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形成的原因。三节度使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要准确把握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在当时野战军团中重要地位，首先要对唐代前期国家战略有所认识。为此，我们先从宏观的战略方向，将唐朝边境军事防区划分为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四个军事战略区。其中西北战区下辖安西、北庭、朔方、陇右、河西共5个节度使；东北战区下辖范阳、河东、平卢3个节度使；西南战区下辖剑南节度使；东南战区下辖岭南五府经略使。在这四个战略区中，西北、东北二区和东南、西南二区在军事力量的配备上，呈明显的不对称状态，西北、东北二区远远强过东南、西南二区。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历史传统方面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唐朝国防力量的重心落在西北、东北，乃是历史继承性的结果。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的军事布防基本上沿着东起今山海关、西至今甘肃嘉峪关的一条贯穿东北到西北的弧形战线展开。这是因为能够对中原王朝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力量，一直就是游弋在这条弧形战线附近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就唐朝来说，还有更为现实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曾说：“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循陈先生所论，可知首都长安所在关中地区既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之中心，保卫京师及其近畿之安全，从开国起，即已成为唐帝国的基本“国策”，由此决定了在西北战区布防重兵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
不过，仅从上述国家战略和历史传统两个因素诠释三节度使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性，毕竟显得过于宽泛。事实上，开元二十一年创设十节度使时所形成的这条重心落在西北的军事防线，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认为，正式形成于开元二十一年的重心落在西北、东北(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军事布防形势，既是府兵制破坏背景下唐帝国对军事部署进行调整的结果，更是唐朝前期一系列军事活动的结果，其形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军事制度变革是三节度使战略地位形成的制度保证
如所周知，创始于西魏北周的府兵制，也是行用于隋至唐代前期的主要军事制度。以西魏北周而言，府兵之主要职责在于对外征讨攻战以及宿卫京师，地方镇守等军事任务则由“乡兵”维持。但是，府兵制从隋文帝的时代即已弊端明显。尽管在开皇年间由于用兵突厥而一时维持这一征兵制度，但是到隋炀帝东征高丽时，由于大规模的兵败丧师，以及逃亡无数，就在实际上宣告府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改为募兵以弥补府兵兵源之枯竭了。唐朝建立后，府兵制度不能满足其时军事行动需要的状况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唐太宗贞观时期东北、西北同时用兵，边防阵线拉长，兵力更显捉襟见肘，兵士疲于奔命，这种情况到高宗、武后时期，表现得愈加明显。
关于府兵制之破坏及其不堪使用，《新唐书》自有表述：“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这是说自高宗、武后时，由于“天下久不用兵”，故府兵制开始败坏；玄宗时，府兵制愈坏，故张说建议代以募兵制。《新志》此说一度成为影响学术界甚深的主流观点，然综考诸史所载，《新志》此说实不能成立，府兵制之破坏及其退出历史舞台，归根到底在于制度本身，在于它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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