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画院美术馆参加今天的讲座，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展览是何绍基的书法展，相信今天坐在这的诸位都知道何绍基是一位书法家。但是在何绍基这个书法艺术的后面是什么？是什么滋养了他的书法艺术？今天我们特别有幸请到了刘墨老师，著名的文化学者来为大家解读何绍基的学问，大家掌声欢迎。
刘墨：各位上午好，能这么早的坐在这个地方，真是不易，刚才我的心里面怦怦直跳，就怕堵车来晚了，而且报名的通知说，迟到15分钟就不让进了，我就怕迟到15分钟进不来，让你们空等。所以我特别请朋友开车送我过来，七点半从家里出来，九点了还堵在路上，我说我坐地铁吧，结果坐了地铁，那个车还是比我先到了，然后又跑上来。所以我想各位也是很辛苦，所以要特别特别地向大家来问个好！
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那个名字就叫《何绍基的学问》。
因为曾经有人，就是《中国书法》杂志的一个朋友跟我讨论过，他的学问和书法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可能也不太懂得过去的学问究竟什么叫做学问。后来也有人问我，他就找出比如说八十年代全国大学生书法大赛的一等奖的一些作者，我相信那个微信你们可能也都看过，就是八十年代那些得了一等奖的人，现在写成什么样子。有的写的很好，有的写的已经没法看，然后他就问我究竟怎么回事？我就说,书法这东西，有学问的看不上它，没学问的弄不好它——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然后有一年，是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当然主要是讲书画的鉴赏，那天也讲了很多，后来学生说，讲太多记不住，能不能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我就说，你们只要记住六个字，什么叫好的书法，就是第一要有“真学问”，第二加上“真性情”。那么你想一想，有真学问和有真性情的我们可以数出不太多的人，何绍基是一个，沈曾植是一个，马一浮是一个，谢无量是一个。我们看这些声明赫赫的人都是有真学问的。当然，那天也有人向我提问，也有人也很有学问为什么字写不好？我说那个大概是“假学问”。如果我们看民国时期的那些真学者，你看一看有哪几个写的不好的呢！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写的不好的，少数，很少很少的。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怪人叫辜鸿铭，辜鸿铭是特别特别的有学问，但是他早期几乎就没怎么在中国生活过，他是出生在外边，转一了大圈，晚年才回到中国，他不太会写汉字，比如写非常的“非”字，我们知道两个竖，三个横都在外边，结果辜鸿铭第一次写非常的“非”字，把两个竖写在外边，把六个小横就写在里边，然后别人就在那笑。还有一个湖南的了不起的一个大诗人，叫八指头陀，是二十年代中国佛教协会的主席，他也不太会写字。刘师培也不太会写字，刘师培的字比较差，当然他只活了三十多岁。苏曼殊的字写的也很好，很见性情，很见学问。
今天，我着重来讲何绍基和他的学问的背景。
《中国书法》杂志社的那个朋友就问我，他说你一直强调学问，难道何绍基的学问好吗？我当时的回答是：没错，何绍基的学问非常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顶尖！何绍基是1799年，他的出生日期是比较好记的，1799年，只差一年，就是1800年他出生，腊月十二月初五，这个日子大概据说也是苏东坡的生日，其实不是，苏东坡是腊月十九。所以他觉得特别和苏东坡投缘。我们知道日本有一个大艺术家叫铁斋，富冈铁斋，在日本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他的年龄比吴昌硕还要大，他也是和苏东坡一天的生日。所以每到苏东坡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举行一个酒会，会写很多很多的诗。
和何绍基同时出生的，是他的弟弟，叫何绍业。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听得一楞，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和他同时还出生一个弟弟，因为是双胞胎。这是他爸爸何凌汉第一次生儿子，就生了个双胞胎，所以他很高兴，一个叫绍基，一个叫绍业，合起来叫“基业”，何家的基业能够在这两个人身上发扬光大。
何绍基在他小的时候一直在湖南住，七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805年七岁的时候，他爸爸中了进士，而且是探花，第三名，可见他爸爸书念的有多好，第三名。所以何绍基住的家就在湖南道州那个地方，他的家就叫探花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说到这一点，我想我可以来略微普及一下关于科举的知识。
首先，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就是作为县学生里面的一个名额，叫生员，也就是所谓“秀才”。你要先取得这么一个资格，这个资格只要你想考，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考。童子试，就是童生，不管你是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你只要《四书五经》念的熟，会做文章，你就可以先取得这个资格。所以十几岁能中状元的人，在历史上是不少的。
中国的考试有没有标准答案？现在是有标准答案的，就是你不管是中考，不管是高考，不管是考研究生，它都有标准答案。但是在过去好像就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它不是选ABCD，它是看你的才学，看你的天性。中国的学问和西方的学问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看你的智慧、才学和你的性情。比如说，我记得青州有一年童子试，其中有一个小孩九岁，县衙里面的门槛很高，过去的九岁，大概虚岁也就七岁，不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七岁的时候肥肥胖胖的，过去的孩子大概营养不良，你们一定想象不到我是出生在东北，我就属于那种营养不良的，说我出生在东北没有人相信。好像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体重还不到四十斤，跟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所以这个九岁的小孩要跨过门槛，在跨门槛的时候，刚好县太爷就看见了，县太爷就笑，他说：你这么小你就来考试。他说：我小怎么了？他不知道是县太爷，他说我小怎么了，他说我小也考得上。县太爷就说，我出个对联，你如果能对上，你不用考了，然后他说：那请你出题。县太爷就说：“青州府童子九岁”，就是青州府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小孩一张口：“紫禁城天子万年”。对的好不好？县太爷一听，你不用考了，你已经合格了。
