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见识短浅和软弱的领导核心
友：历数上述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三大失误，听来有点道理，但不满足。问题在于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人会犯这些错误？
袁：这也是令我一再深思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你有耐心，且听我慢慢道来。这些错误的形成首先同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息息相关。１８６２年至１９０８年间，清朝廷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从１８６１年发动政变开始至１８８４年初，恭亲王奕一直是她的首要合作者。夺取政权时，她是年仅２６岁的小寡妇。文化程度很低。同治四年三月她手书一篇“□谕”，全文２３０字，错别字及文理不通者在２０处以上。慈禧手书□谕影誉见宝成关：《奕慈禧政争记》中，她不但对１９世纪的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这个人的品德也很坏，喜欢玩弄权术，权力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且为了个人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可是，她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加上有些小聪明，凭这两条便操纵国家近五十年！国家大事要依这样的人的“懿旨”最后定夺，洋务运动哪有不失败之理！
友：朝政不是实际掌握在恭亲王手中吗？此外，史家们已一再肯定洋务运动的领袖是李鸿章。你可不能替他们开脱，把罪责推给神憎鬼厌的“老佛爷！”
袁：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者群体善于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１９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在最后回答这个状况产生原因以前，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真面目。任何随意贬斥或溢美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上一年，曾国藩就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郢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余更碌碌，甚可忧耳。”（与慈禧合作发动辛酉政变时，奕訢是３０岁且有过从政经验的青年。身为执掌大政的议政王，他自然成了各方关注的人物。
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评论过他。赵烈文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七月初九的日记中留下他同曾氏的一段对话：“余言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师曰：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之虞！”他们自然不是在讨论麻衣相法，而是对执掌大权近六年的奕訢的政绩的回顾与前瞻。这些无拘束的议论，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奕訢及其同僚的平庸本色。对照其他材料，更显得这些评议入木三分。他们的平庸简单地说在于见识短浅而又软弱无力。
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改革社会运行机制入手去为富强奠立基础。他们主观上都希望国家富强。多年来中国大陆不少史家喜欢骂他们“卖国”，这可真是冤假不实之词，经不起认真查证的。在他们看来，要富强就应学西方，办洋务；其为国筹谋的热忱和见识也是那些高喊反对“以夷变夏”的顽固保守分子望尘莫及的。可是，西方何以富强？对他们说来这始终是个没有解开的谜。谈到学西方，他们想到的就是产品和技术，却没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这些产品和技术赖以涌现和不断改进的原因。上面谈到他们所犯的三个致命错误，说到底是没有看到关键在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１８７４年由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居然入侵台湾，引发了一场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以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对策是“练兵、简器（选购武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实际是奕訢等人提出的行动纲领。前三条都是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筹饷规定“专提部存及海关成洋税为目前开办之需”，后来也不落实；用人则强调保举；持久则说了一些空话。
如此见识，富强云云，又怎能不化为镜月水花呢？其次，即使是生产建设一类的事情，他们也缺少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的胆略和毅力。李鸿章就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自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闲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对恭亲王缺少雄才大略的议论，不仅出自曾国藩、李鸿章和他们的门下，其他大臣也有同样的观感。翁同龢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中法战争危急之际，却为半年后的慈禧五旬寿辰，“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戏事也。极琐细，极不得体。”
第二天，朝见慈禧，“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垂谕极明，责备中有沈痛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臣越次言：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锁屑。两王叩头，急急退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奕訢已属皇族中的佼佼者，尚且这样，其他更是不堪闻问。再次，他们根本没有考虑有计划地集结自己的力量，扩大革命新势力，孤立和分化保守力量。不少史家喜爱从党派之争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晚清政局。不能说这毫无道理。可是，不能忘记这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党派斗争，其中有的出于私利或私见，有的虽包含不同政见之争，但斗争的某一方往往没有积极主动地扩大自己的政见的影响，发展自己的势力。洋务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旧式政治人物。奕訢是咸丰皇帝的亲兄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论能力和威望在皇族中都没有人能超过他。与现代政治家或古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不同，他当政２４年却没有着意去培植和发展支持自己革新事业或办洋务的政治势力。中法战争期间，他非常轻易地被慈禧撸下台，从个人的命运说是活该，而继符者是昏庸贪鄙之流，国家更加不幸。老弟不是生怕我为李鸿章开脱吗？
