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子涵
耿林莽先生一直致力于散文诗美学内涵的探求及其形式美的建构。他说，散文诗的美，美在“美文性、抒情性”。（耿林莽《飞鸟的高度·序》）所谓“美文性”，他强调的是它的诗性、精品性。关于散文诗的精品性，他说，“精品应是浓缩、提炼所得的精华”，“可能并应该成为如唐诗宋词那样的美文高端，达到美的极致”。（耿林莽《鼓声遥远·守住———代序》）他还对“精品性”的范畴提出如下标准：一是“精炼”，“对于散文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如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而在于抒情地、主观地、心灵化地折射现实。‘体积小，容量大’，不仅是下笔成文时语言简约的要求，而在择取素材、精选情节与细节，以至结构、布局的创作全过程中，都需顾及的”。二是“优美”，他说：“美决不仅是语言功夫所能营造出来的，尤其不是片面追求华丽语言，堆砌新奇意象可以完成的。美是真善美的统一，其基础在内容。”三是“凝重”，“要凝聚厚重的现实、历史内容，从轻飘飘的华而不实，走向沉甸甸的丰满内涵”。尤其是“史与哲的因子，融涵于美的诗境之中，便具有凝重感了”。（同上）由此可以看出，“精品性”是“美文性”的核心，是“散文诗这一文体命中注定的本质属性”，这是耿林莽先生关于散文诗的一个重要诗学观。
“美文性”体现在“诗的散文美”上。他受前辈诗人闻一多和艾青的影响，提出散文诗的“诗的散文美”这个十分重要的诗学观，“因为这是认识其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耿林莽《诗的散文美》）耿林莽所论及的散文诗的“诗的散文美”，即“提倡诗的质朴自然的本色美，反对矫揉造作和过分雕琢”，“向散文语言方向发展诗美空间”；即“采取诗性语言和散文语言交替、混合使用的语言体制，并在并存性的巧妙结合中，逐渐形成了内在的、密切难分的整合关系，可以说是将散文纳入了诗，使散文诗在文体内涵具有诗的素质这一前提下，在语言构成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优势”；即“在于诗语言向口语即日常生活语言、群众语言的开放和吸取”；“在散文诗中，富有散文美的语言，则有另一类型的音乐感。这便是一种自然节奏，随诗的感情、情绪的内在流向和律动，随生活口语的语气变化而委婉多姿地运行着。”（同上）他在论述诗语言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时指出：“诗人的语言库中，不仅要有新鲜的民间口语，也要有古汉语、欧化语言及其他文学语言的丰富积淀，才可能在其诗语言的构成中，水到渠成地、若有神助地形成自身独特的语言建构。”（同上）耿林莽强调散文诗的“诗的散文美”，不仅使散文诗的文体特征更加鲜明，而且也是散文诗美学特质形成的需要，这对当代散文诗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抒情性”，是根据散文诗的抒情本质而提出的。因此耿林莽先生重在强调抒情的深化而不仅仅是抒情。他在《散文诗：抒情的深化》一文中，首先对“纯抒情”予以质疑。他分析了散文诗界所谓“纯抒情”的误区：一是“将抒情局限于抒个人之情，抒情成为‘表现自我’的同义词”；二是“抒情手段单一，仅限于直接抒情，感情的喷射、宣泄、倾泻、直白”；三是“对散文诗的文体特征，过分强调其抒情性，要求‘纯抒情’，忽略了叙事因素的作用”。他指出，这种“纯抒情”造成的影响，“必然影响散文诗题材领域的扩展，审美空间的开拓，表现手段的创新，艺术风格的多样，影响一部分作者的艺术视野。”他在 《飞鸟的高度·序》中指出，真正的抒情性，是指“人与世界相遇，有所感，有所触，方有所思，有所悟”的抒情；是指“叙事常为抒情提供基石，抒情则使叙事生发诗的感人声色。以抒情手段叙事和在叙事基础上抒情”的可靠性抒情；是指“关注现实人生，从现实感受中汲取素材，将情节与故事引入诗中”的具有情节、细节的抒情。