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的皇帝都是贼，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唐甄愤然地说：“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潜书·远谏》)。唐甄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指出，国防靠民来巩固，府库靠民来充实，朝廷靠民来尊崇，官员靠民来养活。君主只有爱护人民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如果无道于民，纵然“九州为宅，九州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同前)。他还提出了爱民、保民、富民的具体政策，主张打击贪官污吏，强调“刑先于贵”；呼吁政府帮助农民种值农桑，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唐甄提出贫富要相对平均的主张。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潜书·大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唐甄还提倡为民的功利主义，反对理学家们“儒者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
唐甄的反君主专制的思想和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1630-1704年)字铸万，达县人。明末清初著名进步思想家。清顺治十四年中举，任山西长治知县，与上司意见不合，上任10月即被革职。以后流离数省，生活极为清苦，晚年流寓江南卖文糊口。他对封建统治极为不满，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用３０年时间写成《潜书》，无情揭露“君权神授”的谎言，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主张“抑尊”，要君王认识到人民是国之基础，明君要与广大平民农民平等相处，要像农民寒士一样“恶衣菲食”。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性质，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相当影响。(1630-1704年)字铸万，达县人。明末清初著名进步思想家。清顺治十四年中举，任山西长治知县，与上司意见不合，上任10月即被革职。以后流离数省，生活极为清苦，晚年流寓江南卖文糊口。他对封建统治极为不满，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用３０年时间写成《潜书》，无情揭露“君权神授”的谎言，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主张“抑尊”，要君王认识到人民是国之基础，明君要与广大平民农民平等相处，要像农民寒士一样“恶衣菲食”。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性质，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相当影响。
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一十五则
先生姓唐氏，讳大陶，字铸万。顺治丁酉举人，仕为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更名曰甄，别号圃亭。
先生生于西蜀夔州府之达州。幼即岐嶷不凡，八岁，从父亨予公讳阶泰为吴江令。时张献忠寇蜀，蜀地为赤，不得返故乡，遂家吴焉。
先生十四五岁，即嗜古学，精进淬砺，不拘拘于师说，落笔卓有端绪。善为歌诗，集中如《散病》、《独饮》、《春游》诸诗，皆少作也。附居舅氏李研斋家。太夫人督课甚严，故先生有“昼当课其文，夜当课其诗”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养愉愉，中外无闲言。其侍亲疾也，亲视汤药，衣不解带。及居丧，独处殡室三年，枕块席苫，动循古礼。痛故乡不可问，遂卜地葬于吴门之虎丘戴家浜。
与弟妹情谊敦笃，不分尔我。弟早没，遗女幼稚，先生抚之，爱逾己出。长，字宜兴周用章，亲故皆以为先生长女，不知其为姪也。处夫妇，琴瑟谐好，相敬如宾，五十余年，无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营祠屋。虽生女，必抱而庙见。新必荐，时物必献。出与宴会，有未荐未献者，虽美弗尝也。岁当分至，先致斋三日，竭诚致敬，然后享祀。忌日不饮酒，不御内，不见宾，不衣色服，曰：“礼严终身之丧，殆谓是也。”
先生状貌短小，须眉疏秀。朴学质行，不尚文饰，呐呐然似不能言者。然刚直亢爽，不肯唵婀随俗。意所不洽，千夫莫回也。与曹偶谈诗文，论往事，稍稍不合，輒为裂眦頳颜而争。人有过，多面折之，虽当路贵显，无所讳也。人每以是敬惮之，亦以此取憎于人。
先生与人交，凡患难有无，必与共焉。李条侯困于京师，先生贷而与之二百余金。后自处贫窘，终未尝责其偿也。与曾青黎友善，青黎没，寡妾弱息，异乡无依，遍乞于友以给养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闻叔子讣，为假吴氏之堂，设位举丧，陈《五形篇》以奠。哭之恸，曰：“从魏子之爱也。”
先生临财介然不苟。凡游于四方，不轻有所干，曰：“取与，君子之大节。乞吏鬻狱，令之敝风，我不忍为也。”
先生家素贫，求为禄养。归试于蜀，举孝廉，即就吏部试。为长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诖误去职。先生之治长子也，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其俗狠斗嚣讼，先生拘摭明敏，剖决如神。夹棍非刑，废置不用。民化其德，狱讼衰息，月试多士于学宫，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为名儒。都御史达良辅称先生为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遗爱云。
先生僦居吴市，仅三数椽，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日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輟，曰：“君子当厄，正为学用力之时。穷厄生死，外也，小也，岂可求诸外而忘其内，顾其小而遗其大哉！”
先生晚年与蔡息关先生讲道，宗阳明良知之学，直探心体，不逐于物。其往复书剳有曰：“处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则激，火郁则死。心运于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郁逆之者！”
