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志书可读性的探讨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读记
陈齐金
任何著作都要增强可读性以吸引读者,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方志作为一种特定的综合信息载体,更要蕴含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让读者乐于阅读,读得明白,读得有趣,开卷终篇,爱不释手。
增强可读性,各种文体自有章法:文学作品可虚构人物情节,工作总结可交流经验教训,通讯可借助描写抒情,史书可以结合记述议论……方志却只能直述事实,“述而不论”。可见,方志增强可读性会有一定的难度。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下面简称《康熙志》)的主纂者赵衍,出身书香门第,饱读四书五经,有扎实的方志基本功;中过进士,当过县令,具有居高临下、深中肯綮的优势;又是土生土长的东阳人,娓娓道来,分外亲切感人,在可读性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关于方志在结构、题材、文辞、形式方面增强可读性的诸多论述与实践,值得我们二轮修志工作者研究并借鉴。
篇目设计 周至简明
方志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价值就在它蕴含的各类信息,人们读志都想从中获取自已需要的信息。所以,卷帙浩瀚、门类繁复、容量巨大的方志,如果开卷便展现的篇目周至简明,便予读者查找,就必定能吸引读者,增强可读性。《康熙志》主纂赵衍深谙这一规律,他在《序例·卷目》中说:
至如郡邑之志,未有从而寓目者,虽有博雅之儒,或当前而不御。何者?以其书之繁且杂也,而莫与怿其目而厌其心。夫惟开卷厘然,有所触于中而动,求其故于某卷某条之中,如取如携而得之,当必有欣然于其际者,易其厌倦之心,而授之以兴起之意。
为什么有些内容丰富的方志,竟然引不起“博雅之儒”的欢喜而认真阅读?原因就在缺乏一套周至简明、有机相连的篇目。所以,赵衍在设计《康熙志》篇目之前,统览了历代东阳县志,还研究了同时代的金华、兰溪、义乌等县志,他分析说:“枫山先生辑《兰溪志》,所提总纲凡四条,可谓约而该。《金华志》增《艺文》,亦未为不当。”认识到“其识到者,其体自纯;其学该者,其言不苟”,觉得见识周至、学问完备是前提,只有熟谙方志理论,稔熟东阳地情,才能编出附合东阳实际的优秀篇目。他在设计“总目”的同时,还创造性地设计了“卷目”,他说:“总目者,各志所有,是所同也;卷目者,各志所无,是所独也。”,这样,“比之金、兰则已増,较之各邑则加简,此新旧提纲所以异也。”怪不得时隔几百年的我们捧读《康熙志》,从“总目”方便地找到大的分类,再从“卷目”找到细的条目,还如遇故人,倍感亲切。
赵衍除创造性地采用“卷目”外,还将每一个条目细加辨析,逐字落实。在《序例·酌定款目》中,他列举了以前某些方志“以物产为土产,以风俗为土俗,以惠政为恤制”等二十五个条目不甚妥当的名称后,指出这些篇目名称“或过于文,或过于质,虑其那移,而反不免于牵合矣”。自信地指出“今志提纲分目,共计七十余条,虽不能尽采诸家之长,至于明白易晓,确当不移,拟议毋使不伦,因袭毋令不切,则庶几焉。”可见,《康熙志》简易明白而引人入胜的篇目源自赵衍审慎的科学态度。
内容选择 追求特色
方志不仅要共性相通,更要个性相异,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可读性。
方志的题材很多很广,不外乎是写过去的事,记载过去的事实或某种事物、事件的发展过程。《康熙志》的篇目,囊括了东阳的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社会人文、历史沿革,特别增设了历代《东阳县志》未设的二十余项条目,赵衍在《序例·增定事例》中介绍:“凡郡邑通行志例所有,而本邑旧《志》所无者……约计凡二十余条,皆郡邑中深切着明之务,搜罗摭采,几于纤悉无遗。”难怪当时的东阳知县俞允撰为《康熙志》写序言称:“博览昔之传纪,无有遗佚;参订今之事实,曾未滥登。”当时的金华知府张荩为《康熙志》写的序言更是感叹:“自汉宁建邑以迄于今,其间因革、废兴、吏治、民生、山川、人物、风俗、畜产,班班具在,岂尽故老之流传欤?所赖以不坠者,此物此志也!”充分肯定赵衍《康熙志》取材的全面。