“抒情的深化”的提出，对散文诗抒情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滥情和矫情有所遏制。正如他说：“抒情观念的深化，为我们打开了主体通向客体的广阔道路，打破了‘表现自我’ 的封闭和感情喷射器式的抒情手段单一化的局限。”并且“由感情的奔放、倾泻、宣泄，转向含蓄、凝练、蕴藉；直接抒情转向间接抒情，热抒情转向冷抒情”，其结果是“抒情的深化，使感情更加深而内敛”，“‘纯抒情’ 愈来愈为抒情与叙事的交织、思想与情感的交融所取代”。（耿林莽《飞鸟的高度·散文诗：抒情的深化》）
除了“美文性、抒情性”以外，耿林莽先生还提出“多样性”和“流动美”，这也是他的散文诗美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关于“多样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山东青年报》曾以《耿林莽谈散文诗创作》为题，介绍了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的三条经验：多师、多样、多变。这“三多”成为耿林莽散文诗创作观中一直坚守的重要理论。直至2011年出版《散文诗六重奏》时，耿林莽先生还在序中提到“三多”观。他说：“这‘三多’均源自于我对世界多元化的认同与适应。譬如题材与风格，我都崇尚多元，不拘一格。”在《散文诗：在多样中发展》一文中，他把散文诗的形式美具体归纳为：“精练的文体形式，诗意的表述方式，跳跃的结构体制，舒放的音乐节奏。”这种形式美，是散文诗“多样性”的表现。他说：“承认多样，发展多样，不断开拓，不断创新，是散文诗发展的唯一途径。”所谓“承认多样，发展多样”，按照他的意思就是指：“创作方法、创作题材、表现手法、样式流派、作品风格等等，都呈现着丰富多样、多样并存的繁荣景象。”（耿林莽《草鞋抒情·散文诗：在多样中发展》）而关于“多样”的界定，耿林莽先生有个定理，即是“无限的有限显现”。他指出：“美的无限性，世界及其发展的无限性，散文诗的内容与形式发展的无限性，对此应该有一点自觉。”因此，他强调：“散文诗现在已经出现、形成的种种创作方法、流派、体裁、样式，以及成就卓著的大师、名家们各呈其美的光辉作品，就都仅仅是有限的呈现，不可以叹为观止，不可以到此却步，不可以引为满足，不可以封为顶峰，不可以塑作偶像，不可以唯我独尊。”“既然世界是无限的，发展是无限的，那么，散文诗的创作题材，可表现的内容，就无比宽广，无比多样，永远不会出现没什么可写的枯竭，不应该挤在一条小胡同里重弹那些作者早已写烂，读者早已听腻了的老调。”“散文诗的表现手法，写作形式，体裁风格，就不要走向一种模式，过早地固定化。”（同上）耿林莽先生这个界定及其深入分析，是针对当时散文诗界似已出现某些偶像崇拜、自我膨胀、自吹自擂等现象而发出的警告，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关于“流动美”，是耿林莽先生又一个重要的散文诗美学观。他指出，散文诗“不仅要求内容的浓缩、凝聚、含蓄，即内聚合，而且要求结构形式上的省略、跨越、跳跃和流动，即外扩张。两相结合，就形成了散文诗空间广、密度大这一结构形式上的优越”。（耿林莽《散文诗：流动的美感》）如何才能做到这样？耿林莽提出了“流动和跳跃”的结构形式，即散文诗的流动美。他说：“散文诗借鉴现代小说表现人物心理的意识流手法，影视艺术中大量使用的连接场景与情节的蒙太奇技巧，以及绘画、书法、建筑艺术中讲求空间开阔的空白美，等等，便形成了以流动和跳跃为主要特征的结构形式。”这样的散文诗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丰富、人物心理复杂多变、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时代需要。（同上）他进一步论述道：“跳跃是一种流动，但流动的形式不止于跳跃。在散文诗中，语言和意象的种种组合，多段落间的联接与跨越，情绪波澜通过节奏的调节显示的起伏跌荡，情节与场景多线条多层次错综复杂的剪辑和交叉，人物心理流程的展开、蜕变与断裂，这一切都是在流动中体现的。”流动的美感，“主要是语言蒙太奇和形象意识流的广泛运用形成的。”这是一种“层面的、形象的组合，是通过语言体现的，有着语言本身的节奏流动所特有的音乐美”。而跳跃，是“由味觉的感知，引向视觉的感知”，“由实跳向虚，由叙事跳向抒情”，从而形成联想的升华和飞跃，这便是“散文诗流动的美感的一种重要形态”。（同上）
