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吴经熊与蒋介石两人开始合作翻译《圣经》，吴负责翻译，蒋负责校订。1946年，吴、蒋合作的成果之一——《圣咏译义初稿》刊印、出版，其销售量在两个月内就超过万册，被誉为“中国译界杰作”，还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售记录。本文尝试以《圣咏译义初稿》一书为考察对象，梳理吴经熊与蒋介石合作译经的具体过程与分工，阐述该书的特色，即吴经熊和蒋介石两人在基督教经典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尝试与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内心苦闷，并将《圣咏》译成五言古诗。此种风格清新俊逸，蒋介石对此极为赞赏，并鼓励吴经熊以此将其悉数译出。自此，吴经熊便开始的长达数年的译经生活。为了解决吴经熊的后顾之忧，蒋介石每月付薪资一万元资助以缓解其经济压力。在此期间，吴经熊博览群书，咀嚼经义，搜讨之勤，用心之苦，可谓至矣。1943年1月6日，吴经熊正式开始翻译《圣咏》，有意思的是，他并不依照《圣咏》顺序翻译，而是按着自己每天的情绪翻译相应的篇章，每天翻译一首。
吴经熊曾明确地指出，其所译之《圣咏》是依照希伯来原文次序依次翻译。多数《圣咏》皆有序言，但其年代虽古，却不属于原诗，悉数为后人所作，历来经学家对此颇争论。因此，他将这种序言概予删去，改为为每首另拟适当内容的标题。对于其中至关重要的序言，则改在附注部分存之。为便于读者起见，也将经文分节删去。
《圣咏译义初稿》是吴、蒋合作的产物，虽然吴经熊是主要译者，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蒋介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蒋介石不仅三次校阅全稿，给吴经熊提出了不少意见。当时正是中日之间战事焦灼的时刻，而蒋介石能在军事倥偬之余校阅此稿，可见蒋介石对于译经一事的重视。蒋介石校对译稿之时，字字推敲，在满意的地方，常批“甚好”两字。如认为某些地方欠妥，则提出自己的意见，且多加“何如”、“斟酌”等字，以供吴经熊参考。当然，蒋介石对不满意的部分也会要求吴经熊重译。吴经熊曾谦虚地说：“译文之得以尽善，乃主席之力，主席从事编审工作，细心殊甚，即使标点之微，亦经考虑再三之后，始而加以更改。”
《圣咏译义初稿》成书之后，不少人都对蒋介石的校阅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叶秋原指出：“我们贤明的蒋主席，于日理万几（机）之中，还致力于《圣经》汉译的修订，即欲为中国建立基督教文献，此其用意深长，何待赘言。”浙江海门朱希孟主教写道：“窃以委员长当军书劳午之秋，犹与教中人士，上下议论，汲汲以阐明圣道为务，是则吾华圣教前途，必且大放光明。”因此，基于蒋介石的身份与地位，又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不少人士都对蒋介石校阅《圣经》之举进行了过分的解读。
《圣咏译义初稿》的出版，不仅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中的里程碑。出版以来，读者争相阅读，流传甚广，一时之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教内外不少读者，纷纷撰写书评、读后感，畅抒所见。
首先是教内前辈的赞美之词，如于斌总主教写道：“咏史说理，描写自然之诗，亦皆栩栩有生气，耐人寻味，既深得圣咏之神韵，且妙句天成，不见斧凿之痕，非好学深思，身体力行，具天才而得神助者，恶能致此妙果？虽谓为译界开一新纪元可也。”上海惠济良主教也在序言中指出：“词句隽永，音节铿锵，或诗或歌，或赋或颂，低吟朗诵，靡不令人神往。”田耕莘主教则表扬道：“吴先生的译本可以当作歌来唱。它是如此引人入胜，一旦你开始读它，就再也放不下手了。”其次，不少普通读者或弟子辈学者也有书评问世。张其春盛赞吴经熊所译圣咏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音韵之美、辞藻之美和作风之美。陈如一认为全书皆“以韵文译成，辞藻典丽，音节铿锵”，所采用的体裁有四言、五言、七言、辞赋各种，冶诗经、离骚、楚辞、唐诗等于一炉，可谓是集我国古典文学之大成。孔令谷认为吴经熊用四言、五言和骚体的风格翻译圣咏的基础是吴氏本身拥有深厚的旧学功底，使得我们在诵读圣咏时如读三百篇和韦柳诗。
由于蒋、吴译文的典雅，外加两人的名人效应，致使《圣咏译义初稿》一书得以不断再版。《圣咏译义初稿》的成书过程及其销售概况主要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天主教和新教的合作之作。天主教徒吴经熊与新教徒蒋介石的合作，打破了天主教和新教各自译经的陈习。由于译者吴经熊是天主教徒，且其在译经过程中所请教之人也多为天主教神父、学者等，故而导致全书的语言风格带有明显地天主教译经色彩。作为校阅者的新教徒蒋介石，充分尊重吴经熊的译法，最终使得译经一事得以顺利完成。
第二，《圣咏译义初稿》也是基督教经典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效尝试。吴经熊和蒋介石在翻译和校对《圣咏译义初稿》时，尽力使得读者阅读起来感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诗歌，使其变得“熟悉得不足以成为老生常谈，新鲜得不足以离奇古怪。”
第三，于广大的中国基督徒群体而言，《圣咏译义初稿》的受众有限，和合本和思高本《圣经》更易为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所接受，阅读较易。因此，《圣咏译义初稿》的影响力主要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内。而和合本和思高本借助白话文的优势，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其流传范围更广，影响力也更大。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有删减。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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