:
清果菩提绕室香,金色柑桔丽繁星。
更怜斗大波罗蜜,磥砢真同佛髻青。
写柑橘:
枝头俨若挂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
除是土番寻得到,满筐携出小金铃。
由上述诗中可见台湾物产丰富,其瓜果堪比“繁星”、“金铃”。
六十七,号居鲁,满洲镶红旗人。公元1743年(乾隆9年)参任巡台御史,留任二年。作《台湾采风图》、《番社采风图考》和《海东选蒐图》,详记台湾地理、物产、风俗,并“于使署之馀,作诗歌以适闲情”,集为一卷,称为《使署闲情》,中有《澄台观海 》一题:
层台爽气豁双眸,远望沧溟万顷收,
赤雾衔将红日暮,银涛拍破碧云秋。
鲲鹏飞击三千水,岛屿平堆十二楼。
极目神洲缈无际,东南形势此间浮。
全诗八句,囊括了澄台海景的全部内容:沧溟、赤雾、红日、银涛、碧云、鲲鹏、岛屿;海天交映,极其壮观。六居鲁又有咏物诗,《七里香》 云:
雪魄冰姿淡淡妆,送春时节弄芬芳。
看花何止三回笑,惹袖犹馀半日香。
竟使青虫垂翅避,不教昏瘴逐风狂。
灵均莫漫悲兰茞,正色宜令幽谷藏。
七里香为常绿灌木,叶似米兰,花白,遍生岛内,用为藩篱。此处诗人所言,极尽细婉。
范咸,字贞吉,号浣浦,又号九池,浙江仁和人。公元1745年 (乾隆10年)4月任巡台御史,在任两年。著有《婆娑洋集》、《浣浦诗抄》两书。有《再叠台江杂咏》 为《婆娑洋集》中之佳构:
弥茫徼徼辟穷途,飞渡横洋计不迂。
瀇瀁自来瓯脱地,屏藩藉此弹丸区。
灵槎好系扶桑木,赤石谁传瀛海图。
千树刺桐红似火,锦官直欲拟成都。
此诗写出台湾地方特色。视线由外而里,联系两岸及今古。按,“婆娑洋”一词,其后为连雅堂用于《台湾通史序》中,曰“婆娑之洋,美丽之岛”。
钱琦,字湘如,号玙沙,浙江仁和人。公元1761年(乾隆16年)2月,调任巡台御史。“巡台御史之能诗者,若范九池之《婆娑洋集》、张鹭洲之《瀛壖百咏》,蜚声艺苑,传播东宁,而钱玙沙御史足与拮抗,惜无全集可资雒诵。”(注6)其“作品甚多,分载于府县志”。(注7)钱琦的《泛海歌》,全诗八十八句,是康乾时期台湾最长的诗作之一,备受推崇。除此还有登临写景诗,《赤崁城》云:
几历沧桑劫,孤留赤崁城。
有人谈往事,到此悟浮生。
地迥云山阔,时平烽火清。
不妨高堞上,欹枕听潮声。
登临怀古,诗中更多的是抒发感怀。台湾几遭外族劫掠,站在昔日荷人所建的赤崁楼上,想到今日国家统一,于感慨之中,不无欣慰。
朱仕玠,字碧蜂,号筠园,福建建宁人。公元1763年(乾隆28年),任台湾风山县学教谕。素工诗,著有《小琉球漫志》(包括《泛海纪程》、《海东揽胜》、《瀛涯渔唱》各一卷)及《溪音集》等。《海东揽胜》,颇多风山之诗,以其为宦游之地也。寄怀幽险,造句新奇,足为山川增色。其《半屏山》 写道:
兹山名肖形,屈膝裂半曲。
造物憎美尽,怯此黛色足。
自昔蕴情灵,警火鸣逸躅。
猎徒欲买捕,奇兽宁国育。
新曦相照耀,时霪深栉沐。
哀猿啼一声,薇进万茎绿。
再如《刺毯花》,倾吐了海东羁客的幽幽乡思:
凌晨香气沁重衾,远梦难成思不禁。
欲向花前问消息,家门西望海云深。
周凯,道光13年任台兵备道。其澎湖咏物竹枝词二十四首,饶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兹举两首:
滇池翡翠珍如玉,合浦螺珠累作花。
何以此间文见好,人人压戴绿檐斜。
(自注:此物为帽华螺,形如醋鳖,大如指,翠碧色,可作帽饰,又名螺盖。) 另一首《空青》 云:
从来山海孕精灵,钟乳千年百岁苓。
欲觅神仙问真赝,澎湖何处有空青。
(自注:空青产于澎湖海滨,采之中响有沙有水,水淡者治目疾,近多赝物,搏土贮水于中,置海滨月馀即成。)
以上是清治台湾前期宦台员吏的写景咏物之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史期,诗人的兴趣也随时事而有所改变,创作抗英爱国诗文,感时忧国,但也有少量的写景诗作。
姚莹(1785一1853),字石甫,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系姚鼐之侄孙。公元1837年(道光17年)任台湾道,他曾直接参与抗英斗争并立功受奖。著有《东槎纪略》,而诗甚少。《台湾诗乘》 载其诗一首,惟“不知其在台所作欤”(注8)
落日天气清,登楼眺芳甸。
遥岭耸孤青,飞鹭时时见。
微雨林中来,水云白如练。
嘉禾受远风,芳树落馀片。
牧子催牛归,野人荷蓑遍。
何处樵歌起,前山忽暝变。
鸦片战争之后,1848年(道光28年)徐宗幹来台任兵备道(注9)。有集《瀛州校士录》一卷。是时,采俗之风蔚起,竹枝词作涌现,其中也有较好的写景咏物诗。如王凯泰《台阳竹枝词》 中所及:
