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曰: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大意为:知足的人，不为利禄而去奔波劳累；明白自得其乐的人，有所失也不感到忧惧；讲究内心道德修养的人，没有官位也不感到惭愧。知足自得，不逐名位才会超脱。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或自书、或求名家赠字，将“知足常乐”四字或悬于高堂为诫子家训，或挂于书房为自警良言。然后转过身去，仍然不自觉地困于名利场，一旦名和利未能达到心理预期，就会陡生诸多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怀才不遇的慨叹，忽视了除名利以外的更广阔的格局。因此，“知足常乐”四字看起平淡无奇，但要真正参透背后的哲学，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倏地失之而不怨确实很难。
“知足”从心理层面来衡量，自己所能拥有的一切外在客观因素已经能顺利实现内心的欲求。这些外在客观因素包括地位、权力、财富、女人……这也是构成一个错综复杂名利场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硬指标”。大多数人会在追求地位、权力、财富、女人的过程中迷失方向；大多数圆满获得地位、权力、财富、女人的“成功“人士也会沉迷于这些粗浅的快乐中无法自拔，忘记了更加远大的目标。
真正知足者，不论所有者为何，皆能满足，自然而然不虞匮乏，是为“多”。反之，不论人所拥有的是什么、有多少，皆无法满足，必然感觉“少”。两者相较，在心理认知上，前者虽“无”尚“多”，后者纵“有”却“少”。
所谓“知足”并非劝人不思进取，而是希望人们在面对名和利带来的感官失意或快乐之余，能多一份理性，提醒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富之本意为多，贫本意为乏，人之富与贫，端视其“知足”与否而定。人之行为，若只来自外在环境的刺激，则称为习惯性或潜意识行为；若受理性支配，则称做意识行为。后者在判断抉择之际，能不计利、害，无视生理、心理之感受，完全在意识控制之下，只求目标之达成。
历史上因满足于粗浅低级的名利之欲而身败名裂的人物数不胜数:
陈胜尚未完全推翻秦朝，就已经沉迷于豪华的宫殿，妖娆的美女，辉煌的财富……
黄巢沉迷于流窜劫掠的快感，从未想过长远的战略规划，终究是流寇……
李自成刚打入紫禁城，就放纵兵将胡作非为，急于登基称帝，最终也是身死国灭……
洪秀全刚打下半壁江山，就躲入深宫，奢靡腐败享乐，最终被曾国藩掘墓鞭尸一炮轰成了灰烬……
历史上，因为没有被名利之得失蒙蔽了初心，锲而不舍，修齐治平，最终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的人也有很多。
司马迁惨遭宫刑之奇耻大辱，却几十年如一日，演绎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张骞被困匈奴，历经艰难困苦扔，胸怀国家，持节不屈，矢志不渝，最终凿空西域，成为沟通东西的民族英雄……
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成为一名驿卒，却潜心悟道，格物致知，最终成为心学开创之祖，为一代圣贤……
曾国藩年纪轻轻，科场得名，出将入相，却时刻反躬自省，日课不断，修正自我，成为一代完人……
我党即将进入北京建立政权前夕，毛主席高屋建瓴指出，我们是去北京赶考，考得不好就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告诫全党务必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最终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嗜欲深者天机浅，嗜欲浅者天机深。因此，面对名利的得失，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名累，不为利困，才能成就更广阔的人生。《三国演义》开篇词曰：“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生一世，始终会与名利相伴，选择什么样的名利观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选择贪婪就选择了低俗，选择淡泊就选择了高尚。
若想不为名利所累，其实也简单：视之越重，害处愈大；视之越轻，益处愈多。人如果能看开一切,不计名利,就会生活得开心很多,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就能达到庄子心目中的“逍遥”境界:内心没有贵贱尊卑的隔阂,没有仁义礼乐的束缚,没有功名利禄的争逐,过上无忧无虑,安闲自在的生活,身心获得完全的自由。
诸葛亮曾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人要有正确的名利观，就要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如果心中没有远大的目标，势必只会看重眼前的利益。历览古今中外无数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不难发现，只有视事业重如山，才能做到看名利淡如水。
另外，还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俗话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名利本身并不是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金钱、名利对人的诱惑就会越来越强烈。如果抵御不了这种诱惑，就可能走上不归路。
知足是红尘的淡化剂，心如止水，沉稳恬静，拥有平淡，不拘泥人言是非，不沉迷利禄功名，脱离尘世喧嚣之境，视悲欢荣辱如过眼烟云，不为权势所羁绊，不为物欲所拖累，以一颗平常心直面人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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