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术语的理论意义
照《实践论》的说法，还要讲“理论的认识”，还要到达“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从“仁”字看，“仁”字在《论语》里作为孔子学说中的一个术语，还具有理论意义，还有在理论意义上的立体的懂。如《颜渊》篇说：“克己复礼为仁。，，(‘四人帮”把这话说成为复辟奴隶制，复辟奴隶制怎么要奴隶主“克己”呢？这个“克己”是要封建统治者(假定那时是封建社会)克制自己，使言行都合于礼是仁。原来封建统治者掌握权力，为了自己或家族的私利，要破坏礼制。孔子用仁来限制他们，要他们的言行都合于礼，是要他们克己，不是纵容他们破坏礼制，当然更反对他们违法乱纪了。孔子讲仁，又是跟义结合的。《宪问》篇说：“仁者必有勇。”《为政》篇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就把义和仁结合起来了。他讲的“仁”，是正义的，所以在《卫灵公》篇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为了维护正义，甘心牺牲性命。
不仅这样，要懂得“克己复礼为仁”，就要懂得“复礼”，要懂得“复礼”，就要懂得“礼”。《学而》篇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什么叫“和”？《子路>>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伯峻先生横论语译注》注释道：
“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批评梁丘据的话，和<<国语·郑语》所载史伯的话都解说得非常详细。“和”如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因此史伯也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我又认为这个“和”字与“礼之用，和为贵”的“和”有相通之处。因此译文也出现了“恰到好处”的字眼。(149页)
杨先生把“君子和而不同”，译成“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都不肯盲从附和。”
那么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就“复礼”说，还要讲“和”。这个和，对当时的君主说，即“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即“君主所肯定的，其中有应该否定的，臣子就献上应该否定的，使君主肯定得正确。君主所否定的，其中有应该肯定的，臣子献上肯定的，来去掉君主所否定的。”目的是使事情做到恰到好处。这样，不论君主肯定的也好，否定的也好，臣子倘认为肯定或否定得不够正确，都要对君主提意见。所以《宪问》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欺”即对君主要说真话，即“君子和而不同”，“同”是“盲从附和”，即说假话。“犯之”，即犯颜谏诤，向君主提意见，即君主的话不论肯定或否定，只要有不恰当的，都要向他提意见。要是君主反对臣下向他提意见，那怎么办呢？
《子路》篇引孔子说：“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孔子在这里提出警告，要是君主的话不正确又不准别人违抗他，不近乎要亡国吗!用亡国来警告君主，不要坚持自己错误的话。
这样，孔子讲的“克己复礼为仁”，还要“君子和而不同”，敢于对君主的不正确的意见提出批评，宣扬一种民主精神。
还有，《论语·宪问》篇：
子贡日：“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日：“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管仲辅佐公子纠，是公子纠的臣子。齐桓公逼迫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为公子纠报仇，反而去辅助齐桓公，这是不忠，不忠当然不仁。子贡从仁德高于忠德来看，所以认为管仲不仁。孔子不这样看，认为管仲辅佐桓公，联合诸侯，建立霸业，使天下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假使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夷狄了。他难道像普通人一样守着小忠小信，在山沟中自杀，还没有人知道的吗？孔子认为管仲倘为了公子纠而自杀，对人民没有好处，是小忠小信。·管仲不死，辅佐桓公，建立霸业，能够抵抗少数民族奴役汉族，使人民得到好处，这是对人民对民族建立了大功，这种大功就值得称为仁德，说“如其仁，如其仁”，重复地赞美管仲的仁德。他认为这种大功，胜过为公子纠而自杀的小忠小信。这是他把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为君主的小忠小信，在看重对君主的忠信的时代，这种看法是辩证的。再说，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要视听言动都合于礼才能称仁。《八佾》篇有人问：“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立照壁)，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有放器物的土台)，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管仲既然不能复礼，本不应称仁。但因他对人民对民族建了大功，还是称他为仁。这种看法也是辩证的。
《论语》里讲到仁的地方还有很多，以上所举是比较著名的。即就以上所举几点看，孔子讲仁，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它是与“义”结合的，是正义的；它是与“和”结合的，是民主的；它是从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来考虑的，是有辩证观点的。这说明就“仁”字的理论意义看，立体的懂，是看得比较全面，比较确切的。这是立体的懂的好处。这样的立体的懂，是不是符合《实践论》讲的“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实践论》又提到“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这就接触到孔子讲的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了。像文天祥在牺牲前，他的衣带中有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文天祥是真正懂得仁的理论意义的，认为仁是和义结合的，所以“义尽”才能“仁至”；认识到仁是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来考虑，他为了反对蒙古军对汉族人民的屠杀和压迫，甘于牺牲。通过他的牺牲，来“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来激发汉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崇高精神。
在这里接触到《荀子·劝学》里讲的：“君子之学也，人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同喘，微言)而言，螟(微动)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人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朱子语类》里对这作了反复阐说，如卷十一：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
今人读书，都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因提案上药囊起，日如合药，便要治病，终不成合在此看。如此，于病何补!文字浩瀚，难看，亦难记。将已晓得底体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晓易做的事。解经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说，将来何济!(中华书局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