南天知否是菩提,一例称名佛在西。
不染云霞偏染雾,慈航欲渡世人迷。
(自注:菩提由西人引入台湾,其果色白、中空,状似蜡丸,与南无相似,俗名染雾,今称莲雾。)
以上两首都是饶有趣味的咏物诗,短小玲珑。
采风志俗之属:
清代以来,宦台诗人有过不少表现台湾“奇风异俗”的作品,如孙湘南的《赤崁集》,张湄的《瀛壖百咏》,六十七的《台湾采风图考》和《番社采风图考》,郑大枢的《台湾风物吟》等。近人陈香在《台湾十二家诗钞绪言》中说:“清人奄台,修文偃武,气候逐渐晴朗……但诗风为之一变,士子吟蛮花,咏扢草,进而竞相雕辞琢句,赋沧洲逸兴者有之,猎鲲海风光者有之,人们称之为“乡土文学。”而采风问俗之风在l840年后中断数年,及至1848年4月,徐宗幹来台履兵备道主持当年岁试,“试竣,集海东书院诸生徒于海东书院,旬锻而月炼之”,并录诸生所作“说经、论史及古近体诗文并肄业及之者,裒辑二卷,曰校士录” ,采风问俗才得以继承和发扬。此风至咸丰、同治及光绪初年更是极一时之盛,蔚为大观。这一时期,宦台诗人亦多有“土俗琐事”的竹枝词之作。
高拱乾的《台湾竹技词》12首,各具特色。另有《土番竹枝词》 24首,则专写高山族奇风异俗:
文身旧俗是雕青,背上盘旋鸟翼形。
一突又为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狰狞。
老翁如女女如男,男女无分总一般。
口角有髭皆拔尽,须眉都作妇人颜。
第一首写纹身,从色彩到形状极为逼真,作为中原人士见到如此奇俗,觉得有些“狰狞”。第二首写拔须,又现一异,但作者的主观标准亦己毕现。
孙元衡有15首专写台湾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诗,题名为《裸人丛笑篇》,为其得意之作,“盖以入奇事奇,故诗亦奇也”(注10) 。试举《凿齿》 一首:
短布无长缝,尚无戒施缟,
桶裙本陋制,不异蛮乞老。
老蛮凿齿丧其亲,尔蛮凿齿媾其姻,杂俗殊风仁不仁?
(自注:南海乞蛮帽布裹下体,不施襞积,号曰桶裙。台番似之。乞老亲死,凿二齿以赠永诀;番婚乃凿二齿以定终身。)
张湄的《槟榔》 名为咏物,实写民俗:
睚眦小忿久难忘,牙角频争雀鼠伤。
一抹腮红还旧好,解纷惟有送槟榔。
(自注:台地闾里诟谇,辄易搆讼,亲到其家送槟榔,即可消怨解忿。)
张湄的《气候》 一诗是为后人传诵的佳作:
小寒多燠不霜天,木叶长青花久妍。
真个四时皆是夏,荷花度腊菊迎年。
此诗准确又生动地概括了台湾少寒多热,四时如春、花开无节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六居鲁的《台湾采风图》、《番社采风图考》,皆为采风之作。如《即事偶成二律》 之一:
微茫岛屿片云孤,物产民风事事殊。
绝好饔殄红脚早,天然篱落绿珊瑚。
花无寒燠随时发,酒长琼浆不用沽。
最是良畴耕凿易,欣然醉饱乐康虞。
作者把天云、民风、气候、物事融为一体,颇具创意。“酒长琼浆不用沽”写的是椰子汁 ,用“长”字代“酿”字,可谓匠心独运。
刘家谋1848年至1858年在台期间,“采风问俗,显幽发微,四载不曾稍怠。《观海集》和《海音诗》二书所收有关台湾风土人情之诗,近150首。这些诗篇描写台湾山川文物、岁时年事、风俗礼仪、历史人文、兼及饮食服饰、方言俚语、气候物产、佛寺道观,“引注翔实,足资志乘” 。其采风诗是以学术性为特点的,包含着他对台湾方言、历史和民俗潜心研究的成果。如《台湾竹枝词(之一)》 写道:
台牛澎女总劳躬,八罩何须羡妈宫。
至竟好公谁嫁得,年年元夜学偷葱。
澎湖旧有“台湾牛澎湖女”(谓澎湖劳苦妇女终年如牛负重),“命低嫁八罩,命好嫁妈宫。”八罩、妈宫均澎湖地名,八罩贫困而妈宫 (今之澎湖县城马公镇)稍富;又有“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的民谚流传。刘家谋在广泛采风的基础上巧用民谚成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澎湖的男女分工、贫富分布状况以及婚姻问题上的宿命观。
王凯泰,原名王敦敏,字补帆,江苏宝应人。1875年5月至10月,由福建移驻台湾。在台职间作有《台湾杂咏》32首,《台湾续咏》12首。杨希闵谓其诗“深得古竹枝之遗”(注11)。龚显曾则称道其“诗咸自注,格非竟创,事靡不搜,典足参故”及“响嗣竹枝,深得诗人之旨” (注12)。其采风诗善用比较方法,诸如以台洋之浪比钱塘江之涛,以台湾麻豆柚比闽地平和县的内园柚,以台湾“凤凰蛋”比桂花栗等,表现出对台湾景物的清新感。王凯泰另有《台湾杂咏(之十四)》 ,反映台湾汉人“普渡众鬼,乃中原之遗俗” :
