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博士
1994年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兴起，进而加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由于当时我国所有制是公有制，本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我国于1980年开始计划实行承包制。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为提高工作积极性，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1985年承包制全面推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数据来源：Wind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从1984年到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逐年增加。由于财政收入可以部分留作地方增收，地方政府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因此地方开始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增值税（预算内收入）和利润税（预算外收入）。
承包制为地方财政带来增收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比重”下降的问题：第一，地方财政收入占比的增加，同时反映出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的逐渐减少。第二，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降低（如图），反映全国整体财政走弱。
数据来源：Wind第一个现象主要因为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基本不变，使得中央财政收入相对停滞。第二个现象主要是因为地方为了获取分成优势：地方政府主动降低财政收入，从而在包干分成谈判中获取同比增速优势；地方政府藏富于企业，主动减免税收降低预算内收入，随后通过收取各类费用获取预算外收入，变成“第二财政”。
“两个比重”下降问题，导致国家财政减弱，国家层面的改革很难有资金支持。例如，如何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异。包干使得有钱的地区财政收入越来越高，而贫困的地区处境堪忧，地区间差异逐渐拉大。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的减少，使得国家平衡地区间差异的能力减弱。甚至是一些全国性的福利政策，例如义务教育等，资金方面可能会出现压力。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曾说，“财政体制改革决定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也侧面反映了改革的必要性。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防止中央税收受地方干扰。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改革之前，增值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但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也设立了“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一样，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享。因此，改革后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没有急速下跌，而是缓慢地逐年下跌。
数据来源：Wind有趣的是，在1993年，也就是在即将实行分税制改革前，地方财政增值税收入占比突然冒了个尖（如图）。
这是因为1993年，中央和地方谈判最后协定以1993年为基年返还税收，而非已经过去的1992年。地方为了在分成中占据优势，做大基数，在1993年掀起收税潮，使得当年地方增值税收入突增。这个情况在2002年实施所得税分成改革前，也就是2001年也出现过。
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扭转了国家财政走弱的趋势，大大增加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对一系列危机，以及保障一系列重大改革奠定了基础。
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财政的运作模式，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加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但土地财政和城镇化也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也催生了一系列问题。
参考资料：《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作者：兰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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