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我们还需对葛罗逯众的临阵倒戈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倒戈的原因,史料全无, 但怛逻斯之战后葛逻禄人轻易崛起，控制了碎叶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唐军与多于自己一倍的真主的战士们血战五昼夜才开始奔溃而非一触即溃，这不得不使我们推测在第五日的夜间,唐军突然受到来自葛罗禄人和大食人的袭击,如果是这样，无疑是杀了唐军一个措手不及,使其混乱而失去控制,因为直至当夜,高仙芝的损失也许并没有那么惨重, 如果有机会使之重新恢复纪律，则完全有机会再战，但困难恰恰是，当时在夜间，局面已经完全失控。《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记载，“会拔汗那众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可见主帅与番将士卒已完全分散。
三、怛罗斯之战的影响和战后中亚的局势
不管怎么说,这场著名的战役是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白寿彝先生认为,我们不必等到怛罗斯战败再看出唐帝国霸权的衰落，但中国的势力也并非“遂绝于西方”。不过事实却更倾向于怛战后的唐帝国国力仍处于上升阶段。这个帝国终于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血在他极盛的时候将一直被视为最大对手的吐蕃人的势力彻底赶出了中亚,当他们回头发现阿拉伯人的势力正在大大威胁他们的时候,富有远见的高仙芝企图将这些势力像驱逐吐蕃人那样赶出他们的领地,不幸的是，这唯一一次尝试在葛逻禄人的倒戈下失败了，尽管在同一年,唐军在云南和东北等战役中也遭到了大的失败,但这并不能说明唐在西域霸权的末落,事实上在唐高宗年间对吐蕃的几次用兵损失不下于几十万,但那时的唐帝国同样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这次失败和高宗年间的失败一样，都发生在边境,不会影响整个帝国的根基,尤其对于这个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财富、最高文明的大唐帝国来说并不算什么,其庞大的积蓄不仅支持着它的日益腐败奢靡的统治集团的挥霍,也支持者他的对外征伐,怛战后的几次大规模运兵无疑在证明这个帝国在西域的实力仍未根本动摇。怛战的失败使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瓜分了帝国在碎叶十姓地区的霸权,正如西方学者格鲁塞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帝国内部的那场内乱,也许,不过几年,他们就会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他们的霸权,但是,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却使唐军永远的失去了这个机会,也正是这场来自帝国内部的持续八年的内战,几乎耗尽了这个强盛帝国的所有财富,衰落从那个时候才骤然开始。从废墟中重建的那个帝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天可汗帝国,公元792年吐蕃人攻克了帝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最后一个据点，汉人的军队在清以前的近八百年里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
我们或许可以向教科书那样把这场战役看作是阻止阿拉伯人东进的一次虽败犹荣的战役,但我们也必须同意王三义的观点：打响这场战役并非是两国上层的初衷,作为一场边境守军之间的冲突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但无疑,战役的结果却是阿拉伯上层最愿意看到的。古代史上中国人唯一一次企图跨过帕米尔去建立霸权的尝试失败了,儒家文明的保守性和厌战性无法支持一个先进中国的对外征服，经张骞通西域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两千多年中国人的血本经营才使那里成为中国领土的最西端,从而也使这场战役成为中国疆域史上完全有必要记住的一战。
至于由战役的结果而引发的科技文明的传播,其意义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造纸术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传播。 到公元750年左右，扬州、广州已经是著名的世界性贸易港口，在广州定居的大食和波斯人之多，以至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他们竟发起动乱，洗劫了广州城，然后驾船扬帆而去。海上贸易由于不那么怕被劫掠，比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陆上贸易还要发达的多。造纸术完全可以以这种渠道传播到阿拉伯。而且，认为造纸术的西传缘于此次战役，一直只是由西方的史学家提出，他们习惯用阿拉伯人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了造纸术这样的话来谈起这件事，中国学者对此没有做足够的考证，我们只知道主帅伊步·穆斯林带着几千中国俘虏回到了撒马尔罕，随后这里变成了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笔者认为战争促进了这种技术的传播不容置疑，但造纸术是在怛罗斯战后才开始传到撒马尔罕的吗？对此还需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些年，有学者已经考证，怛罗斯战前撒马尔罕的造纸术已从唐属国拔汗那的首府浩罕和平而非抢劫式的传入,但令人不解的是,怛罗斯战役反倒被广大“爱国史学家”塑造成了一座中华古文明向西方输出的伟大里程碑,事实上，对于这样一次被动的劫掠式的传播，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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