先生嗜酒，日索饮于友朋家。自讲学后，谓“群饮宴乐，虽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轻与筵宴。
先生贯综经史，扬榷风雅，非秦汉之书弗读也，谓“唐宋以来，文章冗弱摩曼，不克举秦火于天下，当举秦火于私家。”其著书，不肯一字袭古，曰：“言，我之言也；名，我世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覃思，著《衡书》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后今，具备其中。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外著《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宁都魏叔子见先生《潜书》，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每接宾客及致书于人，必称唐子之文掩汉而上之。华亭高谡苑，读《潜书》，极赏其奇。尝遇先生于黄鹤楼，握手谈心者屡日。先生诗有“见誉何太高，鞠躬不敢当”之句，酬谡苑也。
吴江徐虹亭盛称先生之文，推为当代作家第一。宣城梅定九见先生所著诸书，倩人尽录之，曰：“此必传之作也，当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著书稿，远游必携。每乘舟，辄语仆曰：“设有风波不测，汝先挾我书稿登岸，然后来救我。”一日，邻人失火，先生怀书远避，余无所恋也。其自为珍爱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虽卑辞厚币，不稔知其人之品概，不许也。其不肯轻有奖借又如此。
先生晚年无子，良友助金买妾，*徒以有夫女绐之。聚之夕，女道其故。先生即令寝他室，诘旦，呼其父携去，命即嫁之。叹曰：“我两娶妾而无子，今又为*人所欺。家贫年迈，无力再娶。五经之泽，至我而斩。虽命实为之，负罪何极耶！”先生襟怀高旷，独思后嗣无人，必潸然出涕焉。
先生见苏郡之西郊，有以孔子为土地神者，与尤悔庵告之当事，协力除之。尝游金坛，时岁饥，民多饿死。先生请邑令某籍死者之数，告于上官，并请赈之，不从。明日复请曰：“今岁灾田之租，级征其半，来年带征。子于漕粟半征，存贮之米反全征之，佘何蔽于*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请缓征之数。
崇明令崇龛朱公，七十无子，已绝意子嗣。先生以大义责之曰：“异乡绝嗣，人鬼俱恫，奈何置若罔闻知也！”祟龛因而蓄婢，期年举子焉。
前癸未进士朱友同，蜀人也，侨吴而没，厝于阳山之麓，年久棺腐，先生悯之，为乞长兴令武韩曹公葬之，择地近先生之先垄，曰：“我岁时祭扫，便于瞻拜，且可绝日后樵采。”葬之日，烈风大雪，先生触冒寒气，成嗽疾，半载不瘳，竟以是终。
先生生于前祟祯庚午年二月戊寅，卒于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夭。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难死。后娶吴江顾孺人。子一，早殇。女三：长早殇，次曰柚，许字苏州吴某，未嫁卒；又次曰安，适闻远；俱孺人出。幼曰谷，妾出，早殇。暮年无嗣，乃以吴江沈氏子为养子，名衷。先生没之明年，翰林伺屺瞻闻之，知先生贫不克葬，启请于八亲王，王赐白金五十两，命葬之。
岁乙酉十月乙巳，祔葬于参议亨予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详参议墓表，兹不载。
一)
广武山前月，悲凉万古情。
山留百战地，月照一孤城。
天远春星淡，沙明玉器清。
书生何所事？徒作夜乌呜！
上面是清初大思想家唐甄的《广武山看月》诗。唐甄，何如其人呢?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因父为吴江县令，遂寓居吴江。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后任长子知县，“为长子令甫十月”，即“以逃人诖误去职”[1]罢官后，“贫困，食不继，每举家闽门卧。”[2]政治生涯失意后，僦居吴市，虽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却“陶陶然振笔著书不辍。”[3]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4]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二)首言唐甄的财政观。
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6]
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7]
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斜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8]
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9]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0]
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
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11]
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12]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13]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
(三)次论唐甄的生产观
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14]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15]实乃公允之论。
(四)再谈唐甄的交换观
唐甄重视商业。他反对过去传统的抑商政策。在唐氏看来，商人的地位，并不比农民低些。他自己就经营商业。而且并不认为自卑。下面是他自己在现身说法：“有言经可贾者。于是贱鬻其田，得六十余金，使衷及原贩于震泽，卖于吴市，有少利焉。己而经之得失不常，乃迁于城东，虚其堂，己居于内不出，使衷原为矛，主经客，有少利焉。