不了解控制中枢的领导群体如此平庸和软弱，又怎能恰当地评论李鸿章呢？李氏虽然被人们尊之为“傅相”，但有清一代，“大学士”、“太子大保”、“太子少保”都是荣誉性的虚衔，真正的宰相是执掌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他事业鼎盛期的职位是地方督抚，据说其毕生憾事之一是从未充任军机大臣，而他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已是甲午战败以后，带有投闲置散的气味了。他无疑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其正式官衔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且长达２８年之久。按规定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是华北和东北的通商和涉外事务，但举凡这个时期的全国的军事、外交和各种自强新政或洋务几乎都离不了他。因此，洋务运动的一切错误他都难辞其咎。但他是超值奉献，有违“思不出其位”的古训。
而由于他不是清廷最高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其功过得失更要注意具体分析。例如，在三个致命错误中，科举僵而不死，便违反了他的意愿；他的见识和胆略也比奕□等人略高一筹；可以设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洋务运动的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也不是什么学识高超气魄雄伟能开创历史新局面的英雄。所以，我才说他不过是庸众中的杰士。
友：仁兄把领导核心的软弱、平庸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似有过分强调个人作用之嫌。
袁：历史哲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倒过来让历史事实适应你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同时，在这些现象后面，其实蕴含着制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四亿多中国人在历史载折的关键时刻让一些庸人和小人统治了７０年而无可奈何，这就是中世纪专制统治的罪恶。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领导层问题。李鸿章倒有点切身体会。他在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意味深长地说：“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
这里揭示了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就遇上两个问题：一是洋务运动是“外臣”即地方大员发动的，运作中困难重重。二是这些困难归根到底来自“政体”，这也是中国“不如日本”的原因所在。这些见解深邃而引人深思。
○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制
友：你的意思似乎把政治体制看作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
袁：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察觉当时的政体有急待治理的毛病不自李鸿章始。冯桂芬早就指出过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重述郭嵩焘、李善兰、郑观应、王韬等人对清代政制痼疾的揭露和学习西方政制的建议。这里要弄清的是政治体制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什么关系。
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大事，多少人的青春，都轻轻付诸东流了。又如，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其实，在康梁以前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大臣们已一再向慈禧揭示西方富强的真谛，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除了笔者已说过的郭嵩焘的奏议外，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任军机大臣已达１７年并一直兼任总署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陈大计时已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其对西方错误认识的澄清，反求诸己，要求解决政府与人民关系等建议，不是已触及根本了吗？
可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因循守旧必然随入深渊；任何权势都无法禁止人们思考；于是，专制淫威下特有的官僚心态便随之泛滥。
这种病态心理突出地表现在官员们竞以不讲真话相劝勉。曾国藩便一再叮嘱其弟子和部属：“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任意妄说，言不当理，或触圣怒，不准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又负鄙人之期望矣。”曾国藩不是以狡诈名世之辈，这是他从生活中学会的自我保护机能。
“天威难测”，以言获咎，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事例屡见不鲜。身处这样的环境，直言不讳便等于不识时务了。这不是曾国藩一人的感受。李鸿章走出曾氏帏幕领兵援沪之初，谈到自己的心情：“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从容二字、节相以深沈二字、幼公与执事又以勿急相戒；当奉为枕中秘。往岁，胡文忠期为淮扬之行，先赠以懵懂诀。若参用之，或有一当。”说得通俗一些，这些大官们的从政经验竟是：努力掩饰自己！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难以保全的恐惧感。攻下金陵后，曾国藩便急急忙忙将１２万湘军遣散１０万，兄弟俩一再要求解甲归田，无非是惧怕功高震主，蓄意让权避祸。
这就是曾国藩的自白。将武装散去，是不是就安稳一些呢？只要安危荣辱系于一人之口的专制统治存在一天，这样的病态心理就必然笼罩大小官僚，令他们无法安宁。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坦率地承认自己“顾影自危。”权倾一时的两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员不问可知。在最需要集思广益的历史转折关头，官员们却如此压抑、消沉，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
当时，也有集体讨论的制度。最重要的国事往往开王大臣会议讨论，至于一般奏章交各部讨论更成了日常惯例。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美化中世纪专制政制，誉之为民主传统。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民主离不开法治，包括参与者人身尊严及其他权利必须有足够的保证。这与独裁者君临九州而咨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传统戏曲你总看过一些吧？臣子说话，一言不合，皇上开金口：推出午门斩首！于是，魂归黄泉。这不是捏造出来的，此类事件史不绝书。
