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个人和诗歌有多重面向的关系，可以是参与者，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整理者与把握者；三十年当代诗歌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可以沿着时间线性顺下来，可以用不同思潮为点逐一清理，也可以用某些具备代表性的亲历者的角度，进行一种主观视角的读取，这多了一点取舍，却也因为切身而有着无可替代的温度。
本期读书会的主角唐晓渡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亲历者，以评论者、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唐晓渡见证了、参与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构建，对中国诗歌的思潮、现象、问题与个案均有深入解读。12月19日晚在单向街书店，唐晓渡和西川、王家新、臧棣、黄宾堂几位老朋友相聚一堂，讲述他们与诗歌有关的记忆，这其中，有少年的青春热病与狂喜，有文革插队的冷静与落寞，也有如今知天命而忠于自己创伤的诚实与从容。
嘉宾（左起）：周瓒、唐晓渡、西川、王家新、臧棣、黄宾堂
周瓒：今天在单向空间这个活动是由作家出版社和凤凰网读书会共同主办的、关于中国当代著名诗歌批评家、诗人，也是当代中国诗歌30年的亲历者——唐晓渡先生两本新著的发布会。我是主持人周瓒，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唐晓渡先生。他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以及现在从事诗歌批评工作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尊敬、崇拜的前辈作者，他同时也是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现在退休了。
这边的是著名诗人西川，西川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像博尔赫斯一样。中间这位是著名诗人王家新，是人民大学的教授。接下来的著名诗人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接下来是黄宾堂先生，他是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话题是围绕唐晓渡先生新出的两本书，一本叫做《镜内镜外》，一本叫做《先行到失败中去》，这两本书都是唐晓渡先生30年来最出色作品的结集。我翻了一下《先行到失败中去》，最早一篇文章写于1986年的夏天，叫做《多元化意味着什么》。写得第二早的是《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是唐晓渡先生早期诗人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女性诗歌批评的发轫之作。在我看来，唐晓渡先生写了这篇文章，中国当代就出现了女性诗歌。
Talk1 唐晓渡：最初爱上诗是基于“青春热病”和对文学的误解
唐晓渡：我还是先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台上的嘉宾，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向今天冒着阴霾，来到这里参加读诗会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前些日子有个说法，说大霾天出来赴约的是生死之交，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确实让我心怀感激。假如是换作我，可能就在家闷着了。
刚才周瓒热情洋溢的介绍，我是很不敢当。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忖虽然主要做诗歌批评，也写一点诗，也编选了若干诗选，也做了一些翻译，但是我自忖不过就是一个为诗工作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努力想配得上诗，但老也配不上，这样一个为诗工作的人。
说到个人和诗歌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多数朋友是否也有这种经验，但对我来说，之所以爱上诗，最初是基于某种“青春热病”和对文学的误解。可话说回来，谁又是先弄明白了诗是怎么回事才去亲近诗的呢？倒不如说“热病”和误解是引领我们进入诗歌之门的先导。实际上，即便是我们自以为入门之后，即便是我们扬弃了青春期的狂热和自我中心之后，我们的进境也主要是由一系列的误读误解构成的，只不过读、解的范围和深度在不断变化而已。在文学或诗的“大象”面前，我们永远只是些盲人；我们唯一可能的“进步”在于：更深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此而言，是从事小说批评还是诗歌批评，甚至是从事创作还是批评，其间的分别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重要，无非是找到一种诉说无知的方式。