耿林莽先生还深入探讨了“流动的美感”的来源与动力。他指出：“流动的美感是一种生命的节奏，它是由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思想、感情、情节、情绪的自然流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音乐节奏的自然流程所形成，因而具有浑然一体的整体和谐感。”“说它是生命的节奏，有如人的喷吐呼吸，舒展自如，散文诗的流动和跳跃，总要根据思想情绪转换的需要，作自然的调节。”他解释道：“流动处似云彩的开合变幻，组合时像浮萍的随风聚散，跳跃则往往用于情节、思想或情绪的过渡。”（同上）“流动的美感”理论，对于散文诗动与静的运转变化、虚与实的相生跳跃、韵律和节奏的自然形成、结构的艺术处理等，均具有很强的理论建构性和创作指导性。
耿林莽先生一直担忧散文诗模式化、固定化以至僵化。这是因为散文诗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具有“文雅、精致、纤细、柔弱、优美的性格”的抒情文体，被公认为是一种“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美的精品，因而长此以往，就会“在题材范围，结构方式，表现手法以及语言格调上逐渐 ‘定型’，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或某几种‘模式’”。（耿林莽《草鞋抒情·散文诗能否野一点》）因此，他提出，散文诗应该“野”一点的诗学命题。所谓“野”一点，是指“美的境界不宜过于单一，狭小”；是指“阴柔美，阳刚亦美；典雅美，粗犷亦美。”（同上）所谓“野”一点，就是要大胆向其他文体学习，更加“驰骋自如，文风泼辣，向着散文化方向跨越”。（同上）如何才能“野”一点呢？他指出：“首先要作家视野开阔起来。不关心现实人生，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腐败黑暗的事物熟视无睹，只关起门来闭门造车，抒发装点自家‘内宇宙’中那一点点个人悲欢，就很难将境界拓宽。”他说：“‘野性美’在散文诗中伸开手脚，闯出新路，散文诗的美学面貌，就会逐渐更新，丰富起来。”（同上）为了实现“野性美”，他提倡散文诗要向其他文体学习，比如从杂文中借鉴、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他指出：“杂文最可贵的品格，是它的社会使命感，其目光常投注社会，对邪恶腐朽现象的强烈义愤，对善良弱小者的真切同情以及忧患意识等等，是某些散文诗缺失的方面。”“杂文艺术中娴熟运用的机智和随意性、讽刺幽默、隐喻调侃以至荒诞色彩等特色，若能恰当吸取巧为运用，也会有助于散文诗表现手段的丰富。”（同上）
耿林莽先生关于散文诗“野性美”的主张，虽然是90年代末提出来的，但对拯救散文诗题材狭窄和创作形式单一的问题，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发价值； 对冲破散文诗自身的一些苑囿，“谋求对散文诗矜持、拘谨、矫饬，以及固守精致、细微、柔弱定型风格的突破，使其伸开手脚，迈向一些未曾涉足的新地区”，（耿林莽《飞鸟的高度·序》）增强散文诗的思想深度与表现能力，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者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湖州师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