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
却怪红笺贴门首,内山酒海庆中元。
海上犹存朴素风,槟榔不与绮罗同。
无端香火因缘结,翻笑前人制未工。
夏之芳的竹枝词也反映当地平埔族的一种时尚:
牢栓竹篾怕身肥,带带频频减旧围。
爱把细腰谐凤卜,楚王宫里梦双飞。
(自注:番男在十四五岁,即以竹箍其腰,束令极细,以便捷走,方能得妇,及牵手乃除去。)
钱琦有民俗诗多首,角度新颖:
一身拖沓龙摇尾,两足槃跚凤点头。
不论佣夫与贩竖,绮罗各耍斗风流。
(自注:衣服不裹。裤露衣外:名曰龙摇尾。袜不系带,脱落足面,名曰凤点头…悉以此为华美饰观,相习成风。)
行来多露畏难禁,要窃花枝过短林。
为语花阴犬莫吠,侬家自有惜花心。
(自注:元夜女儿相约偷折花枝,谓他日可得佳婿。)
除夕先除一岁凶,门前压煞火云红。
眼看猛虎低头去,不用为文更逞穷。
(自注:除夕用红纸做虎,口内放入鸭血,放于门外点燃。名曰压煞。)短短四句,既说明这一习俗的全部,又有形象生动的状描。
周莘仲(1844-1893)名长庚.又字味禅,福建侯官人。1885年前后,来台任彰化县教谕。著作有《周莘仲广文遗诗》一卷。在台作有《台湾竹枝词》、《阿脂》、《唐维卿观察督学台澎率呈四律》、《玉山》、《火山》、《登大冈山》、《延平郡王祠》、《五妃庙》等。其采风之作,喜摹风情,如《台湾竹枝词(之十一)》 描摹番社婚宴上的欢乐人群,一一呼之欲出:
贺酒生番婚宴罗,双携雀嫂与沙哥。
鼻箫吹裂前峰月,齐叩铜环起跳歌。
郑大枢,福建侯官人。乾隆初来台,作风物吟十二首,略举一二:
海港龙舟夺锦标,缠头三五错呼幺。
行看对对番童子,嘴里弹琴鼻里箫。
(自注:端阳海口或用钱或用布帛悬于竹竿为标,渔舟争取之,为斗龙舟之戏。台湾多漳、泉人,怯海风,用黑布缠头,到处聚赌,盛会尤甚。番童以竹为弓,长四寸,虚其中二寸许,钉以铜片,另系以小柄,以手为往复而唇鼓动之,箫长二尺,截竹四空,通小孔于竹节之首,以鼻横吹之。)
今宵牛女度佳期,海外曾无鹊踏枝。
屠狗祭魁成底事,结缘煮豆待何时。
(自注:台湾向来无鹊。每至七夕士子杀狗取头以祭魁星,又煮豆和糖及芋头、龙眼等相赠遗,谓之结缘。)
黄逢昶,字晓墀。光绪初,游宦来台,1885年有《台湾杂记》刊行,书收《台湾驱寇论》、《上岑宫保抚番禀稿》、《台湾生熟番舆地考略》、《生番歌》、《化番俚言》。1885年黄逢昶作《台湾竹枝词》一百首,“其所引注,事多失实。盖以宦游之人,偶闻异事,喜而记之,遂以为奇,然亦可供谈瀛之资” (注13)。如《台湾竹枝词》(之二十):
家家弄瓦必开宴,庆溢门楣喜欲颠。
包布客来齐入贺,道郎应载美人船。
黄逢昶所记“生女较生男尤为贵重”是台湾“番民”的风尚,“其民男多女少,匹夫猝难得妇(注14)” 。按,黄逢昶语焉不详,竟误为全台风俗。
采风之风自咸丰、同治迨光绪初年相沿不息,采风诗作可谓极一时之盛。然而,台湾的民俗题材毕竟有限.后起的作者不能不感到“取材有限”的困难。台湾的“奇风异俗”几已全在前人著作中有所描述。以竹枝词为例,咸丰初年寓台文人刘家谋作《海音诗》一百首,皆足补志乘之缺,而1885年黄逢昶作《台湾竹枝词》一百首,就难免蹈袭前人之作而兴味索然了。
由是,台湾近代文学的采风之风,在1851年至1885年走完了由势头十足到强弩之末的过程。1885年以后,诗人的活动重点和兴趣所在均已转移,采风之作不再是宦台诗人主要的创作题材了。
三 宦台诗作中的感时记事和民情农况
感时记事之属:
明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乾引倭人掠近海地带,被俞大猷追至澎湖,其后逃抵台湾。明万历末年荷兰人据台湾筑城,迨天启二年又据澎湖。越二年,海寇颜思齐入台,以台湾为巢穴,剽掠海上。翌年,思齐死,众推郑芝龙为长。崇祯元年,郑芝龙降于督师熊文灿,荷兰遂尽得台湾之地。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自江南败归,因何斌献图,以取台湾,荷人溃败退去。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出兵海上,攻克台湾。自此,台湾纳入清朝版图,遂同祖国内陆一体化。其后,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中法战争,宦台诗人都奋笔以书,并投身战争前线。至于台湾一地的风云事件,如农民起义和反抗美日入侵,或如最初的洋务运动等,也都被反映在诗行之中。
