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故事(中) 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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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丁中

　　1919年，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合伙，以3500 块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一座四合院，年底，为了从老家接母亲来京同住，他开始了一段艰辛的还乡之路。
　　北京、天津、浦口、南京、上海、杭州、绍兴，换乘了四次火车，两班轮船，五趟人力车、一顶轿子，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才结束这段疲惫不堪的“春运”旅途，回到老家绍兴。
　　在那个交通困顿、基础设施落后的年代，鲁迅的还乡之路只是行路难的一个缩影。因为航空业尚处在萌芽状态，火车是当时最快捷也相对划算的交通工具，但铁路网有限，只连接一些大中城市。船运同样有很大局限，而且更缓慢低效，公路运输也是不如人意，很多地方还依赖人力车轿子之类古老的交通工具，所以，从外地回一趟家往往多种工具齐上阵，天天像春运，劳神费力难上难是当时过年回家的真实写照。
　　火车客车分为头等二等三等车厢，舒适度和价格有很大差别，头等为达官显要名流巨贾服务，软座、地毯、卧铺、化妆室、卫生间齐全，二等车厢较头等略简陋，但仍算舒适，乘客多为白领商人小官僚，三等则是经济座，混乱、拥挤、无序，有时还有加挂的四等车厢，那基本就是棚车，人满为患苦不堪言了。
　　车票价格上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三种车厢的售票窗口是分开的，一般头等、二等售票窗口人不多，三等车售票窗口则是人山人海。大站开车前两小时、小站开车前一小时开始售票，全是现买，没有预售一说。要想挤上去买一张便宜的三等票，至少要抱了头破血流的大决心。梁实秋说得更直接：“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翻看民国报纸，售票处确实有挤伤老妪的事件发生。
　　这种状况直接催生了两个新生事物，一是假火车票，二是黄牛党。尤其黄牛党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出动了大量宪兵、警察、便衣打击倒票，黄牛党依然络绎不绝。据当时报载，仅广九火车站就有近三百黄牛党，粤汉铁路局为此还出台举报黄牛党的奖励措施，收效甚微。
　　旅途艰辛必然导致旅程漫长旅费昂贵，“北漂”沈从文1934年回湘西凤凰花了半个月时间，旅费超过预算差点回不了北京；郁达夫在《还乡后记》中记载自己从北京回浙江富阳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而川籍文学家吴虞1922年由北京回成都居然花了整整25天，吃住行花费200块大洋，这是当时一个每天工作十小时的熟练工人三年半的薪水。
　　这样难于上青天的交通窘况，加上时局动荡战火频仍等不确定因素，那个时代的很多客寓异乡的游子只能选择少回家甚至不回家，鲁迅从这次离开家乡之后，直到1936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再也没有回过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