慈禧就是其中好手。例如，１９００年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上奏反对信崇邪术，误国殃民，就被慈禧当场下令斩首弃市。恭亲王奕訢的前后变化也是个典型例子。上面已经说过，他本来就不是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从政初期还是有些作为，支持办洋务，图自强，颇具人望。后来每况愈下，也与专制独裁统治的摧残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职，赶出军机处，又四度复出，兼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几经折磨，锐气便销磨殆尽了。
“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比《清史稿》的这个论断更为尖锐，李鸿章一再忧心忡忡地说：“总署诸务无人主持。”“枢府只高阳（指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时局亦大可虞。”言下之意是恭亲王已形同虚设。
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对设立同文馆的顽固派的那股英气早已消散。两者互相参证，不难理解一个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个亲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友：你这个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说话吗？
袁：除哑巴外，人生下来都要说话。问题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大凡在专制政体下，维护固有体制和观念的话大讲大写均不会有什么危险。清流派扮演的正是这一类角色。（后来有的转化为洋务派，则已实现了角色转换）。如果你讲的是革新，要触动现存秩序，那就有点危险了。而社会要发展，却非日新又新不可。在１９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
有识之士却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革新哪能不落空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那说的是社会舆论对先进思想的扼杀。
类似晚清以专制政治权势震慑臣民，不容他们畅所欲言的现象，在１８世纪以前的西欧也屡见不鲜。中外历史都证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确立的。历史的积垢成了富强路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不敢冲击专制政治这一类障碍，只落得在其重压下呻吟的下场，历史的进程也被延误了。还是让我们看看专制政治体制带来的其他消极作用吧。
但在晚清，这类现象却具有末世王朝所独有的疯狂性。除了一般的贪污受贿外，当时独有的现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结合，组成处处盘剥、敲诈商人的网络。现代商品经济发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而处处设卡征厘却把市场分割为大小领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难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国政权的扶持、保护，晚清中国商人不但得不到这种助益，反而备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于外商，利用官府惧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权，分润若干残羹剩饭。
清朝廷是在戊戌维新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才真正走上鼓励发展工商的道路的。从洋务运动开始至甲午战争，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而官员们又贪婪成性的情况下，官商关系往往处于对立状态。突出表现之一是好些兴办企业的申请都得不到批准。１８７３年初，在谈及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李鸿章写道：“尊论以闽粤人财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确乎不易。津郡粤商，久经禀求，因赀力不厚，未敢妄允。”于是，７０年代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民营轮船运输业就因李氏的压制而丢失了机会。纺织业等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以热心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员对工商业发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与此相联系，商人也对官方颇不信任。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资金搭附在洋人所办的企业中。在当时这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用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
友：领导的平庸、政体的滞后而不思改革，这些都是现象。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按老兄所说，曾国藩、李鸿章都有点能耐，他们手中的兵是当时最强的，如果他们敢于夺取政权，自己做皇帝，办洋务处处掣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袁：这确是引人深思的问题。不妨就从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不当皇帝说起。
野史中有不少记载，说有一些人曾先后鼓动他们做皇帝。曾国藩不愿干这事，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打败太平天国后，他的健康情况恶劣。征剿捻军、处理天津教案都因病体不堪重荷而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高足李鸿章；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去发黄袍加身的美梦。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很深，没有胆量干这被目为大逆不道的大事。三是清廷也有所准备。好些史家都说过清朝廷在玩弄分而治之的古老手法。
例如，扶植左宗棠，以牵制曾氏，等等。不过，在满汉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后一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八旗兵已腐朽不堪，湘淮军的大部分都尊重曾氏的领导。前两因素才是主要障碍。
