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2年另一位将军法兰克人阿尔博伽斯特(Arbogast)暗杀了瓦伦提尼安二世，扶植欧格尼乌斯(Eugenius)为皇帝。狄奥多西拒绝承认篡位者，准备以武力征讨阿尔博伽斯特和欧格尼乌斯。公元394年9月，东部军队和西部军队在距亚得里亚海北端沿岸不远的弗里吉杜斯(Frigidus)河畔激战。战斗持续两天，双方都损失惨重，狄奥多西的东部军队依靠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哥特“同盟者”之助才得以跟西方军队抗衡。最终东方军队获胜，欧格尼乌斯被俘杀，阿尔博伽斯特自杀，狄奥多西成为帝国实际上的唯一统治者。欧格尼乌斯在位时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恢复了一些异教祭坛和仪式，这是罗马历史上最后一次异教复兴活动。随着欧格尼乌斯的败亡，异教复兴的希望完全破灭。
弗里吉杜斯河战役的深远意义往往被低估。公元四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进入最后阶段的关键时期。从文化角度说：这场战役基本上终结了异教古典文化在政治层面存在。这之后的罗马皇帝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单纯从军事层面分析，帝国的衰落以三场决定性战役为标志，它们分别是：公元363年的尤里安东征波斯；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公元394年的弗里吉杜斯河战役。可以说这三场战役中，罗马军队都是失败者。尤里安东征极大削弱了罗马的野战军力；阿德里安堡战役使得帝国东部野战精锐毁于一旦；而弗里吉杜斯河会战使得帝国西部的野战军力基本丧失。据维吉提乌斯记载：此时的罗马军队，尤其是罗马步兵，已成为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这之后罗马帝国，尤其是帝国分裂后的西罗马帝国事实上已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西罗马帝国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晚期帝国的重要史料《百官志》就大约成书于这一时期。从该书记载上看：帝国大约一半的野战部队编制已经在内战中丧失，残存的野战部队也实力大减，大部分野战部队士兵可能是从边防部队中抽调来的，而很多省份的边防部队已经不存在了。
四、尤里安东征的文化意义及深远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尤里安东征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就战争发动者的意愿来说，这次远征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古典式征伐。这种征伐主要以追求个人荣耀为目的，其精神根植于古典文化传统，而其起源则古老得多，早在文明诞生之前就已十分盛行。人类进入明文时代之后，文字和其他艺术的最早功用之一就是用于记录这类首领与英雄的业绩。上古时代，交通与通信能力都非常有限，在一定距离之外行使有效统治和管理是很困难的。对一个统治者来说，要在一个相对广大的范围内维持稳定的统治，通过定期的征讨树立权威，向臣民们展示自己的权力大概是技术上唯一可行的手段。当这种征伐不断施行时，其影响会逐渐渗入习俗，随后渗入文化，发展为对战场上威望与荣耀的追求，进而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这成为几乎所有民族史诗的主题之一。这一现象存在于所有上古文明，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层出不穷、难以计数。
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追述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早区域--古代近东地区，这一地区所兴起的所有早期重要文明都留下了关于君主或国王对外征战的丰富史料。苏美尔时代著名的鹫碑记载了拉伽什国王安那吐姆取得对外征战胜利的情况。该石碑也被视为古代两河最早记录对外作战胜利的典型，对外作战的胜利不仅会给统治者带来良好的周边环境，同时也会对国内的反对势力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从记录阿卡德帝国第一位王--萨尔贡的文献中，我们也能发现，萨尔贡在他取得王位后所宣布的功绩中，就有对外征服的内容，“我征服了拥有青铜剁斧的强有力的山区，我登上了高处的山脉，我穿越了低处的山脉。”可见这一时期进行对外征服就已成为统治者炫耀其强大王权的重要措施。这种将对外征服进行炫耀的做法在新亚述的文献中锄比比皆是，亚述王辛那赫里布在他征服耶路撒冷时就有这样的叙述，“在紧接着的行军中，我包围了贝丝一达贡，约帕，巴奈一巴尔卡，阿祖鲁，这些属于西德加的城市没有立即弯腰匍匐在我脚下；我征服了他们并将他们的动乱驱散。”亚述人这种对战争与征服的狂热追求大概只有同时期的楚人能与之相比。
古代埃及历史中法老对外征服的记录更是丰富，从纳尔迈到拉美西斯二世，几乎每任法老即位后都会进行对外征战，纳尔迈调色板是埃及法老对外征服最早的记录，“纳尔迈带着代表上埃及的白色王冠、用力击打敌人的形象，成为前基督教文明时期埃及法老展现其力量的标准形象。”根据最近的研究表明：他所打击的敌人应为利比亚人。至帝国时代(新王国时期)，法老登基之后都会率军出征，即便不能征服新的领土，也会在已经臣服于埃及的领土上进行一次行军，接受这些地区的效忠。这一习俗有如古印度吠陀时代的马祭，其炫耀力量，追寻荣耀的目的非常明显。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即位后仅五年就出征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以此来向本国和外国显示权力。这次出征埃及受到劲敌赫梯帝国重创，之后埃及法老就鲜有出征叙巴地区的记录，但为了维护法老的尊严，拉美西斯二世之后的法老或是转移出征的目标，将出征地转为处于埃及势力范围之内的努比亚和利比亚地区；或是将在文献中记录虚假出征情况，以此来维护法老的尊严。因此，从埃及法老出征的状况和形式来看，古埃及统治者异常重视出征对王权的作用，甚至为了维护王权而不惜假造出征记录。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际上看，古埃及法老的出征记录表明：通过征战树立威望与权势这一观念在古埃及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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