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洞庭郡得名的缘由,需要辨析有些相关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云楚“南有洞庭、苍梧”;又《战国策·秦策》复有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周宏伟以为此所云洞庭俱应为楚国郡名,而当时“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并不存在”。今案若谓这两个例证中的洞庭为一区域名称,自然无误,唯洞庭在当时是否置郡,仅仅依据上述记载,目前恐怕还无法论定,而洞庭作为一个区域名称,还是应当源自于其位于洞庭湖周围。
洞庭湖的水域,当时虽远不及后世辽阔,但这并不等于湖面尚未存在。屈原《离骚》有句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自然是在洞庭湖上行舟;又云:“洞庭波兮木叶下。”此亦明言洞庭为水波荡漾之湖面。此外,《山海经》还记载沅水“合洞庭中”,这也只能是指水流汇聚于湖泊之中。这些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洞庭湖的存在。因此,所谓洞庭郡,一定要包括洞庭湖区在内。
长沙郡名的更改,除了北部洞庭湖区被割取出去这一原因之外,还应当与其南方增加了一部分新拓展的疆域有关。谭其骧依据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复原秦至汉初长沙郡国南界,发现长沙有一部分疆土伸展到南岭以南的连江上游地区。谭氏以为,这是平定南越以后,秦始皇有意设置的“犬牙互入”措施,用以防止岭南割据。案谭其骧对于长沙南界的复原,似乎还可以略加补充。这就是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应是表示当地居于长沙国封界之内。这一带原来都应该是西瓯的属地,秦军这次南征,最终虽告败退,但在岭南应当还是控制了一部分领土,这就是长沙国南部这一部分辖界伸入五岭以南的历史原因,而不一定如谭氏所云,完全都是出自秦始皇刻意规划的“犬牙互入”措施。不然,灵渠是去往岭南的第一重要通道,而按照谭氏的复原,其南端乃是悬置于长沙国封域之外,这就难以符合所谓“犬牙互入”的安排了。南征秦军势头最盛的时候,应当在岭南拓展有更大范围的疆域,迨至尉屠睢被杀,复又被迫放弃,这些只是秦军撤退后仍然剩存的新开疆土。后来西汉在岭南设置苍梧郡,辖境就在岭南西瓯故地,其郡名的选取,恐怕即与此地在秦时曾一度隶属于苍梧郡管辖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时楚国是否曾设有洞庭郡,虽然目前还无法判定,但是,如同前引《史记·苏秦列传》所示,洞庭和苍梧分别是楚国境内的两个大区域名称,这一点应当可以得到确认。《史记·苏秦列传》楚“南有洞庭、苍梧”的记载,乃是本自《战国策》;而如上文所引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有记载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一史事,愈加可以证实上述两大区域的存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如周振鹤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所谓“江南”,是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区域,故秦人所置黔中郡,最初应包括洞庭和苍梧这两大区域在内,长沙郡也应当是分割黔中郡所置。所以,黔中、长沙两郡后来分别更名为洞庭和苍梧,所取用的郡名,本有历史因缘。
长沙及其所更名之苍梧郡,是这次进攻岭南的前沿基地。所以,当地的军事首领,有资格担当指挥主攻部队的职责。张家山出土秦《奏谳书》记始皇二十七八年时,苍梧郡尉名徒唯,且涉及大量征发“新黔首”以击“反盗”之事。所谓“反盗”,与《淮南子》所记越人散处山林以反击秦军事相合,故颇疑此“徒唯”即《淮南子》所记“屠睢”。盖“徒”、“屠”同音,古时常常相互通假。如古有申徒氏,西汉文、景间其族裔名“嘉”者尝位至丞相,《史记》同一书中即或记作“申徒嘉”,或记作“申屠嘉”。若“唯”、“睢”二字,则形似音近,也很容易混淆致讹。如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即专门论述过“唯”与“雖”古时经常假借通用的情况,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末有句云“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述此“雖”字有别本系书作“睢”,可见“唯”、“睢”二字音义俱通,明显存在着混用的可能。此外,《史记》还另有记载提到,汉武帝时主父偃云屠睢将兵攻越,“旷日持久,粮食乏绝”之后,遭越人击之,方始大败。依此,尉屠睢被杀,应在攻越很久以后,从时间上来看,他也有可能就是秦《奏谳书》中的徒唯。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屠睢被杀,也就标注着这次征伐的正式结束,其具体时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后。《淮南子》说驻扎在南岭与武夷山地上的秦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越人“杀尉屠睢”之后,始“发適戍以备之”,即用在全国各地因罪谪发的边卒,来取代这些自始皇二十五年征楚以来所征发的普通秦民,戍守防范越人的边防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末时武臣谓“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所谓“五岭之戍”,就是指这些驻防南岭等越地的戍卒。从始皇二十五年兴师南征时起,到始皇二十八年,刚好满三年,徒唯任职苍梧郡尉的时间,也正与此相合。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