清治台湾以后,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宋永清的《赤崁城》 即描写了统一后台湾风清海靖,田园毓秀,岛民兴礼施教的新气象:
城俯汪洋岛屿孤,周遭楼阁倚菰蒲。
一番风雨醒残梦,万顷波涛冷壮图。
戍卒戈船蟠地利,桑麻鸡犬附天都。
闾阎近已敷文教,不是殊方旧楷模。
诗的前四句,写赤崁城的地势与时势。五、六句写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天都”即帝都,“鸡犬”、“桑麻”指农业,代指台湾一切。七、八句写统一后,台湾的文教事业得到发展,民智得到开发,生活渐趋文明。此诗虽以赤崁城为名,但主要不是写赤崁城,而是以它作为一种历史见证。
宋永清,字澄庵,山东莱阳人。 康熙42年(1705年)曾任凤山知县,著有《淡翁诗草》。 台南宁南门下,有五妃墓道碑,刻有六居鲁,范咸之诗。范诗云:
明亡己历四十载,死节犹然为故明。
荒冢有人频下马,真令千古气如生。
天荒地老已无亲,肯为容颜爱自身。
遥望中原肠断绝,伤心不独是亡人。
写宁靖王朱术桂殉难,其王妃随之自殉。这首碑记不仅怀古纪事,亦揉进写景抒情,是情文并茂的墓志铭。
范咸 另有咏史诗多首,有的写零丁洋之败,有的写郑和下西洋,有的写郑成功,包含着比较复杂的思想。如,《再叠台江杂咏》 十二首之一:
西天小寺礼弥陀,故郑园亭日渐蹉。
铜炮风雷金甲动,鲸鱼冠带海门过。
虎鲨夜集贪牵罟,鹦鹉朝游寄负螺。
堪笑揭竿称鸭母,空嗤海外夜郎多。
诗中主要涉及对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对郑成功,诗人沿用了历史传说,无贬损之意。对朱一贵(绰称“鸭母王” ),诗人站统治者一边,取否定态度。
杨廷理,字甦斋,号双梧,广西马平(今柳州)人。 乾隆、嘉庆年间担任过台湾海防同知、台湾知府,参与平定林爽文、蔡牵、朱濆起义。公元1812年(嘉庆17午)任噶玛兰通判。著有《东瀛记事》、《噶玛兰记略》和《东游诗草》。澎湖地脊民贫,风灾频仍。乾隆55年(1790年),杨廷理赴澎赈灾,途中艰险,作诗以志:
为议澎湖赈,劳予百战身。
风波经乃觉,天佑祷逾神。
浪息鱼龙静,光开日月新。
不知漂泊者,曾有未安人。
庆保,满洲镶黄旗人。 1801年(嘉庆6年)以泉州知府署台湾道,不久离任。嘉庆10年10月,再任。逢蔡牵之乱,督励士民,守城御敌,临别以诗志感:
三来海上听涛声,几度传烽彻夜惊。
独出有身驱怒马,重围多恨失奔鲸。
烟消岛屿初安市,雨洗郊原已罢兵。
留语东瀛诸义士,艰难还赖尔干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揭开了近代史的一页。宦台诗人与本土诗人一道,不仅在战事中立功受奖,而且拿起笔来或记录战争风云,或怀念抗英将领,或拒绝屈辱卖国的《南京条约》,充分体现了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
鸦片战争,清廷败绩。台湾抗英将领姚莹、达洪阿竟因功获罪,押解入京。“一时中外作诗著论者甚众” ,岛内诗人纷纷赋诗送别,或纪功或怀念,情词感人。
何竟山,字澄,浙江山阴人。1875年随王凯泰游宦来台,作《台阳杂咏》 24首,其第十八、第十九首写光绪初年之台湾洋务。诗云:
年来事事法西英,更仿洋操主练营。
电线已看传信速,火轮尚待置车成。
格林炮购新时样,来复枪嗤旧日名。
城社凭依狐鼠狡,无端民教起纷争。
作品反映了现代科技最初进入台湾的情况,及其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对洋务之兴怀着喜忧参半心情,表现出诗人的科学思想和政治远见。
何敬臣,名如谨,广西桂林人。 1888年(光绪l 3年),任恒春知县。有《秋日谒延平郡王祠》 八首,略举一二:
投戈旧部久寒盟,痛哭神州一旦倾。
两岛甲兵逾十万,固应雄略胜田横。
鹿耳鲲身旧战场,羁图曾此感兴亡。
延平伟业今何在,賸有寒潮送夕阳。
1874年,日本挑起侵犯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沈葆桢(1820—1879)来台督办军务,其后曾再次渡台巡防。留有诗作《和韵》 ,记载当时感想:
既为封服贡王城,突起狼心欲恣行。
鱼游釜中忘自弔,歘来谈笑说延平。
又一首:
东方保障镇海间,大海为池城本山。
蠢尔东洋小日本,纷纷鸟语一弓弯。
