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出奇兵的作战方法，更是不胜枚举。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617)八月条云：
(李)渊与数百骑先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渊使殷开山趣召后军。后军至，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阵于城东，世民阵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阵，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振……遂克之。
又如上论李世民与薛仁果部将罗睺酣战时，李世民“以劲兵捣其背”，“出贼不意，奋击大破之”。再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620)四月条云：
(宋)金刚尚有众二万，〔戊午〕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世民遣总管李世勣与战，小却，为贼所乘，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阵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
据上引可知，李世民用兵，常出其不意，率领骑兵或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后，或在侧面迂回奋击，或正面直接冲击。面对这种迅捷的奇兵，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李世民也因此大获全胜。
不论深入敌阵还是出奇兵，仰赖的都是风驰电掣的骑兵，即《通鉴》所记的“精骑”。也就是说，灵活机动地运用精锐骑兵，是李世民的战略战术，也是唐平定隋末割据势力、直至横扫塞北的基础。追根溯源，李世民所使用的战术，正是突厥的作战方法。李世民在太原身先士卒地学习突厥战法，驰骋射猎，一同突厥，因而能够建立赫赫战功。从这种意义上说，突厥的作战方法，直接影响了唐帝国的建立。
李世民受突厥影响，还不只是停留在师法突厥战术的层面，尚有更为深刻的内容有待发掘。终其一生，李世民都对骑射游猎情有独钟，欲罢不能，以致长孙皇后临终前谆谆劝诫太宗要“止游畋”(31)。群臣对“畋猎”的进谏，更是史不绝书。以下略引两段史料进行说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627)条云：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赡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
孙伏伽明确指出，太宗之好骑射，是“少年为诸王时所为”。这也正如太宗自己坦言的，“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究其原因，当是李世民在太原时，“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结果。游畋、骑射，是突厥主要生活方式，李世民受其熏染，又刻意学习，骑射之好，沦肌浃髓。同书卷一九五贞观十一年(637)条6131云：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这段太宗君臣的对话，值得细究。从初即位时孙伏伽进谏，到十多年后群臣上封事，太宗游猎之好，一直未能改变。太宗喜好游猎，认为其与武备有关，而群臣认为游猎不符合帝王行为规范。这实际上体现了两种观念和文化的冲突。突厥等游牧民族，频繁游猎，认为游猎是军事教育，是国家武备的保证；而在中原华夏文化中，游猎是荒淫之举，是帝王的过失，应力戒之。魏征深知华夷观念之矛盾，因而不置可否，令太宗自行抉择。从太宗对游猎与武备的认识上，可以看到，突厥对太宗的影响，不只是在风俗、习俗上，而是深入了太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中，使太宗在思想上认同了突厥的观念。游猎之辩，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太宗处在文化的两难之境，虽贵为天子，仍无可奈何。
太宗与突利的香火盟，更能说明问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世民用突厥法，与突利结为香火兄弟，“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深可惊讶者也。”也正是因为太宗深受突厥文化浸染，认同突厥观念，才能接受北方民族“天可汗”的尊号，才能视华夷如一，形成唐朝博大恢宏的气势、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李世民通过香火盟将自己突厥化，与其作战方式上师法突厥，都是唐起兵前“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必然结果。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很早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经过北朝与突厥的频繁战争和贸易，中原文化与突厥文化已开始互相融合，彼此影响。李渊的精骑军队与突厥难分彼此，唐朝使用精骑战术，只是这种交流影响的一个侧面。唐朝师法突厥的战术，丰富了唐代军事文化，改变了隋代方阵作战的不利局面，完善了唐朝的战略战术。也正因为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师法突厥长技，唐才能统一全国，称雄亚洲，声势远播西域，成为真正的大唐帝国。因此，突厥对唐朝历史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由于研究者多注意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文化的吸收，忽略北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因而枝蔓论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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