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六月，朝鲜世子自北京回到沈阳，朝鲜方面“呈文以请世子东还”。九月，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及其他朝鲜质子随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日，清朝“皇帝率诸王祭天坛告登极。还御皇极殿，受贺颁诏”。朝鲜“世子、大君亦随参”。仅10天后，新封“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集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宣布：“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另外“三公六卿质子及李敬舆、崔鸣吉、金尚宪等，亦于世子之行，并皆率还”。仅留“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相替往来”。多尔衮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后，朝鲜“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两国无疆之福”。并告戒：“年少台官自前好生异议，坏了国事，今后慎勿复踵前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是多尔衮对朝鲜采取的重大举措，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下的遗留问题，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转变。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国。朝鲜世子在归国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凤林大君还没回国，他已被毒死。从仁祖国王诛杀昭显世子嫔妃、遣返多尔衮送给世子的宦官宫女，接着立凤林为世子等举动来看，世子被毒杀是有预谋的行动，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反清。六月，清使工部尚书兴能、礼部启心郎邬黑、通事官郑命寿以谕祭世子出使朝鲜，多尔衮以“皇叔父摄政王”名义致书慰问朝鲜国王，清使又“以摄政王之意传言：东方人心不淑，当此之时，若以幼稚元孙为嗣，恐危疑不安也”。仁祖国王“乃告之以实”即已经确定立凤林大君为世子，于是“四使皆喜曰：'国王已有定计，则东方之幸也'云矣”。多尔衮虽然迅速派出使团赴朝察看情势，但显然并未打算深究朝鲜世子之死。对多尔衮而言，朝鲜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2.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九月，清廷向朝鲜颁发“减岁币敕”，减免岁贡物品约十分之一。同时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颁发的，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誊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
从停止刷还女真人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多尔衮在忠实地执行着皇太极既定的对朝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颁敕，对朝鲜境内“兀良哈”“凡前在尔国者俱免送还”，敕书明确提及：“我皇考在时，以朝鲜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当时虽未及降诏，遗旨尚在。”指出这是清太宗的“遗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对刷还政策的实施极其严厉，刷还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鲜称为“向化人”)、原辽东汉人逃入朝鲜境内者以及被掳朝鲜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籍此对朝鲜进行查勘、威逼，实为朝鲜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还的命令后，朝鲜人大感诚为多幸。
清军取得北京后，朝鲜有了要求进一步减免岁贡的理由：“大国既得天下，富有四海，我国岁币亦宜变通。”并以路远难行为理由，要求“节使兼行”、“岁币方物皆命输致于渖阳，使臣只赍表咨入往”。多尔衮在准许朝鲜质子还国的同时，又同意了朝鲜减免岁贡和岁贡运输负担以及使者兼行的请求：“念岁贡币物，尽属民膏，今将旧额苎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准与蠲免。各色绵绸二千匹量减一千匹，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顺刀二十口量减十口，余悉照旧输纳。其元朝、冬至、圣节贺仪如旧，因途道遥远，三节表仪俱准于元朝并贡，以彰柔远之意。”至于岁贡运输，朝鲜方面运至牛庄，牛庄至北京由清朝方面雇车辆押运。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遣使吊祭朝鲜世子，又颁敕令：“减岁币：细麻布一百匹、诸色绸七百匹、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多尔衮数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资帮助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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