诗中洋溢着豪迈情怀以及对日倭的蔑视。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侵略者悍然将战火蔓延及于台湾海峡,东南海疆成了中法的主要战区之一。诗人们用笔记录下对异族入侵的痛恨和对抗战将领的敬意。
张景祈,原名左钺,字繁圃,号韵梅,又号新蘅主人,浙江钱塘人。 曾任淡水知县。著作有《新蘅词》和《繁圃集》等。
1884年8月5日(旧历6月15日),法舰首犯台湾,张景祈有《甲中初夏法夷伺台北,兵轮游奕不绝。6月15日攻毁基隆炮台,旋踞口岸久而不去,书此志愤》四首记述其事。诗中云:
蕃夷争互市,草木染馀腥。
坐使神州地,狼峰满目青。
接连不断的外国窥伺和入侵,特别是日本和法国两次大规模进犯,使清政府认识到台湾是“南洋之枢纽”、“七省之藩篱”,乃于1885年(光绪11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决定台湾正式建省。1884年刘铭传(1838一1896)为督办军务来台。1885年出任台湾首任巡抚。在台6年,于台湾兵备、文治、拓殖等良多贡献。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淮军出身。 主持台政时诗作所遗不多,《战归》 一首反映三军将士奋勇杀敌的冲天气慨:
闲道行兵计出奇,行教流寇见王师。
旌旗影变风云色,盗贼头悬生死时。
战罢大刀馀杀气,令严万马不骄嘶。
三军气壮劳无厌,远役归来力未疲。
唐景崧(1841一1903)字维卿,一字薇卿,广西灌阳人。1885年10月,授台湾兵备道(兼理提督学政),1894年署台湾巡抚。著作有《请缨日记》等。其诗以直言率真见长,如:《赠丘逢甲诗》
一年不见丘才子,今日相逢喜欲狂。
沧海龟龙神变化,秀才文字忆商量。
听涛亭上灯如昨,觅句堂前酒真香。
从此诗人须破例,勋名待出水曹郎。
诗中无一语做作,真情毕现。
胡传,字铁花。安徽绩溪人。 于1891年游宦来台,先后任全台营务处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等。在台所作《禀启存稿》,被其子胡适誉为“最详细、最切实的全台游记和全台兵志” 。所作诗词均佳,如感怀记事的《秋兴(之八)》:
沧桑世变问谁何,铁戟犹存任洗磨。
戎伏绿林宵柝警,浪翻碧海敌船过。
吴宫教战空三令,汉代诠才有四科。
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
1894年,日人挑起侵华战争,此战中方失利,遂命北洋大臣李鸿章赴日媾和缔约,约割台湾。当时任台湾兵备道的陈仲英赋有《感时示诸将》 四首,以励士气。诗选二:
郑氏归仁二百年,王师渡海扫烽烟。
廛无夫布宽征市,户有丁男尽力田。
黔首终身成异俗,弁髦何日戴尧天。
漫云殊域无知识,纵叩重阍亦枉然。
上相东行一叶舟,五更笳鼓起舵楼。
大名已自垂千古,此错何堪铸九州。
玉帛先将迎归雁,河山权作犒师牛。
有谁哭向苍天问,万里孤臣海尽头。
陈仲英名文騄,直隶大兴人。 1892年来台,先后任台湾知府、台湾兵备道。他在诗中痛斥朝廷“主和派”诸臣,并用郑成功的业绩激励台湾军民。慷慨激昂,义正辞严,一时和者甚众。然而,甲午之役,清廷一纸割台,拱手将锦绣河山让于日人。自此,台湾同胞沦为日人臣虏达五十年之久,宦台诗人之作也因这样的历史遭遇而消失绝迹。
民情农况之属:
宦台诗人的作品,除了咏史写景,采风志俗之外,自必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情农况之作以及乡俚村俗、遇灾赈济的记述。
孙元衡,在台任职“逾三年,慈惠爱民” ,有善政。在与台湾人民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写了许多农事诗,对埋头耕作的农民生活与命运,表示了应有的关切。如:《田家》、《山家》、《渔家》等,或写农民凭借天时地利、辛勤劳动,或写山民开山辟地、养鸭饲猪,或写渔民晒盐捕鱼,靠海仰天。于笔下展现田园生活的同时,孙元衡也看到农村生悲苦的一面。举如,《村居》 :
销兵厉海禁,两廛无一釜。
迩乃逢宽政,锄犁满场圃。
颇闻好事人,煅为剑与斧。
抒悃三十年,馀风犹好武。
愿学一人敌,日中庭上舞。
诗中指出了战乱对农事的影响。再如《咏怀》, 又道出了农家的劳苦与贫寒:
辍耕且容与,南亩已半荒。
良田兹螟螣,不及莠与稂。
稂莠宁可舂,惰者安其常。
勤动长子孙,如国思富强。
大田本多稼,淹化麋鹿场。
官府日夜急,徒为后世秧。
食力且不给,荣利焉能长!
