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困知勉行”的力量源泉
刘梦溪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长期护惜本刊的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和柳存仁先生，接连在今年的夏秋之间离开我们。还有与本刊文字往来密切的卞孝萱先生、舒芜先生，也在不久前辞世。这使得今年的学术秋天倍添寂寥，故特于“学林人物志”专栏聊寄瓣香。
季、柳两先生是本刊的学术顾问，他们有多篇文字在《中国文化》刊载。季先生的文章，包括第一期的《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十五和十六张译释》、第二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笔谈》、第四期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 -am>u的现象》、第九期的《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第十五十六期合刊的《牛棚生活》,共五篇。柳先生的文章计有第十期的《马来西亚和汉学》、第十一期的《道教与中国医药》、第十三期的《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和《古代的幽默》、第十九二十期合刊的《关于图理琛的<异域录>》和第二十九期的《金庸小说里的摩尼教》，共六篇。
季之专学独擅在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与翻译；柳之专精为道教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两人所赐文均为其专学领域的典范之作。
《中国文化》创刊之初，季羡林先生尝说“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让人不相信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还会有这样一本刊物问世。後来因资金不足而无法按时出刊，亦为季先生所关切，一次竟派弟子专程询问究竟，得知尚可维持方放下心来。柳先生也曾为此系念于怀，2006年一月二十日的信里写道：“承示及《中国文化》因乏固定基金支持，故往往脱期。此意弟亦有时有此同感。然回顾此刊物之初露头角，实在二十年前改革开放之草创时代。其时大学哲学系初开班，请远方学人如杜君维明来讲儒家思想，又创办文化书院，声势浩大，功在社会，实不可没。且刊物迄今仍在京港及台湾三地发行，此于促进两岸知识界之认识，厥功尤伟，似不可轻言停顿。”季、柳等老辈硕学的鼓励与期许，实为我们困知勉行的力量源泉。如今刊物得造物眷顾，交邮局发行，不再脱期，然老辈奖掖学术的拳拳之殷，我们岂敢或忘。
此期刊载柳存仁先生的《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途径和方法》一文，就是为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意。柳先生此文系1996年十月在香港浸会大学 “潘重规先生学术讲座”所作的一次演讲。潘字石禅，是太炎先生大弟子黄侃的高弟兼东坦，以治敦煌学和红学名世，长期执教台湾文化大学，与柳先生交谊甚笃。所以柳先生讲论的内容，主要以季刚先生（黄侃字季刚）钟爱的八种典籍为主，这八部书是《诗经》、《周礼》、《左传》、《史记》、《汉书》、《说文》、《广韵》、《文选》，季刚先生当年曾有“八部之外皆狗屁”之说。柳先生所讲当然不止这八部典籍，《语》、《孟》、《荀》、《韩》、《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愈等均有涉猎。特点是“由至浅望至深”。他说这是治中国学问所必需的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如果连“这些简单的敲门砖都不具备，那也就不能研究传统的学问了”。
本期内容宏富，名篇佳构非止一端，读者率性采择可耳。此外不觉得另有话好说了。
2009年10月6日己丑中秋後三日编后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