那么,怎样体现东阳的个性和特色呢?在《职方类十一·风俗》里借“永之书”的话分析金华各县风俗的特点,说:“东阳之俗文,其弊也饰;括之俗武,其弊也悍;武义之俗质,其弊也野;义乌之俗智,其弊也黠。”在《风俗》中记述了“士”“农”“工”“商贾”“僧道”“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冠”“婚”“丧”“葬”“祭”“岁时”等十六种条目,记载“工”的只有102字,记载“商贾”的仅有79字,而记载“士”(读书人)的有656个字,仅次于风俗的重头篇目“岁时”。为了表现东阳“文”的特色,赵衍更选择了如学校、名贤、艺文等篇目详写,他在《序例·学校》中特意说明:“盖稍仿《通鉴纲目》,更立义例,或大书,或特书,以振起斯文,鼓舞来学。如勅谕、教条等项,有关于人心士习者,悉表而出之。旧无而今创,所谓特书也。历代修建,亦大书之。奖借义士,扶植颓风,或在乎此。”东阳的名贤儒学、艺文群书、黉门孔府等都留下了详尽的记载,可见编纂者为表现东阳风俗特色“文”的良苦用心。
对于东阳风俗人情之“弊”,赵衍同样毫不留情地披露,在《风俗·朋友》中分析东阳人的朋友关系时说:
(东阳人)其类不一,其情不齐。大概所称道义之交甚少,而势利之交亦不多。寻常往来,情面则通行者已,顽伙博徒不在此列。《乌志》亦言之:“东亲戚不如义相识。”此言良然。然大半皆人事,非纯任地气也。乌人世经商他处,远至京师,着藉不啻千家。他乡故知视同骨肉,势使然已。而什一之利,时复倍蓗寻常,壮士黄金,易为颜色,故凡经营名利,以逮吉凶患难之事,彼此相亲,尔我相顾,为东人所不逮。
与义乌人的朋友关系比较着写,对东阳人情之“弊”,既有不客气的披露,又有中肯的原因说明,让人心悦诚服。
保留诸说 显示识见
方志记述的材料,时间有远有近,一般要求“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但是,有些事关重大、鲜为人知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旧事件犹如陈年老酒,年代越远,其醇化的程度就越高,越能激起人们对其真实面目的追寻和个中原委的探求。这样的题材经过精心雕琢,就会跃然纸上,具有更强的活力,提升方志的可读性。《康熙志》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现略举一二。
首先,关于县邑初建时县名的记载。《康熙志·建置》言:
汉兴平二年,初置汉宁县。……《郡志》:“汉献帝兴平二年,置吴宁县。”旧《志》因之。注云“时孙吴据之,故名。”
赵衍认为《郡志》的说法不对,他作出考证:
按《通鉴》,兴平二年,孙策方渡江,而东犹采石也。是时会稽尙为王郎所据,至建安元年,策始渡钱塘,取会稽,降王郎,自立为会稽太守,相去有年矣。谨按浙《通志》:“汉献帝兴平二年,太守许贡奏分乌程置永安县,析诸暨水门村置汉宁县。”固历历也。
赵衍根据经典史书的记载,加上自己的理解,认为初建县时,县域尚未属吴,怎可能取“吴宁”之名以寓“吴地安宁”之意呢?据此推断,县邑初建时县境仍属汉,县名应该是“汉宁”。编者采用的手法是“明断”。
再看有关小地名记载:
桃陶二字不同 前《志》曹冠《志喜楼记》:“桃岩之崒嵂”。徐次铎《西岘记》“于南则有西清、陶岩”。桃、陶二字不同。《白云洞志》:“陶岩在县南五里勒马峰西,昔陶弘景尝登此山,因以得名。”不知何据。按《孙游岳传》:“门弟子百余人,惟弘景为入室。”而史传所称,弘景遍历名山,访求仙药,其登此山,想当然已。弘景为武帝所重,时谓之山中宰相,即以其姓名之,固宜。而今时俗率称桃岩,以其象形也。象形在目前,而陶之取义,亦非无谓,两存之可矣。
采用的手法是“两可”。
东阳土城的修建时间,隆庆《东阳县志》记载:“其迁于今治,不知为何时也。旧有土城,周十里,中为子城,岁久而圮。”土城与子城连在一起记载,没有交待修建时间。赵衍认为《东阳县志》应分别交待土城、子城的修建时间,不能合并一起模糊记载;又苦于史籍中找不到修建土城的确切时间的佐证,所以《康熙志·职方类四》记载:“城郭:邑旧为土城,周十里,不知始于何时。以所闻度之,当在复建之后,非汉时所建汉宁旧址矣。……中有子城,唐末沈彝宪筑。”因为只能推度初筑土城的大概时间,不能确切地裁定时间,采用了“沉疑”的手法。
历史书或旧方志难免会有误载,即使是已经被历史证实是错误的,为了如实反映史实,赵衍还特意在《序例》中列一栏“误载同载”加以说明: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名人达士,垂声简策者,人得而慕之,亦人得而私之。盖自浙《通志》而下,郡邑诸志,先贤姓氏误收误载者颇多。准之以本志,则有本邑之人而误收误载于他志者,亦有他邑之人而误载他志、误收本志者,龚孟舒、王象之金华误收,舒元舆兰溪误载,滕珦兰溪误收……凡若此类,本传亦已叙明,而各志之误尙相承袭,是不可以无辩。
以上的记载形式各不相同:对于通过核查结论明确的,明断之;对于各自有据莫衷一是的,使“两可”;对于通过校核尚无结论的,让“存疑”;虽有结论,但有争议,让“同载”……《康熙志》中记载的那些时间久远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记载,既表现了赵衍尊重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又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
