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吴经熊与蒋介石两人开始合作翻译《圣经》,吴负责翻译,蒋负责校订。1946年,吴、蒋合作的成果之一——《圣咏译义初稿》刊印、出版,其销售量在两个月内就超过万册,被誉为“中国译界杰作”,还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售记录。本文尝试以《圣咏译义初稿》一书为考察对象,梳理吴经熊与蒋介石合作译经的具体过程与分工,阐述该书的特色,即吴经熊和蒋介石两人在基督教经典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尝试与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内心苦闷,并将《圣咏》译成五言古诗。此种风格清新俊逸,蒋介石对此极为赞赏,并鼓励吴经熊以此将其悉数译出。自此,吴经熊便开始的长达数年的译经生活。为了解决吴经熊的后顾之忧,蒋介石每月付薪资一万元资助以缓解其经济压力。在此期间,吴经熊博览群书,咀嚼经义,搜讨之勤,用心之苦,可谓至矣。1943年1月6日,吴经熊正式开始翻译《圣咏》,有意思的是,他并不依照《圣咏》顺序翻译,而是按着自己每天的情绪翻译相应的篇章,每天翻译一首。
吴经熊曾明确地指出,其所译之《圣咏》是依照希伯来原文次序依次翻译。多数《圣咏》皆有序言,但其年代虽古,却不属于原诗,悉数为后人所作,历来经学家对此颇争论。因此,他将这种序言概予删去,改为为每首另拟适当内容的标题。对于其中至关重要的序言,则改在附注部分存之。为便于读者起见,也将经文分节删去。
《圣咏译义初稿》是吴、蒋合作的产物,虽然吴经熊是主要译者,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蒋介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蒋介石不仅三次校阅全稿,给吴经熊提出了不少意见。当时正是中日之间战事焦灼的时刻,而蒋介石能在军事倥偬之余校阅此稿,可见蒋介石对于译经一事的重视。蒋介石校对译稿之时,字字推敲,在满意的地方,常批“甚好”两字。如认为某些地方欠妥,则提出自己的意见,且多加“何如”、“斟酌”等字,以供吴经熊参考。当然,蒋介石对不满意的部分也会要求吴经熊重译。吴经熊曾谦虚地说:“译文之得以尽善,乃主席之力,主席从事编审工作,细心殊甚,即使标点之微,亦经考虑再三之后,始而加以更改。”
《圣咏译义初稿》成书之后,不少人都对蒋介石的校阅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叶秋原指出:“我们贤明的蒋主席,于日理万几(机)之中,还致力于《圣经》汉译的修订,即欲为中国建立基督教文献,此其用意深长,何待赘言。”浙江海门朱希孟主教写道:“窃以委员长当军书劳午之秋,犹与教中人士,上下议论,汲汲以阐明圣道为务,是则吾华圣教前途,必且大放光明。”因此,基于蒋介石的身份与地位,又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不少人士都对蒋介石校阅《圣经》之举进行了过分的解读。
《圣咏译义初稿》的出版,不仅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中的里程碑。出版以来,读者争相阅读,流传甚广,一时之间,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教内外不少读者,纷纷撰写书评、读后感,畅抒所见。
首先是教内前辈的赞美之词,如于斌总主教写道:“咏史说理,描写自然之诗,亦皆栩栩有生气,耐人寻味,既深得圣咏之神韵,且妙句天成,不见斧凿之痕,非好学深思,身体力行,具天才而得神助者,恶能致此妙果?虽谓为译界开一新纪元可也。”上海惠济良主教也在序言中指出:“词句隽永,音节铿锵,或诗或歌,或赋或颂,低吟朗诵,靡不令人神往。”田耕莘主教则表扬道:“吴先生的译本可以当作歌来唱。它是如此引人入胜,一旦你开始读它,就再也放不下手了。”其次,不少普通读者或弟子辈学者也有书评问世。张其春盛赞吴经熊所译圣咏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音韵之美、辞藻之美和作风之美。陈如一认为全书皆“以韵文译成,辞藻典丽,音节铿锵”,所采用的体裁有四言、五言、七言、辞赋各种,冶诗经、离骚、楚辞、唐诗等于一炉,可谓是集我国古典文学之大成。孔令谷认为吴经熊用四言、五言和骚体的风格翻译圣咏的基础是吴氏本身拥有深厚的旧学功底,使得我们在诵读圣咏时如读三百篇和韦柳诗。
由于蒋、吴译文的典雅,外加两人的名人效应,致使《圣咏译义初稿》一书得以不断再版。《圣咏译义初稿》的成书过程及其销售概况主要表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天主教和新教的合作之作。天主教徒吴经熊与新教徒蒋介石的合作,打破了天主教和新教各自译经的陈习。由于译者吴经熊是天主教徒,且其在译经过程中所请教之人也多为天主教神父、学者等,故而导致全书的语言风格带有明显地天主教译经色彩。作为校阅者的新教徒蒋介石,充分尊重吴经熊的译法,最终使得译经一事得以顺利完成。
第二,《圣咏译义初稿》也是基督教经典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效尝试。吴经熊和蒋介石在翻译和校对《圣咏译义初稿》时,尽力使得读者阅读起来感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诗歌,使其变得“熟悉得不足以成为老生常谈,新鲜得不足以离奇古怪。”
第三,于广大的中国基督徒群体而言,《圣咏译义初稿》的受众有限,和合本和思高本《圣经》更易为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所接受,阅读较易。因此,《圣咏译义初稿》的影响力主要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内。而和合本和思高本借助白话文的优势,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其流传范围更广,影响力也更大。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有删减。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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