此诗通过描写官府强令把大田改作养鹿场,反映农民生活难以为计,甚至连吃食都不得保证。
周凯,字仲礼,号芸皋,江西富阳人。1833年(道光13年)由福建兴泉永道调任台湾兵备道,兼台湾提督学政。作品有《内自讼斋诗抄》等。
1832年(道光12年)8月、9月,澎湖因遇旱灾造成空前饥荒。次年,周凯奉檄从厦门去澎湖赈灾,海上历尽风险,写了《乞风行》、《勘灾》等诗。《勘灾》 诗云:
大澳澎湖一十三,海山断续海东南。
墙堆老古石犹白,菜煮糊涂粥亦蓝。
牛粪烧残炊榾柮,鱼粮久绝摸螺蚶。
剧怜人与鲛人似,可惜水丝不育蚕。
(自注:以海藻鱼虾杂薯米为糜,呼糊涂粥。)
诗中描绘受灾后澎湖人的艰难困顿,以诗人的角度表现了同情与体恤。周凯作的台湾竹枝词中亦有些农事诗,例如:
谋生大半海为田,也把犁锄只望天。
种得高梁兼薯米,七分收获已丰年。
诗中写出澎湖一地贫瘠,农民亦农亦渔的特点。周凯记于赈灾途中的诗作,通过叙事性的真实描述,表现出天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是一幅带血带泪的民情图:
坐定问疾苦,父老双泪流。
谓遭去年旱,颗粒不得收。
谓遭去年风,禾麻皆无秋;
谓遭去年雨,咸水飞飕飕;
谓遭去年寒,肢体成伛偻。
觅食无去所,讨海难自由。
非惟人死伤。灾及鸡犬牛。
听了农民这番哭诉,作为赈灾大人的诗人马上说:
闻言心孔悲,我亦涕盈眸。
告民且勿忧,圣恩实周赡。
大吏闻报书,风夜咨昏垫。
遍灾已入告,命余来勘验。
府库出帑金,实惠定遍沾。
既已济尔食,且当贷尔欠。
况有台阳米,两地相并兼。
薯干与金钱,可以资属餍。
劳民远挂念,尔民其少安。
暂归尔澳堑,明当发仓储。
诗人运用写实手法,采取叙事的形式来写,并开始注意场面描写与人物形象刻划。然其诗叙述多于抒情,稍欠剪裁。
宦台诗作中的农况诗既表现了一部分来台府吏对农业民瘼一定的关心,又具有史料文献的价值,从中可以了解到清治前期台澎地区农业的一些情况。
四 宦台诗作的时代背景、人文思想和艺术特征
国人之发见台湾,远在三国时代,而人文演进,则是近四百年间事。明末文士沈斯庵渡海来台所引传华夏文艺的最初薪火,仅是星星点点而已。1683年康熙平台,东南海疆归复版图,翌年在岛内设县,大陆官员渡海赴任,宦台文学的主流自此肇始,国学种子亦由斯发端。
从16世纪到17世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正处于野蛮的资本积累和殖民掠夺时期,而中国正值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经济内部则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中国是亚洲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在这个强大帝国的统一管辖之下,台湾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不虞任何外力的干涉;垦荒移民,广施文教,百姓们脱离了战乱,在筚路蓝褛以启山林的辛劳中尚能安居乐业。这时期,台湾虽然发生过几十次农民起义,其中朱一贵、林爽文和张丙等人三次起义都席卷台湾全岛,震撼全国,但并末真正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在清治前期的160年里,宦台诗人能在这片新辟的土地上以平和的心境吟咏台湾的地理、山川、气候、花草、虫鱼,描摹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作为地方官吏,他们还写下了许多巡行和农事诗。
这段时期,祖国的传统文学刚刚在这片从未开垦的土地上萌生、滋长,诗人多属大陆去台,而本土作家尚在少数。此一时期的诗作相对比较从容,偶尔会有表现诗人自己的闲情意致或思乡怀旧的情感。农事诗方面,较多体现了这一时期台湾重视农业垦荒,百姓从已往的靠海吃海渐向半耕半渔转化,但这时的作品多少有些粉饰太平的倾向。对农民起义避而不谈或持否定态度。同时,也还未能更加深入到乡里百姓中,去描写民生疾苦的层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疯狂的殖民侵占,中国进入了多灾多难的近代史期,封建统治的大厦岌岌可危。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分别于l840年6月8日、184l年8月16日、1841年9月13日和1842年1月30日四次侵犯台湾,当时在台湾活动的主要诗人姚莹、熊一本与总兵达洪阿共铸战防,击退英军。此时宦台诗作大多记录战争风云,怀念抗英将领,或抵御鸦片流毒。记事述志,情辞激愤。这时台湾本土文人辈出,著名的有郑用锡、林占梅等。
腐败昏聩的清季朝廷,完全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大举入侵。台湾地隔重洋,一方孤寄,更因其丰富的物产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致帝国主义的每次进犯,台湾每当其冲,未能倖免。
鸦片战争以清廷屈辱投降而告终。于此之后,帝国主义的入侵接踵而至,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内陆传教和内河通商外,还承认外人管理海关和进一步开放若干通商口岸。其中包括台湾和淡水两口(按,“台湾”为当时台湾府,即今之台南,其港埠称安平),不久又增辟了鸡笼(基隆)、打狗(高雄)两口,所有海关行政悉由英国税务局一手把持,清政府无权过问。于是,台湾经济很快带有半殖民地色彩。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中断了数年的“采风问俗”的风气又因《瀛州校士录》的发刊而风行起来,作诗者又多为来台文官,致此风一直延续到光绪初年才渐衰落。
