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会”有陈长林先生文章《化品格为本金》，从胡适与陈之藩的忘年交说起，胡与陈均情深义重，很是动人。而我却因此想起陈之藩的另一件并不动人的琐事。差不多二十来年前，台北的《传记文学》杂志刊载过陈之藩给杂志社社长刘绍唐信，编者披露此信，安了个题目：《大家写林徽音作一专书》。题目有点别扭，且不谈它。那时林才女名声远不似当下这般如雷贯耳，令人颇佩服编者的远见。信里有极为耸人听闻的一句：“林徽音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等等，还有什么人我们不得而知的。”不得而知的人无法管他，且也不管徐志摩、金岳霖的而死而不娶（其实与史实略有出入），这毛泽东革命的动因，陈之藩竟也归之于“林徽音魅力”，这倒“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名家如陈之藩，竟说出这样子虚乌有的话，若不是该刊附登了此信手迹，大概谁也不肯相信他这么说过。
还有位也已作古的名家陈巨来，他撰述的《安持人物琐忆》曾连载于某刊。名家说名人，更因作者与笔下人物有过交往，加之文笔生动，自然大受读者欢迎。然而“琐忆”每每信口，有时“八卦”得可以，虽并无依据却煞有介事。忆及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与公爹徐申如“有苟且不端行为”，又说：
据陆小曼坦白云：适之夫人为一老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者，他对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老友也，故无从下手，他之力促志摩安慰林（徽因）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至志摩死后，胡曾亲慰小曼云：不必靠徐父之三百元，以后一切他可负“全责”云云。只要翻阅一下《胡适遗稿及来往秘藏书信》就明白，“三百元”事正好相反，胡适对急需钱款的陆小曼取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何“野心”之有？
早先我做学生的时候，任课老师亦名家川岛（章廷谦）先生，鲁迅的挚友。一学期下来受益多多，不料一次堂上，老先生突然冒出一句：郭沫若又结婚了，我收到了喜柬，没有去。章先生此言引起课间窃窃私议——郭的一再婚变，知识分子中多闻微词，但他副委员长的身份，我们总不便肆意谈论，况且在座的外国留学生不少。不久郭沫若往经济系作讲座，谈郑成功开发台湾经济意义。讲座人身后端坐着并非新婚的夫人于立群女士。想来这次讲座与川岛先生的信口不无干系，特意安排讲座来澄清传言，很是巧妙，不知谁的主意。检阅多种郭氏年谱，这一回讲座均无所系，我想应该补入的。
近些年屡屡撞见或大或小的名家著书撰文出言轻率，与本事相去甚远。近日某报即有文《爱玲何时知乃祖》，纠正一位文史名家自述的不确。该名家叙称张爱玲成名后仍以为乃祖名张荫桓，经其指点迷津，才明白是张佩纶，云云。而史料表明，张爱玲至迟在十四岁已经寻根到佩纶公。
名家说话著文，端架子正襟危坐，若金口玉言，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固然不必。可是信口放言，亦殊为不妥，而且为害更甚。取宠耸听，本不易采信，因其出于名家笔下，有时便使人将信将疑。但只要不如陈之藩说的这般荒唐，则往往信多于疑。不明内情的人甚或坚信不疑（如对上文所引陈巨来说胡适事）。不得及时被指以正视听（哪能都得被指都得及时），读者中以讹传讹，谬种流传，给后世学者亦无端添麻烦若干。
那么，吁请名家慎言，当不算杞人之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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