“亲历诗歌”的题目挺好。确实，当代诗歌30多年，我和朋友们，包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是一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然也可以把当代诗歌作为一个主体回头去看，那样就能获得一种奇妙的感觉，像艾丽丝漫游奇境一样。但我还是愿意再强调一下我的无知感，诗也好，文学也好，你跟它打交道时间越长，就越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所以我面对自己的这两本书心情复杂，时不时也高兴一下，但更多时候是感到羞愧。30余年过来了，就把它们当作我诉说无知的一个记录吧。
具体说到我个人和诗歌的关系，我想可能有几个节点：
第一个与被羞辱的经验有关。类似的经验当然远不止是来自“文革”，但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文革”。“文革”让我成了一个“狗崽子”，一个贱民。作为刺激反应吧，那个时候就会无意识地寻找某种应对方式，相对于现在说的“漂白”，也许可以叫“漂红”吧。我最早写诗是在插队期间，回头看不止是胡涂乱抹，人云亦云，确实也包含了说不得的“漂红”动机。除此之外也想能比别人多出一点东西，说不上什么身份，寻求自我平衡的小心思而已，这种小心思在七二年当了工人以后更多一些。总之，那段时间除了努力地想当一个合格的农民或者是比较出色的工人以外，老觉得我还应该比别人多一点什么，而恰巧我选择了诗。之所以恰巧选择了诗，大概也和诗在我的文学启蒙中占有的特殊份量有关。我自小住在学校里，在课余阅读上比同代人多了很多方便，无非是乱看，童话、小说什么的都看；但曾经被我父亲作为“日课”布置，因而必须每天读啊背的，就是诗歌。读什么背什么呢？说来你们年轻一点的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就是《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歌谣》，差不多两个学期，每周各两首，父亲要检查。这是我最早和诗结缘的方式，不管怎么说，作为最初的经验，至少让我对诗抑扬顿挫的声音形成了特殊的敏感。
第二个节点是在读大学以后。此前因为各种机缘，我和诗之间已经有了更多的互动和积累。比如《唐诗三百首》，就是在工厂闲极无聊的时候，自己一边抄一边读的。1976年，因为参加一个本地的诗歌学习班，我第一次从一位老诗人那里读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用眼下的话说，有点脑洞大开的感觉。马雅可夫斯《穿裤子的云》真是让当时的我目瞪口呆：怎么会有穿裤子的云呢？这样的意象，和之前读过的艾青啊，臧克家啊，郭小川、贺敬之啊等等，完全不一样。但是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还是1978年底读到的《今天》创刊号，主要是北岛的《回答》和芒克的《天空》，我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写到过，那是一种犹如经历了心理地震的感觉。尽管此前我已经写出了一些自以为是那么回事的诗文，但似乎只是从那一刻起，一个从未探索过，或者一直向自己隐瞒着，充其量朦朦胧胧意识到的真实世界，心灵和语言的世界，才被突然打开；而它所带来的新的表达和表达方式，成了维系我和那个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的变革潮流，更重要的，维系我和诗所要求的自主自律的最有力的纽带。
第三个节点是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诗刊》编辑部工作。不能说由此我才真正开始“亲历”当代诗歌，但确实可以说，假如不是置身像当时《诗刊》那样的诗歌变革敏感区和前沿，假如不是立足于此，可以更广阔、更真切地观察、感受并介入那一时期诗界堪称风云际会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新的生长点，这个亲历的“亲”字，还真要大打折扣呢。至于其间的种种酸甜苦辣，这两本书中多篇文章都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一个节点是1989年。当时曾接到江苏两个朋友的电报，只有一句话：现在再谈诗是一种奢侈。大家都知道，阿尔多诺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奥斯维辛以后再写诗是野蛮的”，这封电报可以认为处于同一个上下文，是某种遥遥的呼应。“奢侈”当然是一个极其克制，甚至被大大弱化了的说法，但其中复杂的内涵，尤其是那种混合着巨大的悲愤和挫败感的意绪，仍然可以说溢于言表。这种意绪当时很普遍，它同时意味着，当代诗歌的发展，包括我们个人业已与之混而不分的命运，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关口。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中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关口。那确实是一个关口，每一次历史语境的急剧变化都是诗人的一个关口；但除非放弃，否则真正要过的“关”，就是你能否从这种境遇中发现并汲取新的活力，获得新的写作可能性。过关意味着挑战和自我挑战，同时也意味着考验或检验，既考验、检验我们对诗的忠诚，也考验、检验我们配得上诗的能力。又是二十余年过去了，时间够长了，对前一点我自以为尚可坦然，让我始终苦恼的是后一点。苦恼也没有办法，那就继续考验、检验下去吧。我就先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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