1874年有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随后清廷赔银数十万两,日军方始退去。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者悍然将战火蔓延到台湾海峡。进犯基隆,炮轰基隆、淡水炮台,台湾成了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区。在这种请势下,反映中法战争的诗文作品应运而生,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对异族入侵的痛切。
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阶段的宦台诗作不再有从前的闲情逸趣,更多的是隐含着内忧外患的战争内容,悲壮激越,体现了爱国主义的一贯传统。这一时期,宦台诗人
与本土文士彼此交融,互相唱和,关心朝政和时事。当然,不同的阶层利益,使他们有不同的关注点。
1885年台湾从福建分立出来,正式建省,此时汉族人口己逾250万。中法战争期间来台督办军务的刘铭传出任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现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很早就提出了“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励人才”的主张。在其抚台六年(1885—1890)任上,对台湾的防务、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大幅度兴革,台湾面貌焕然改观。这是清代统治台湾二百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改革,使台湾在甲午战争发生之前的八年间,于兵备、拓殖、文治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米、糖、茶、樟脑的生产与输出突飞猛进,为台湾社会蓄积了可观的商业资本。
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振兴,“从抗英到反帝,从改造封建制度以图自强,岛内作品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及深沉的救亡思想性质,形成台湾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高潮”(注15)。一时岛内诗社纷立,开始有初具雏形的文学流派;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宦台作家与本土诗人共结诗社,互相唱和,如斐吟社初期成员有唐景崧、施士洁、倪耘劬、杨樨香、张漪绿等人。其后又有许南英、丘逢甲、汪春源、郑鹏云等台籍诗人和谭嗣襄、罗大佑等来台游宦之士参加。宦游文士与本土诗人合流,已不同于此前两者各自组社的格局。
台湾建省初期,游宦之士以击钵联吟为主的文学活动,也在台湾近代文学史上发生了影响,但自此之后此类诗作已不复占领台湾文坛主位。
1894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10月唐景崧受命为台湾巡抚,统领台湾军民积极备战。1895年3月15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攻克澎湖,台湾本岛尚未接战,清廷即在日本下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依该条约之第二条第二款,台湾与澎湖列岛“永远割让于日本” 。台民闻讯,“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时任台湾兵备道的陈仲英作《感时示诸将》激励台湾军民保乡卫土,许多诗人以“闻警”等为题表现忧国之心和抗敌之志,并有直接投身于抗日最前线者。
当清廷决意弃台,日军登岸的情势下,台民群起浴血抗日,而唐景崧等大陆籍官宦,纷纷弃台内渡。台湾自此被日本奴役达半个世纪之久,宦台诗唱也在悲歌声中哽咽而绝响。
纵观宦台诗作二百馀年的历史,它是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关联的。宦台诗虽写于中国东南海上一丸之地的台岛,但从其走过的轨迹,我们既可看出封建社会日益走向末日的动荡与灾难,也理解它作为东南屏障而孤自验历了与祖国大陆不尽相同的耻仇。
阅时二百馀年的宦台诗作,是有清一代中国传统文学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最后的收获,是中国人文的传统表现手法与台湾一地的特殊情境(历史的、自然的)相交融的产物,是播布两岸中国文学花粉的历史信风。
追溯台湾文学的发端,在于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的17世纪中叶以降。其作者,一类是不满清朝统治,投身郑氏政权的明末遗臣、儒士,另一类则是清统一台湾初期来台任职的宦游员吏。前者的文学活动如东吟社,仅只22年而已,未成气候。其后宦台作家或结社,或办学,或述异,或修志,所有酬唱和撰述基本上属于述怀和探俗两大类。且不论其为述怀还是探俗,所秉承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歌传统。从而可以推知台湾本土文学的播种乃至国学的肇基,都无法抹灭他们渡海薪传的历史足迹。
