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月兰
父母结婚时，父亲23岁，母亲22岁。那个年代，特别是在农村，他们相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据母亲说结婚前不要说什么花前月下，她连父亲长的啥样都不知道！更不谈不上啥叫“爱情”。
父母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鬼子抓壮丁，夫妇俩卷着点铺盖，逃难来到南京，在人家屋檐下搭个棚子安了家。父亲拉黄包车，手巧的母亲给人家做点针线活维持着生计。有一个霉雨季节，由于连续下了多日的雨，他们睡的稻草铺下，竟然爬满了“豌豆虫”。日子虽然清苦，但他们从不争吵，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从不会说什么爱昧的暖心话。拉黄包车，只要赚了点钱，看见路边有卖烤红薯的，他便吸着肚皮，从腰间自做的帆布腰包里掏出点钱，买了块红薯揣在怀里。拉了一天车，虽然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他舍不得吃。到家后掏出热呼呼地红薯，递给母亲说：“老太婆！快吃吧还热着哩！”母亲接过红薯掰了二分之一，递给父亲说：“你也吃点！”生活的艰辛加之居无定所，未嫁时是父母掌上“明珠”的母亲，哪吃过这般苦，想家让她哭着对父亲说要回家。父亲是个及要面子的人，未苦到钱回家怕人笑话。一次次哄孩子似地，宽慰母亲说，等苦到钱就回家的坚持了下来。夫妇俩朝出，夕落地苦了几年，终于攒了点钱，买了点廉价的毛竹、油毛毡、草席等盖屋的材料，借个平板车，那时只有七八岁的大哥，每天跟着父亲去很远的地方，拉土回来用筛子筛掉砖块，用木模子一块块地拓土砖，盖了三间草屋。在草屋内我们兄妹相继出世，在吃糠咽菜中，渐渐长大，当初中毕业的大哥刚上班没多久，“上山下乡”运动，使得二哥插队去了江南农村，我们全家却下放到了苏北农村，这一去便是十年。
七九年我们全家回城后，市政府给我们家分了套三居室的房子，父亲生性爱养花，但苦日过来的他，却舍不花钱买花，花盆是他从街上捡来的破瓦罐，旧瓷碗、破茶缸。那花也是人家丢掉的蔫不拉叽的花杆。父亲把这些，尚存生命气息花杆捡回来后，精心地栽在些破盆、烂碗中，用淘米水蛋壳给蔫的花枝加营养，放在阳台阳光下。花儿经过养份、空气、阳光，没多久便生气勃勃起来。春天阳台上开满了红的、粉的、白的刺玫瑰、马齿苋似的小太阳花。花虽美，由于占据了阳台的大部份空间，使得母亲一晾衣服，便气得唠叨着说：“这个老头也真是！养这些花花、草草干嘛！把我这阳台都占满了！不要说晾衣服，就连插脚地都没有！哪天我非把它给扔了！”此时母亲的唠叨，恰好给父亲听着了，父亲连说：“哎哎哎！老太婆！请你手下留情，千万别扔我费了那么多心事才养活的花！”说着还拉着母亲的胳膊喜滋滋地说：“老太婆你看！这花多好看！”母亲却扭着头，不屑一顾地说：“去去去！哪个喜欢你那个破盆、烂罐的花花、草草！你看你把阳台弄得，连晾衣服的空间都没有，还招蚊子！烦不烦人！哪天我非把它都给扔了！”说完气得转身回到房间。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父亲，了解母亲的脾气，也深知她只是说说狠话而已。的确，母亲每次上阳台晾衣服，虽气得唠唠叨叨，但直到父亲八十多岁患病卧床，不但没舍得把花给扔了，还把淘米的水，用大雪碧瓶装着，每天还不忘地替父亲给花浇水，一天都不落。有一次回家，看见母亲正在阳台，给每盆花浇水，便有意调侃着说：“妈！你看这阳台，被爸这些烂花盆给占得连插脚地都没有了！是不是趁爸现在不能弄，扔掉点不好的？”没想到，母亲立刻发火地说：“扔什么扔啊？你看这些花都长得这么好看！干嘛要扔哩！真是！”看母亲生气了，我忙哄着说：“哎哟妈！我知道花是爸的命根子，你怎么舍得扔哩，我是逗你玩的哩！”此时母亲的脸色，顿时由阴转晴羞怯地说：“去去去！你个死丫头！”
2014年12月，八十三岁的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不但没把阳台上，父亲培育多年的花花草草给扔了，相反地母亲照料花的程度比父亲还要仔细，花根敷蛋壳、浇淘米水……为了祛蚊，还特地让小妹给买了花草除虫剂。有一次我回家，在阳台上浇花的母亲，在心念父亲之时，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爸一生没什么嗜好就喜欢花花、草草，现在他走了，把花留给我了，每次当我给花浇水时，就仿佛看见你爸浇水的身影！”说着便拉起衣袖抹起了眼泪。看着母亲伤感的神情，我都不知用何安慰的语言来表达。父母相亲相爱了一生，婚前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婚时昂贵的金银饰品、没有奢华的房与豪车。就这样两个平凡，又平庸的夫妇却用伟大而不平凡的父爱、母爱，把七个子女都培养成了，即懂感恩、又都非常孝顺一代人。在父母的教诲下，我们家优良的好家风，在当今社会也算是一流的。
父亲去世十年后，在一个情人节的日子，身居天堂的父亲，捧着艳丽的红玫瑰，把挚爱一生的妻子给接走了，他们在天堂又幸福的相聚了。父母一生相濡以沫伟大的爱情，不但影响着我们，且让我们亲情如一的兄妹，羡慕并感动一生。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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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月
兰
侯月兰，原南京港股份公司工会图书管理员，87年入党，现已退休。97年开始写作，先后在《南京港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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