在唐甄看来，经商为牙，亦救死之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至于一般社会上的陈旧看法，说什么“民之为道，土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贾为下者，为其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货币，不问赢绌。一涉于此，谓之贾风，必深耻之。”又说什么“夫贾为下，牙为尤下，”这种贱视商人的观点，唐甄也是不同意的。既然吕尚可以卖饭于盂津，那么唐甄为牙于吴市，又有什么不可呢?“其义一也”。[16]
唐甄每以田市并列，农贾并称。[17]他在《达政》中说：“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居货不弃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18]
这可以反映唐甄对善政看法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他把“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列为中善政之一。
唐甄又在《太子》篇内这样说，“凡教太子，观于桑，则知衣服所自出，观于肆，则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过市，则见贩鬻之劳，在途，则见负担之劳。……”[19]
如果他轻视工商业者，又怎样会这样说呢?他是肯定了商人有“贩鬻之劳”的。
唐甄的经济观点是在十七世纪上半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形态，已稀疏地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一些个别城市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然后缓慢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农业经济部门中。在欧洲，人们见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手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屑于自己。”[20]这一情况，中国亦毫无例外。唐甄正处在这一时期，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就不能不打着时代的烙印。
(五)最后谈谈唐甄的货币观
唐甄的货币观，充分表露在他所写的《更币》；《存言》等篇中。
为了弄清唐甄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有必要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一简单的回顾。
清朝入关后，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持续达数十年之久。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闽广人民的反迁海斗争，引起巨烈的地方动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民风日玩，尊称渐亵。[21]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血肉相连的物价问题与货币使用问题，成为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唐甄对货币的使用主张用钱而废银。他说：“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22]
银少，则价昂；价昂，则不易得；不易得，则百货不行，百货不行，则良贾失业?良贾失业，则市场萧条。最终是引起经济恐慌和恶性循环。他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万金之家，不五七年而为宴人者，子既数见之矣。”[23]
其实，这个问题，许多启蒙思想家和唐甄的货币观点是一样的。顾炎武就这样说过：“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24]顾氏主张，实与唐氏相同。此外顾氏尚有《明钱法论》、《以钱为赋》等，皆主行钱。
为什么唐甄反对用白银作为货币呢?
根据唐氏的看法，其理由有三：
一，白银缺少，不够周转。正如上文所言，“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如此等等。
二，银易窖藏，民不易得。“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范为圜定，旋丝白灿，人所贪爱。……盖银之易聚，如水归壑。”[25]
三、银锡之属，不可为币。他认为银只可为器用，不可为币。此与顾炎武所言同。
依照唐甄观点，应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26]他认为不独行钱，还要大量铸制，大量使用，他对市场上货币收缩，十分不满。他说：“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27]
但是，就唐甄的货币观来看，他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主张废银而用钱。这和西欧重商主义者重视金银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又希望市场上货币筹码要多些，不要死气沉沉。既要金银充斥，也要缗钱增多。这就使他的思想不能不处于困惑之中。
如果我们深入探刻唐甄货币思想的话，还不难发现，他除主张废除白银以外，还主张货币工钱和实物工钱的并用。“凡禄九个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宫朝官军之所用，皆令输，以钱粟而给之。其在州郡县，常赋皆令输。凡禄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今输缗，以钱附录而给之。其在边防、内屯、将禄、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运缗，以钱附栗而给之。”[28]
唐甄考虑的是废银而行钱，没有考虑到(1)“钱重难行，民商必病。”(2)“铜不可采，又不易市。”(3)“民欲难拂，俗尚难移。”同时，处于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际，货币地租正在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而唐甄却强调“实物地租”的借尸还魂，这就很难使人理解了。
当然，在整个清代的历史长河中，唐甄的这种货币思潮也并不是孤立的；唐甄的批判思想，以及他所蕴育出的近代民主思想对于以后的一些清代学者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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