宦台诗人本身绝大多数为循科举制度致仕的朝廷命官,因而他们的内在素养和言行规范,自然葆有隋唐以来衍自中原的人文传统。而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宦台诗作使用的是汉语,这一语言形态以及潜藏于这一文学语码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基础、思维方式,以及提升于语言之上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等,也都被移植到台湾的诗作之中,使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纯正的民族传统。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积蕴,在台湾一隅终于萌芽生根。因此,宦台诗作的第一特征,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
有清一代领台二百馀年,在前一百五十年里,台湾社会尚能处在安定的环境中发展生产,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这东南海疆便为祖国承受近代期的列强侵扰,硝烟弥漫,生民涂炭。此前,早在 1580年(明万历8年),西班牙殖民者即率先开始他们在台湾的殖民活动。继之,东洋和西洋的武装力量又屡次进犯,并曾一再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台湾文学自萌生起,即赋有确切的反殖爱国的理念。到了清代鸦片战争更直接地表现为抗英禁烟、保疆卫邦的斗争。这些宦台人士虽然背井离乡,但是身为一地官长,爱国忠君、守土卫民的责任感使他们挺身而出,与台岛军民同仇敌忾。其情之切,恨之深,感人肺腑,所表现在诗行间的,便是深沉的救亡意识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此一历史精神条件,垂直地启发了其后中日甲午战争下的台湾文学。”(注16)
再者,宦游文士远背故土。渡海来台,自必产生飘泊心态和怀乡情绪,他们的诗行间濡染着或浓或淡的离愁色彩,常会有“远梦难成思不尽”、“西望家门倍黯然”的慨叹。这种心态和情结,无论表现在采风问俗的笔记或者述怀明志的韵文中,都为这一文学母题丰富了内涵。
按清廷规例,来台府吏大致任期三年,因而宦游者多认为台湾仅是暂留之地,于是短期逗留心态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往往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反映当时汉蕃杂居的台湾移民社会的现实,而多流于表面。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前,较多个人感伤、呻吟之作,且仿古多于创新。这点与同时期的大陆文坛风气,并无二致。不过,由于置身这块洪荒初辟的天地,客观较之于主观的感受毕竟与大陆不同,创作也就有了崭新的层面。因而宦台诗作便以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色彩互补地表现出中华民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尤以鸦片战争之后的诗作,多与感时忧国相联系,使人嗅觉到时代的气息。其思想明确,遣词直白易懂,且隐约显现出传统文学向现代演化的前兆。
民情风俗是民族文化的构成基素,台岛原居民平埔族和高山族民俗又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极具特色者,这自然会引起宦台员吏和文士另眼看待,以其具有审美和民俗学价值而收入笔端。尽管有些作品的意识稍欠超颖,但内容所涉猎的点和面,终不负当世文学创作者己身历史性际遇。
宦台诗作为台岛文学的出发脚步,其数量、质量和艺术水平颇有可观。再就其传播与延伸而言,通过有清一代宦台诗作的史绩,我们看到中华文艺思潮的脉流,自此浸淫着三百载以还的台岛人文生态与文学情思。
结 语
台湾自来是中华文化继承和发展之域。中原文化对台湾的影响,远溯上古时期,然而真正在这片新土上播种,却是明郑以降的事,其进行全方位的耕耘,乃在康熙统一台湾之后。我们把台湾放在中外历史的大背景下.用文学这个窗口次第进行观察和研讨。
作为17世纪祖国文化传播媒体的宦台诗作,是台湾文学胚芽初绽的叶瓣,是中华文艺的海上序章,是国学在东南海疆的历史初貌。对于这一历史性的文学作品进行整理研究,使我们更加明确台湾人文与大陆母体的血脉渊源,了解台湾社会由洪荒到开发,由移垦社会向文治社会演进的过程,以及一旦国际风云变幻,海峡两岸休戚相依,共同奋斗的经验。
本文试就已蒐集的清代治台210年间宦台诗作的内容.循着史程演序,将其分期别类,并将之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创作的时代背景到人文思想及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论述,俾便更好地掌握台湾文学的古典传承关系及台湾本土文学的基本发展规律。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宦台诗作,虽已成为往事陈迹,然于传播祖国文化、介绍台岛原貌和奠定台湾国学基础方面,其史不可湮,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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