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洞庭郡得名的缘由，需要辨析有些相关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云楚“南有洞庭、苍梧”；又《战国策·秦策》复有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周宏伟以为此所云洞庭俱应为楚国郡名，而当时“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并不存在”。今案若谓这两个例证中的洞庭为一区域名称，自然无误，唯洞庭在当时是否置郡，仅仅依据上述记载，目前恐怕还无法论定，而洞庭作为一个区域名称，还是应当源自于其位于洞庭湖周围。
洞庭湖的水域，当时虽远不及后世辽阔，但这并不等于湖面尚未存在。屈原《离骚》有句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自然是在洞庭湖上行舟；又云：“洞庭波兮木叶下。”此亦明言洞庭为水波荡漾之湖面。此外，《山海经》还记载沅水“合洞庭中”，这也只能是指水流汇聚于湖泊之中。这些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洞庭湖的存在。因此，所谓洞庭郡，一定要包括洞庭湖区在内。
长沙郡名的更改，除了北部洞庭湖区被割取出去这一原因之外，还应当与其南方增加了一部分新拓展的疆域有关。谭其骧依据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复原秦至汉初长沙郡国南界，发现长沙有一部分疆土伸展到南岭以南的连江上游地区。谭氏以为，这是平定南越以后，秦始皇有意设置的“犬牙互入”措施，用以防止岭南割据。案谭其骧对于长沙南界的复原，似乎还可以略加补充。这就是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应是表示当地居于长沙国封界之内。这一带原来都应该是西瓯的属地，秦军这次南征，最终虽告败退，但在岭南应当还是控制了一部分领土，这就是长沙国南部这一部分辖界伸入五岭以南的历史原因，而不一定如谭氏所云，完全都是出自秦始皇刻意规划的“犬牙互入”措施。不然，灵渠是去往岭南的第一重要通道，而按照谭氏的复原，其南端乃是悬置于长沙国封域之外，这就难以符合所谓“犬牙互入”的安排了。南征秦军势头最盛的时候，应当在岭南拓展有更大范围的疆域，迨至尉屠睢被杀，复又被迫放弃，这些只是秦军撤退后仍然剩存的新开疆土。后来西汉在岭南设置苍梧郡，辖境就在岭南西瓯故地，其郡名的选取，恐怕即与此地在秦时曾一度隶属于苍梧郡管辖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时楚国是否曾设有洞庭郡，虽然目前还无法判定，但是，如同前引《史记·苏秦列传》所示，洞庭和苍梧分别是楚国境内的两个大区域名称，这一点应当可以得到确认。《史记·苏秦列传》楚“南有洞庭、苍梧”的记载，乃是本自《战国策》；而如上文所引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有记载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一史事，愈加可以证实上述两大区域的存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如周振鹤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所谓“江南”，是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区域，故秦人所置黔中郡，最初应包括洞庭和苍梧这两大区域在内，长沙郡也应当是分割黔中郡所置。所以，黔中、长沙两郡后来分别更名为洞庭和苍梧，所取用的郡名，本有历史因缘。
长沙及其所更名之苍梧郡，是这次进攻岭南的前沿基地。所以，当地的军事首领，有资格担当指挥主攻部队的职责。张家山出土秦《奏谳书》记始皇二十七八年时，苍梧郡尉名徒唯，且涉及大量征发“新黔首”以击“反盗”之事。所谓“反盗”，与《淮南子》所记越人散处山林以反击秦军事相合，故颇疑此“徒唯”即《淮南子》所记“屠睢”。盖“徒”、“屠”同音，古时常常相互通假。如古有申徒氏，西汉文、景间其族裔名“嘉”者尝位至丞相，《史记》同一书中即或记作“申徒嘉”，或记作“申屠嘉”。若“唯”、“睢”二字，则形似音近，也很容易混淆致讹。如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即专门论述过“唯”与“雖”古时经常假借通用的情况，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末有句云“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述此“雖”字有别本系书作“睢”，可见“唯”、“睢”二字音义俱通，明显存在着混用的可能。此外，《史记》还另有记载提到，汉武帝时主父偃云屠睢将兵攻越，“旷日持久，粮食乏绝”之后，遭越人击之，方始大败。依此，尉屠睢被杀，应在攻越很久以后，从时间上来看，他也有可能就是秦《奏谳书》中的徒唯。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屠睢被杀，也就标注着这次征伐的正式结束，其具体时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后。《淮南子》说驻扎在南岭与武夷山地上的秦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越人“杀尉屠睢”之后，始“发適戍以备之”，即用在全国各地因罪谪发的边卒，来取代这些自始皇二十五年征楚以来所征发的普通秦民，戍守防范越人的边防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末时武臣谓“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所谓“五岭之戍”，就是指这些驻防南岭等越地的戍卒。从始皇二十五年兴师南征时起，到始皇二十八年，刚好满三年，徒唯任职苍梧郡尉的时间，也正与此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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