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东吴的发展战略则无足轻重了。因为东吴基本是地方地主政权，唯以自保为唯一战略，对于天下大势，除了隔江观虎斗，乘机捞一把，扩大点地盘外，并没有什么宏图大略。今天和刘汉和亲，明天又反目成仇，然后再联盟；今天向曹魏投降，明天开战，后天再屈服。基本是一切立足于保住地盘、保住位子而已。就像一个政治盗贼，处处的机会主义。很有一点鼠窃狗偷的味道。周瑜、鲁肃在时，尚有横行天下志在一统的雄心，周瑜、鲁肃曾经有过规划，但二人去世后，东吴便采取了一种永久性的防御战略了。就是有发展的机会都要放弃。比如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后，本可以乘胜追击，但却草草收兵。但这从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上来看是正确的，不应受到非议。但有许多这样的机会都放弃了。甚至东吴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并不在于扩张与获胜，只是做做样子，耀武炫兵，威慑曹操而已。这也与东吴军事力量的特点有关。孙吴的军事主力部队都是水军，离开了水便无大能为。而曹、刘政权的军队多以步骑为主，因而与东吴作战取胜也很困难，赤壁之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东吴政权固守长江天险、巩固内部、自我发展，对曹刘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是一种正确选择。一直到三国归晋，东吴是最富庶的，乃至到最后仍成为苟延残喘的东晋政权的可靠大本营。
在东吴的战略中最正确的抉择是蜀汉联盟，是赤壁大战，使东吴扩大巩固了江东政权的西部和北部防线，为江东建立了可靠的外围阵地。最致命的错误是并不认真贯彻也不忠于这个联盟战略，总是与蜀汉闹磨擦，搞小动作，甚至与曹操联手来破坏这一联盟。在后期也从不认真执行这一战略，甚至在魏蜀最后大决战中，东吴非但不援之以手，反而趁火打劫派兵去争取巴东，围困白帝城。所以蜀汉一亡国，东吴就没好日子过。司马氏的一队楼船就把它灭掉了。战略事关兴亡，三国所以兴亡似乎都与战略有关，所以战略问题乃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可忽略。
三国兴亡各有因缘，蜀汉却是在一个根本不应亡国的情况下灭亡的，且实在是不亡于邓艾的进攻，而亡于益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出卖
曹魏政权自曹操于公元217年称魏王开府算起，到司马炎在公元265年取代了魏元帝曹奂立国称帝为止，一共历时48年。曹魏政权纯粹是在一场逼宫政变中亡国，且曹魏氏族已失去了统治能力。司马氏父子对于后来几任曹魏幼帝如曹氏对汉献帝一般无二，有过之而无不及。曹魏在三国中最强大，但统治的时间只有48年便亡国。如果再加上曹操执汉相那段时间，也不过70年左右。
孙吴政权自孙权于公元200年接替孙策执掌江东算起，一直到亡国之君孙皓于公元279年投降魏晋，前后经历了79年，是最后一个灭亡的。它的灭亡纯粹是由于内部党争造成的分裂，从孙权时代就开始的政治*的必然结果。
蜀汉政权自刘备于公元219年于汉中南部称汉中王始，到公元263年成都城破，刘禅降于邓艾止，前后经历了44年。蜀汉是三国中最先亡国也是最短命的。而且无论读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会有很大的困惑：蜀汉政权尚有姜维等将帅手握中央重兵可用，还有罗宪等名将镇守的地方外援支撑，而且还有广阔而稳定的云、贵大后方可以回旋，为什么只邓艾一支已无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一旦破关而入兵临城下，蜀汉就亡国了呢？一是由于邓艾突袭，蜀汉朝野都没有充足的准备，更何况黄皓不断隐瞒军情不报，以至于南中守将霍戈要入援刘禅却拒绝了。二是由于诸葛亮后时代的刘禅昏庸，宦官黄皓与大将军闫宇联手专政，使文臣武将丧失了信心，部队已失去战斗力，成都外围将士不是没有抵抗，而是都壮烈牺牲了，已没有主力战将。三是蜀汉的主要军事支柱姜维被逼离开权力中心外出屯田避祸，使中央政权失去了应变和抵抗能力。四是进攻蜀汉的魏军不止邓艾的部队，还有钟会一军在剑阁对姜维的牵制。两人统帅18万大军，近于蜀汉全国兵力的两倍。更主要的是益州地方的旧官僚地主集团政治势力的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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