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固之道”的方阵战法，充分体现了隋的军事防御战略。关于方阵战法的应用，我们可略举一例。《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四年十二月条云：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
这是隋与突厥作战最英勇壮烈的一次。达奚长儒面对强敌，采用的是移动的方阵法，即：在激战时，四面抗拒，设鹿角阻挡突厥骑兵，步兵拼死血战；而方阵被冲破后，则逃散再聚，重组方阵。这样长期间与突厥硬拼，顽强而惨烈地四面抗拒对抗突厥铁骑，不屈不挠，终于压住了突厥的气焰，使突厥退缩。达奚长儒把隋方阵战术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是隋与突厥战争中极少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故而隋史大书特书，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动容。
胡三省在达奚长儒殊死决斗之后，写了一段清醒的注释，其文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五兵咸尽，士卒奋拳击虏，以言死斗则可；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观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达奚长儒手下将士赤手空拳的拼搏，自然无法战胜突厥精兵，突厥的撤退，是败给了达奚长儒苦战不屈的气势。正如胡三省所言，“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达奚长儒必全军覆没。达奚长儒的勇气可以暂时震慑突厥，但战场上的胜负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其实不只是达奚长儒，整个隋朝都无法在战场上阻止突厥锐不可当的攻势。方阵战法，只是对突厥的凌厉攻势起到一点缓解作用而已。
我们再回到上引《杨素传》上来。隋代的方阵，是无法与“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的突厥抗衡的，而且行军时运载战车、抬着鹿角，既沉重笨拙，又缓慢，与迅猛快捷的骑马游牧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杨素抛开战车和方阵，“令诸军为骑阵”，即直接使用骑兵，趁敌阵未整，与之逆战，攻其不备，因而获胜。
杨素大胆使用骑兵与突厥作战，还有一例，《资治通鉴》卷一七九仁寿二年(602)条云：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帅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
杨素率领骑兵追击，“转战六十余里”，显然已经抛弃了战车和鹿角。杨素这次之所以能取胜，除以骑兵追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突厥思力俟斤带着大量掠夺的人口、牲畜而行，显然处于劣势，杨素的胜利有侥幸成分。在整个隋代，杨素这种以骑兵对战突厥因而取胜的例子十分罕见，可能杨素是唯一的一个。而方阵法，才是隋对抗突厥的主要战术。
杨素的“悉除旧法”的创新，表明隋方阵不足以应对突厥，方阵之法必须改革，否则只有失败，最多也只能做到自保。但隋代并未完成这种作战方法的改革，因为像杨素这样以骑兵对阵骑兵，必须两军旗鼓相当。如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则不能持久，必败无疑。而事实上，隋并无足够的骑兵与突厥抗衡。若想最终战胜突厥，必须另择战术，使用新的军事方法。
虽然隋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处于劣势，但终隋之世，突厥对隋的打击并不甚严重，甚至突厥本身反而由强变弱，一度启民可汗附属于隋。隋与突厥的势力消长，除陈寅恪先生所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8]因素外，隋文帝采用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军事方针，有效地分化瓦解了突厥的军事力量[10]，是隋削弱突厥的根本原因。但在对突厥的军事上，隋极少建树，长城和方阵，只是防守和自保而已，对突厥，隋并无一套行之有效的积极战术。
对突厥的新战术，只能留给唐朝来发展完善了。
二、精骑
大业十一年(615)四月，“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选补官员，发河东兵征讨盗贼。李渊父子因之到太原。八月，隋炀帝在雁门，为突厥始毕所围。李渊于河东征兵，“声势继进，故得解围”。这是李渊首次利用太原兵马与突厥交锋。十二年(616)十二月，李渊为太原留守，全权统领河东兵马，防御突厥。
太原为隋军事重镇。《隋书》卷四五《庶人谅传》略云：
(开皇)十七年(597)，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遂讽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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