李鸿章年富力强，淮军是剿捻结束后支撑清帝国的主要武装。如果他真想当皇帝，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李鸿章当上皇帝，上述问题就随之解决，洋务运动就会成功了呢？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领导层的状况是由特定的文化氛围决定的。连李鸿章也逃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制约。英雄豪杰当然可以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
但英雄豪杰本身的面貌就是由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铸造出来的。
李鸿章为什么不敢图谋推翻清帝国？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儿，忠君事上的思想早已深入脑髓。同时，从１８７０年调任直隶总督至甲午战败，是他毕生的颠峰期，而全国恰好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即使他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权力大小，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前面谈到的三大失误都离不开这条。例如，为什么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热衷于官办经济呢？恭亲王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守国之道则在于行政而得民。国之安危视乎政之得失。若君弱臣强，国柄下移，欲政令之行，胡可得也。国以民为本，苟无民，何有君？若公室日瘠，厚施在家，欲无失其民，弗可得也。”他从《春秋左氏传》中汲取政治智慧，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便出现在他面前：既要得民、富民；又要防止私室势力过大，“厚施在家”。囿于古训，他无法理解新时代的“民”，于是，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疑虑便不能不横亘于心了。李鸿章热衷于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其指导思想的实质同奕訢一样也是出自对“民”的不信任，差别仅在表现形式有些不同。首先是他要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坚持官府控制一切。
他所坚持的原则是不论官方有无投资，都应由官处于领导和监督的位置上，掌握大政方针，否则就会利病不分！误国误民的官督商办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其次，他不相信离开官方，私商能筹集足够的资本开办企业和管理好企业。“若赖商赀，开办未必有成。”翌年，在商议开采煤矿时，他又借用盛宣怀的话说：“若归商办，久恐争得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虽然由于清朝廷财政困难及官办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李氏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但上述观点一直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友：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混乱？
袁：所有洋务派成员都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同各类过渡型人物一样，他们的思想乍一看来也是斑驳陆离。但无序的背后是有序，问题在于人们有没有能力透过混乱的表象寻找内在的规律。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李鸿章比许多同时代的大小官僚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愿意纠正自己的已经过时的观念。办厂、开矿、造船、买炮、铁路、电报、公司、银行、洋学堂，这些是他先后接受的新事物，也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
直至７０年代以后，他成了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主持者。他学习西方的动力是企求国家富强的爱国热忱与睁眼看世界的实事求是精神。
有些史家喜欢骂李鸿章卖国。在我看来，一没有骂到点子上，难以令人信服，二是轻轻放过了更应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反对学习西方的人物。从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看，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失足处之一，在于没有实现官为主体的专制统治观念到民为主体的现代观念的转变。
友：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
袁：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民主主义者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是从较宽的意义上去理解，民的权利要有适当的保障，要令他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现代商品经济以市场和利润的信息为最高指令，如果处处要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也有几个是办得较好的，但从整体上看却给官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从郭嵩焘一个建议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个病症的文化背景。１８７５年他上奏提出四条海防“本源之计”，核心是学习西方“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办，官有轮船也交给商人去经营，因为商人“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在这次海防大讨论，这是水平最高的一份奏议。奕訢等人承认它“语有可采……非比空言。”但在他们所拟的总结性的文件中，各大臣所提建议，均分门别类有所交代，惟独对郭氏的奏议只写了这么一句：“郭嵩焘所谓官民上下通筹合力，及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亦系持久之计。”
至于郭氏建议涤除官办之大弊及支持商办之大利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与官为主体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来自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小官僚及广大士子所学就是这些，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改弦易辙呢？还要看到，即使是已经迈出的改革教育的重大步骤，也因遇到文化障碍而半途而废。例如，召回留美幼童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丑闻，在这件事上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去责备那些顽固派，因为他们从来就反对一切学习西方的举措，此事的成败都不取决于他们。奕訢、李鸿章曾不顾朝野内外的反对，促成了这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大措施；为什么他们却顶不住舆论压力，竟然决定把这些学生撤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观本来就是矛盾的。奕訢所以要把学生悉数撤回，是因他同意驻美公使陈兰彬的意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李鸿章也认为主张撤回者“立言为公”，“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下，系统学习西学是不可能的。
