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春宫乐师》中最早出现了“国学”一词,意指学校。当时“学在官府”,国学指国办学校,与现在的公立教育机构有区别,只为贵族子弟服务,没老百姓什么事儿。
国学作为一种学问,最权威的定义是胡适先生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的简洁说法:国学即“国故学”。他只认传统,有大题小做之嫌。我们以为,国学三分:广义、中义、狭义。广义国学即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大文化”,涵盖本土诸族群,少数民族各有族源,有些也以黄帝为始祖；中义国学特指汉族文化学术,延伸进了现代；狭义国学限定在汉文化遗产中。胡适之说当属窄派。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是批判,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是重建。大概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民间读经,官祭圣人,孔子学院海外挂牌,季羡林等人发表《甲申文化宣言》……经典回暖,有了复苏温度。尊重先祖说明了现代人的心态变化——民族主体意识在崛起。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进入了全球前列,必须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才行。经济倒逼着文化,国势推高了国学。经过激烈自责与深入自省,我们开始走向平和的自觉与谦卑的自信。
郭沫若先生所言甚善——要在“事上磨炼”。国学是实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建设国家与国人的软实力智库,推动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现代化。我们不但要向先人学习,也要向自己的实践学习,开发本体智力与心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事业前无古人,已经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文明,更该打造灿烂的精神文明,每逢盛世都会在文化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精彩遗迹,当代也不例外。
孔子第79代嫡长孙孔垂长,虽然继承了奉祀官的位子,却没有了老派衍圣公的模样。西装革履的他与精通古学的前辈不同,成长过程另有情节,高中毕业后到澳大利亚学习市场营销,后来进入商界。他认为学儒应顺其自然,融入生活。如果他能如此行事,在市场经济中弘扬祖训,修炼为新儒商典范,也有大功德。事实上,当年的子贡就是孔丘的“大款”学生。时代召唤现代子贡,写字楼里需要中国气派。
现代国学是通学,不是专学,需要通才,追求通观价值。相比于西方强调分析的学术习惯,中国学术强调综合,容易形成大格局。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中包含着被融入的外来文化。国门一旦打开,国学之门洞开,不是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拒绝的问题。
那日得闲,看三个学生打篮球。四位美国留学生忽至,商定半场对抗。接着,那四个小老外就比试远投,淘汰了准头最差者。下来的那位很沮丧,只好当观众了。赛后我问中国学生,如果你们是四个人,用什么办法确定队员?其中一人说:我看衣服,让他们上。表情很大度。竞争与礼让都没错儿。美国人喜欢较量,“打球要有侵略性”,这在他们教练的嘴里不是贬义词。牛仔精神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本能,我们不必总用和谐理念批评他们。对话很好,对抗也挺好,在与他们死扛到底中学习竞争,可以提高中国文化的硬度。
网络时代不需要穿长袍马褂的国学,要想被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所接受,此刻,在场、即时……我们要常用这些关键词提醒自己。历史是逻辑的展开,“史”是“论”的资料,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做好现代功课。时代依据现实而非历史做出选择,只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如今在哪里,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孔子如果活到今天,也不会像两千五百多年前那样讲话,不但要使用现代汉语,还要生成现代思想,正像他使用当时的语言生成了当时的思想一样。孔丘是睿智生动的人,不然当年怎么会受到那么多青年学子的追捧?
《二十四孝》中有个故事。话说晋朝郭巨原本家境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兄弟,独自供养母亲。后来妻生一子,郭巨发现,为了养儿,不能很好地侍奉老娘,就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应该埋掉儿子以便全身心地供养长辈。两口子意见统一后,郭巨就去挖坑,结果地下出现了一坛子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可夺”。老天爷为其孝道所感动,出资帮他渡过难关。这故事若讲在当代,年轻人绝对无法接受,他们认为郭巨是杀人未遂的主犯,他老婆是从犯,如果挖不到黄金,那可怜的婴儿就完了,这是违反人性的反面教材,干吗要宣传郭巨夫妻的愚孝呢?这一题材的画面曾经出现在某地宣传墙上,在反对声中,很快被涂掉了,浪费了油漆。
所以说,越是喜欢国学,越要加以辨别,不能错把封建垃圾当营养大餐。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