文辞精悍 出格入格
编志有许多规矩,志人习惯叫做“格”,如“志体笔法”、“述而不论”、“不越界而书”、“下限一刀切”等,常常有人在提醒纂志人不要“出格”。但是,赵衍在《康熙志》中却经常玩点“小调皮”——纂志之笔游离于“出格”“入格”之间,且看以下几段:
①成隆二志异同:《成化志》当宋元草创之余,以缪侯之贤,有纂修之事,遗书旧编稍稍间出,秉笔之人不知裁择而惟务其多,如贫家子骤取富,钱谷什物,厝置未能悉当,往往委积于地,以成红朽(陈腐变成红色的米粟),见之者以为厌,则遂举而去之,而不知其为生民日用需也。
②兴济桥:即义乌之东江桥也。地不属本邑,故不得与桥渡并书。而本邑屡有修建,皆不吝千金以从事于此,是有未可泯者。文记甚多,特录其一以概之。
③薯蓣:俗谓之薯药,盖以类山药也。味与江北同,然不入药。另一种为甘蓣,俗名红山药。种法:凿坎方广令深,但壅土而已,不须锄治。用力少而利多,一亩可收数十石,东民未有此种也。
④物产:别种荞麦,与二者不同。白露前撒子,至霜降后收。开花、结子、收刈皆以十八日为期。或经霜则败,故俗又名花麦。农家以此为救荒之谷,岁旱则此谷易生而有收,盖地力未尽故也。《农政全书》曰:“撒种后即须以粪草盖之,种须漫撒,稠则结实多,稀则少。”邻邑诸暨多如此。本邑以省子而垦种,故所收不及其半。此等亦当知之耳。
⑤盆山洞:盆山之麓,昭明庙前。相传梁昭明避谗隐此,故其地名王隐坑。所遗金钟,绍兴中曾献于朝。又洞口有石如盆,广二尺,深尺余,水盈其中。夏日,过者汲饮,数百人不竭。偶有人以足濯之,忽深几溺,因疾走得免云。
初看文段,①段“贫家子骤取富”的多句设喻和⑤段“偶有人以足濯之”不是“志体笔法”;②段义乌的“兴济桥”是“越界而书”;③段记述当时东阳还没有的“薯蓣”,似“突破下限”;④段“农家”后的文字属于“述而不论”之“论”。但深一步想,对待编志时遇到多而乱资料时或胡乱“委积”或全部“去之”的两种态度及其危害的叙述,还有比①更简约明了的吗?②段的“兴济桥”从地域讲不属于东阳,而东阳人“不吝千金”为义乌造桥不正是表现东阳人“大爱”精神的最好题材吗?推介③段的“薯蓣”给东阳百姓,介绍④段“荞麦”的正确播种方法,正是方志最基本的“资治、教化”内容,我们也从中得知在赵衍编写《康熙志》的康熙十六年东阳还没有种植“薯蓣”,不也起到了“存史”的作用吗?可见,这些似乎“出格”记载的内容,不仅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还表现了东阳当时“地情”,既是表现了赵衍运用方志“规矩”稔熟、灵活,也表现他为民修志的一颗丹心。
⑤段“偶有人以足濯之,忽深几溺,因疾走得免云”,寥寥十七字,增添了些许情趣,也是赵衍深厚文学功底在编写志书时下意识的流露。
一本出色的方志,还应该充分利用志、纪、传、图、表、录等文体,做到体例相配适当,图文融合自然,才会吸引读者。赵衍在《序例·増刻诸图》中说:
古者左图右书,其并重乎!盖凡四方之志,皆谓图经。是所先在图,而志以佐之云尔。秦汉以还,所谓书者日多,而图者益寡,失古之意矣。旧《志》一图,仅成故事。而各志中颇有精详工雅,近于古者,辄仿之而列为九图,用以参观,非徒悦目。
尽管当时绘制、印刷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康熙志》还郑重其事地描绘了“疆域总图”、“城郭图”、“县治图”、“学宫图”、“郭乡图”、“东北乡图”、“玉山乡图”、“西南乡图”等九幅,使《康熙志》从外观到内部设计有一个和谐的格局,让读者兴味盎然,不忍释卷。
增强志书可读性是志书编纂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从编志一开始就应将它置于应有的位置上。但强调志书可读性,也要防止走偏走反,必须掌握好“度”。赵衍在《序例·酌定款目》中说:
文胜则史,质胜则野。邑乘之体近于史矣,而为雅俗所同,则以参乎二者之间,合乎自然为贵。
这里,赵衍化用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之句,认为:文饰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质朴胜过文饰就会显得粗野。把“邑乘”(县志)和“史”进行比较后,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合乎自然为贵。”语义和清代杰出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上》提出的著明论断“因事命篇”如出一辙,但时间要比章学诚早近百年。“合乎自然”就是处理方志资料性和可读性的“度”,赵衍就是坚守“合乎自然”的意念,在结构、题材、文辞、形式等方面采用多种手法增强可读性,成就了东阳百姓可敬可亲的县志《康熙志》。作为《东阳市志》二轮编纂者的我们,难道有理由不好好研究、学习《康熙志》里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