以这样的文化思想为背景，期望洋务派能像日本那样推行新学制就有点不切实际了。不思改革国家机构也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翻开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戎马倥偬的天京，他没有忘记建议太平天国培训行政人员，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关。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他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关系远比太平天国领袖密切，却闭口不谈这个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社会的气氛根本不适宜提出这类建议。
当时，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但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往往处于孤立和受贬抑的状态。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大部分在技术岗位上奔忙，却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保持沉默。严复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８７９年回国后，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埋头培养海军人才，直至甲午战败，才忍无可忍，奋笔写下惊雷闪电般的几篇雄文。另一类是外交官，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等人是其中佼佼者。郭嵩焘从英国归来，许多明达之士都寄以厚望，但在十分压抑的气氛中，他甚至不愿到北京办理例行的销差手续，迳自回家归隐。其他几位处境略好一些，可也没有人想到在内政的改革上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直到戊戌，黄遵宪才有机会在湖南小试牛刀，但也如昙花一现。１９世纪初，龚自珍已深感中国处于“衰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
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依然在这样的衰世中沉沦。从文化上看，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衰败，而新的文化仍是零落的幼芽。于是，满眼都是庸众，在此基础上登上权力最高层的通常也只能是一群庸人。
友：经济是基础，恐怕不能光在文化上兜圈子。
袁：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经济。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解不开的连环扣。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不容许中国悠闲地等待自身经济缓慢地变化再带动整个社会前进。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启动器。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滋润和冲击。因为当时世间只有西欧和北美实现了现代化。谁能以开放的心态了解这些人类文明的新成就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去应用，谁就成为领导本国走出困境的巨人。我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平庸，就在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头脑空虚，没有汲取人类文明新成果以改造自己国家所必须的知识和胆略，而这又与中国文化的排他性密切相关。
友：老兄的嘴巴走火了！翻翻时下的报刊吧，都在竞相赞扬中国文化宽广博大，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
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概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但境内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而且也汲取了不少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可是，不论先秦汉唐的儒家还是宋明以后的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在坚持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去吸收别家之长的，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从这个基本点来说，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此曲折，付出代价之巨令人不堪回首，不能说同这个抱残守阙的弱点没有关系。明治维新的《五条誓约》之一是“求知识于世界。”而同一时期清帝国朝野上下却仍把“以夷变夏”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真正认真考虑学习西方之长已经是２０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还不时涌现千奇百怪的障碍。中日两国都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为什么后来的差别却如此之大呢？“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二百年期间，中日都采取锁国政策，但西学仍然通过一定的渠道，１７４４-１８５２年的１０８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１１７人，译书约五百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时间却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第６３页。
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足与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媲美的启蒙思想家，也约迟了半个世纪；而出现能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并列而无愧的政府大员则更要晚得多。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不能不想到的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但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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