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再造散
龚鹏程
《聊斋志异》里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杨某性惧内,妻奇悍,经常鞭笞他,且殃及老父及弱弟。事为狐仙所知,乃幻化成一巨人,假装要杀她,逼她诲改。杨妻惧骇,妇威遂敛。不料杨某媚其妇,竟泄漏狐仙幻化巨人的秘密。其妇大怒,提菜刀要杀他,并殴杨父,逼杨弟投井死。杨某惟长跪而已,不敢起。狐仙知道了,大发脾气,取“丈夫再造散”给杨某喝,喝了后,杨某即觉忿气填膺,如烈焰中烧,把杨妇狠狠揍了一顿,割妇股上肉掷地。妇疗伤月余始息。但渐渐地,又故态复萌矣。
似此惧内之事,古今皆不罕见,即于正史中,亦复触处多有。狐仙说杨某之事“天下之通病也”,实在一点也不错。我们若把此一现象视为一二人乾纲不振、人格异常、有被虐待狂,恐怕就有故意模糊问题之嫌了。
就常理说,男女不平等,妇女在社会上是弱势性别,在经济、法律及社会生存条件各方面都受到男性的压迫;打老婆,更是法所不禁,司空见惯。妇女在这种态势下,只能忍辱含垢,以温柔委曲顺巽的妇德来谋生存。直到现在,妇女才在经济上逐渐获得自主权,才逐渐能争取男女平权,摆脱“第二性”的诨名。
这是现代人对男女问题的基本看法。但这种看法,会不会是长期经过某种意识形态宣传后,被洗脑的结果?
不错,妇女在历史上确实有“被压迫”的事实,可是丈夫遭妻子凌虐的例子同样不少。如果妇女既无经济之自主权,体力又差,法律上也不保障她的权益,一切条件皆不利于她,她凭什么发威?丈夫又为什么会忍让她,乃至从内心发出一种深沉的惧栗感?反过来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反抗的被统治者。处在暴政之下,人民的忍耐力尚且只有数十年,长则不需两百年,必起来反抗。为何男性中心父权社会形成后,女性一直隐忍至今?
是否“男性中心父权社会”只是一种论述,只是一套描述地图的说辞,真正的男女位置及关系,向来就不是那一套简单概念与逻辑所能说明的?
例如,中国正式提倡妇德、宣扬守节、发明缠足者,都是女人。那么,这到底是男人的压迫,还是女性的策略呢?
以理学流行的宋朝来说,法律规定:夫出三年不归者,听任改嫁;夫死百日后亦可改嫁;不让家里的寡妇再嫁,有罪;有些大家族,甚至支付再嫁女的待遇,还要优于男子之再娶。又,丈夫可以出妻,妻亦可主动要求离异,且可“中分其资产”。当时之学者,更曾主张:“非惟妇人有七出焉。夫如有罪,亦可七出。”
我们从前总是批判中国旧式父权社会以“三纲”、“七出”压迫女性;以不准改嫁的贞节观念扼杀人性欲求;以财产控制使女性必须依附丈夫,否则无以存活……对上文所举这类事例,又看见了吗?或者,我们只是从历史上选撷了某些便于塑造革命气氛的事例,以达成扩大 女权的策略意义?
司马光曾估计,妻悍不易制的情况,“可胜数哉”。所谓不易制,不是指气势跋扈而已,乃是如杨氏妻那样,经常动手揍人。如著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沈括,娶妻“张氏悍虐,时被箠骂。摔须坠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此事听了都觉得恐怖。当时名流,如王旦、夏竦、郭稹、周必大、晏殊、汪藻、陆游等,无不 “畏内,众所共知”。妻之待夫,亦往往胜似酷吏刑拷。时至今日,惧内亦仍为一“天下之通病”;男人亦遂不以惧内为耻。丈夫再造散,有之固佳,无之亦可。日久习惯,渐成自然,群曰:“我惧内”,以相笑乐。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之谓也。
这是在女性淫威之下,另一种隐忍吧,当然也是一种策略。思考男女问题者,宜从正视此类现象始。勿再持那一套荒谬陈旧的女性被压迫神话来观察历史与社会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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