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再造散
龚鹏程
《聊斋志异》里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杨某性惧内，妻奇悍，经常鞭笞他，且殃及老父及弱弟。事为狐仙所知，乃幻化成一巨人，假装要杀她，逼她诲改。杨妻惧骇，妇威遂敛。不料杨某媚其妇，竟泄漏狐仙幻化巨人的秘密。其妇大怒，提菜刀要杀他，并殴杨父，逼杨弟投井死。杨某惟长跪而已，不敢起。狐仙知道了，大发脾气，取“丈夫再造散”给杨某喝，喝了后，杨某即觉忿气填膺，如烈焰中烧，把杨妇狠狠揍了一顿，割妇股上肉掷地。妇疗伤月余始息。但渐渐地，又故态复萌矣。
似此惧内之事，古今皆不罕见，即于正史中，亦复触处多有。狐仙说杨某之事“天下之通病也”，实在一点也不错。我们若把此一现象视为一二人乾纲不振、人格异常、有被虐待狂，恐怕就有故意模糊问题之嫌了。
就常理说，男女不平等，妇女在社会上是弱势性别，在经济、法律及社会生存条件各方面都受到男性的压迫；打老婆，更是法所不禁，司空见惯。妇女在这种态势下，只能忍辱含垢，以温柔委曲顺巽的妇德来谋生存。直到现在，妇女才在经济上逐渐获得自主权，才逐渐能争取男女平权，摆脱“第二性”的诨名。
这是现代人对男女问题的基本看法。但这种看法，会不会是长期经过某种意识形态宣传后，被洗脑的结果？
不错，妇女在历史上确实有“被压迫”的事实，可是丈夫遭妻子凌虐的例子同样不少。如果妇女既无经济之自主权，体力又差，法律上也不保障她的权益，一切条件皆不利于她，她凭什么发威？丈夫又为什么会忍让她，乃至从内心发出一种深沉的惧栗感？反过来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反抗的被统治者。处在暴政之下，人民的忍耐力尚且只有数十年，长则不需两百年，必起来反抗。为何男性中心父权社会形成后，女性一直隐忍至今？
是否“男性中心父权社会”只是一种论述，只是一套描述地图的说辞，真正的男女位置及关系，向来就不是那一套简单概念与逻辑所能说明的？
例如，中国正式提倡妇德、宣扬守节、发明缠足者，都是女人。那么，这到底是男人的压迫，还是女性的策略呢？
以理学流行的宋朝来说，法律规定：夫出三年不归者，听任改嫁；夫死百日后亦可改嫁；不让家里的寡妇再嫁，有罪；有些大家族，甚至支付再嫁女的待遇，还要优于男子之再娶。又，丈夫可以出妻，妻亦可主动要求离异，且可“中分其资产”。当时之学者，更曾主张：“非惟妇人有七出焉。夫如有罪，亦可七出。”
我们从前总是批判中国旧式父权社会以“三纲”、“七出”压迫女性；以不准改嫁的贞节观念扼杀人性欲求；以财产控制使女性必须依附丈夫，否则无以存活……对上文所举这类事例，又看见了吗？或者，我们只是从历史上选撷了某些便于塑造革命气氛的事例，以达成扩大 女权的策略意义？
司马光曾估计，妻悍不易制的情况，“可胜数哉”。所谓不易制，不是指气势跋扈而已，乃是如杨氏妻那样，经常动手揍人。如著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沈括，娶妻“张氏悍虐，时被箠骂。摔须坠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此事听了都觉得恐怖。当时名流，如王旦、夏竦、郭稹、周必大、晏殊、汪藻、陆游等，无不 “畏内，众所共知”。妻之待夫，亦往往胜似酷吏刑拷。时至今日，惧内亦仍为一“天下之通病”；男人亦遂不以惧内为耻。丈夫再造散，有之固佳，无之亦可。日久习惯，渐成自然，群曰：“我惧内”，以相笑乐。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之谓也。
这是在女性淫威之下，另一种隐忍吧，当然也是一种策略。思考男女问题者，宜从正视此类现象始。勿再持那一套荒谬陈旧的女性被压迫神话来观察历史与社会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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