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一隅而震慑天下，于前后历代所见多矣。秦、汉、隋、唐统一之后仍居关中，元、明、清虽相嬗代而大率都于燕京，金以起家之所会宁为其力量辐射的起点，与秦、隋相同，亦无可厚非。然历代偏处一方，皆有其立国之本：必先有人口基础，可为控御天下提供足够兵员，若以为人口不足，甚或有强制徙民之举。之后调集全国资源以供养兵员与政府，若调集不便，则或有筑路开河之举。由是，政治中心的空间位置即便远离地理上的“天下之中”，亦足以立国。而金之上京会宁府，全然不具备上述条件。财源或者可以输入，但有限的女真人口在国初被统合以不断夺取新疆域，此后便难有进展，反而是不断迁出。而徙入他族人口，在军事上，却难以为用。天会二年修建多条驿道，南达“南京”(前辽之平州)，西抵春州、泰州，进而通过前辽政治中心临潢府，与西北路、辽西、山后沟通，但即便如此经营，亦仅能略为减轻女真内陆与大部分疆土之间山重水阻、沟通不便的困境。军事重心离开“内陆”、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趋势无从扭转，而金的主要敌对力量，正在离内陆最遥远的南部边境之外，这种外部形势显然也与秦汉隋唐绝不相同。于是乎，金初所建主征遐方且统管新得境土的元帅府以及仿隋唐之制而建的行台，遂成为长期的建置。天会十三年熙宗初即位，欲行强干弱枝之策，遂将长期镇守燕京以南的都元帅粘罕升任“领三省事”，调至会宁府，两年后，粘罕遂下狱而死。《会编》注者云：粘罕乃“杰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在燕云则有众，在本土止匹夫耳，虽欲抗之而不可得也”。南境直是粘罕的独立王国，金熙宗欲削其权，则需调粘罕至“本土”；粘罕既死，而金廷对南境的控制却仍然勉强。直至皇统元年，燕京路方隶于中央，但西京路以及新得河南、陕西之地，又归于驻汴京的都元帅府－行台尚书省。对于遥处南边的黄河两岸之地，金廷实是鞭长莫及。
海陵王完颜亮即位之初，面临的就是这种亟待变化的空间格局。金政权必然要在政治要素的空间安排上作出较大的变动，要么收缩实力，以便于旧的政治中心能够居中调控，如此举措，对于“祖宗”的艰难创业，显然是一种背弃的行为，也有悖于海陵的勃勃雄心。那么剩下的只有迁徙政治中心，以维持对已有疆域的牢固控制。由此看来，贞元元年(1153)迁徙政治中心于中都大兴府，是一种顺应形势之举，甚至海陵还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一形势。他划一各路，将女真内陆万户、都统路改置为节度使、都总管路，部分抹除了这些内陆路分的特殊地位。这样，内陆的军事重心地位进一步弱化。
二、完颜亮迁都后的金政治地理格局及与辽、宋之比较
仅从空间上看，金朝之定都燕京，较其他朝代更为合理。它的北部疆域，无论就整体、还是就中心(会宁府)而言，都偏向东面。而南部疆域之大部分，则较燕京更在西面。若将金前期的政治中心会宁府与金后期的政治中心、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汴京之间相连的直线视作金疆域的中轴，那么，燕京非常靠近这一中轴。从人口和经济等要素的分布来看，燕京较为偏南，靠近南部的发达地区，这也合乎历代定都的惯例，但同时，它与会宁府，较之与汴京的距离，也不算相差悬绝。加之大量猛安谋克南迁燕京以南、其他半数则仍留在女真内陆，从军事力量分布来看，燕京也近于金政权的中心。要之，综合考量主要地理因素，燕京近乎金疆域的地理中心，徙都于燕，政治中心便与地理中心合一了。就城市本身而言，唐以来的幽州－燕京，一直是中原东北部控扼塞内外的军事重镇、全国范围内的次一级中心城市，自辽前期始，又已有二百余年作为陪都的历史，故其作为新的首都，绝非没有基础。
完颜亮于贞元元年，改燕京析津府为中都大兴府并定为首都之后，金疆域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截然的变化。在构成金疆域的三部分之中，旧辽之地在中都的西北部，女真旧地的诸万户路在其东北，旧宋地在其南，金藉以立国的最重要军事资源“猛安谋克”在北面仍是最为密集，财政方面则可借助南部，首都位于天下之中的区位特征，使之较易调动和分配各类资源，并可向各个方向均匀地辐射政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与前期的失衡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若作时代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调整之后金疆域的政治地理形态，已接近于辽、北宋的格局。至于辽代的格局，自太宗朝以后，已形成以临潢府为核心，其他各道、路四面拱卫的形势，至道宗朝，更出现了以上京、中京两道为中心，为东京、南京、西京三道及西南、西北、乌古敌烈、平州诸独立的军事路紧紧围绕的格局。辽、宋及金迁都前后的格局，可简化为如下图的模式。尽管所处区位有所区别：辽疆域整体偏西，东西向较宽；金疆域偏东，南北向较长；而宋疆域在南，近圆形。但三个时代的结构，最大的共性一目了然：它们的政治中心，在空间上都较为接近疆域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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