那么还有一个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是何绍基的好朋友，曾国藩是特别特别的佩服何绍基，曾国藩在做主考官的时候，他出了一首诗题叫“落花诗”，因为他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花朵已经开始飘零，五十年代港台有一部分学者联合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就是花已经落下了。所以那个时候，晚清的人普遍比较悲观。他出了个题叫“落花诗”，他有一个学生叫俞樾，就是俞平伯的太爷，叫俞樾。曾国藩站在边上，他拿起笔来写“花落春犹在”，就是花虽然落了但是春天还在，曾国藩一看到，就暗暗的赞叹了一声，就是说，这一句就够了！所以那一年俞曲园考得特别特别的好，后来俞曲园自己读书的书房的名字，就叫春在堂，如果你们有空去苏州的话，在怡园的边上一个很小很小的园林，叫曲园，就是晚年俞曲园著书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春在堂，他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写作。
那么取得了生员资格，要参加进一步的考试，就是要中举，中举叫做“乡试”。虽然何绍基在八岁的时候随他的妈妈就来到了北京，八岁后何绍基就一直在北京住。但是他如果要参加考试的话，因为他的籍贯，我们已经不太分籍和贯，现在身份证上面好像只有住址，籍贯就不太填了。比如我填籍贯，虽然我是在东北那个地方生活过，但是我一定会填河北省三河县，就是北京的边上，那是籍贯。所以他就一定要回到老家去考试，那回到老家考试，叫“乡试”，取得名次之后，这个叫“中举”，我们读过《范进中举》那个小说，讲的就是这回事。这个考试是比较难的，好多好多人都控诉这个制度，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人就认为它消磨了所有人的智慧在里面，但是这套文官制度好像对对西方尤其是对文官制度还有很大的影响，当然那是另外的话题。
那比较奇怪的是，何绍基没有像他爸爸或者像别人那样显得特别特别的早慧，虽然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有诗稿留下来，但是他参加科举考试的年代是比较晚，37岁！他37岁回到湖南去考试，当然在此之前，就是在他23岁的时候，他爸爸何凌汉就做了国子监的祭酒，也就是国子监的校长，相当于国家大学的校长。由此可见他爸爸的学问有多好，可以做到校长的位置。当然，做的时间不太长，就开始到地方去主持各种考试，所以何绍基也一直陪着他到处去转，这样的话，就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
何绍基在37岁的时候回到长沙去参加考试，所谓的乡试，就是家乡的考试。八月初七入场，这个叫“秋闱”，进京赶考，参加进士考试叫“春闱”，就是一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所以这个考完之后，他就立刻要出发到北京来。八月初七入场，八月十五出场，你想一想，整整七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贡院街，考试的地方很小。在这里面，一个人要待七天，要很多很多道的考试。所以蒲松龄是考不上的，蒲松龄只要一进去就开始晕，就开始抖，就开始出汗，然后就什么都想不起来。所以费正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这个不仅仅是对人的智力的一种考验，而且是对人的毅力的一种考验。
可以想象一下，在里面一个小号，自己一个人待七天，在那答卷子，我记得我在考博士的时候，三个小时好像写了七八张张，发的A4纸写了七八张，因为想写的很多，一口气写下来，写着写着会觉得自己的脸越来越凉，你想七天，这个一般人是挺不住的。那么等他出场之后不长时间，衡山县的县令就告诉他，你得了乡试的第一，就是湖南省的状元。这个不叫状元，叫“解元”，解放军的“解”，叫“解元”。曾经很多人问这个字究竟应该念什么，是念解元，还是念“谢元”，还是念“介元”，现在的标音是把它标成“介”。就是他考了个家乡的第一，他去北京的再参加考试的话，要由地方官陪护过去，所以叫“解元”。
历史上的解元有很多，那么比如说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唐寅，就是唐伯虎。我们看唐伯虎还特意刻了一方印章，叫唐解元，盖在自己的画上。
参加完乡试，然后要参加会试，就是第二年的春天到北京来，全国的举人都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康有为就是来参加会试，考了几回，考的一点都不如意。包括洪秀全也是，考几回都考不上，他连乡试都过不了，过不了干嘛去？干脆闹革命去，落第之后就去闹革命去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是这么起来的。
那么要参加会试，参加会试合格的称为贡士，进贡的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山里面去，看见山上有很多的刻字，上面会有贡士某某某，或者拔贡某某某，这个是由地方官作为人才送到北京来参加会试的。所以这个第一名叫“会元”，开会的会。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这个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元。那么这些合格的贡士，皇帝要来主考。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国子监去转一圈，那里边有他爸爸的足迹，有何绍基的足迹，当然也有董其昌这些人的足迹在里边。
这个皇帝主考，在故宫的保和殿，叫“殿试”，第一名叫状元，所以说这个连中三元，就是省考试第一，全国考试第一，皇帝考试又第一，叫连中三元。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在苏州大概苏州的大儒巷里边，就是原来潘世恩的一个故居，现在叫做苏州状元博物馆，如果你们去了苏州，走过平江路，大概不太远的地方，向左边转再进入一个胡同里面，就是一个苏州状元博物馆。对面是一个老的建筑，上面有篆书，现在作为消防队的一部分。如果再往里面走的话，有一个叫做文学山房，从光绪年间就有的一个旧书店。现在那个老人家可能还在，叫江澄波，我前年去看他的时候，90多岁，还在打算盘，现在大概卖东西的很少能见到打算盘了，打算盘卖书，也跟他聊过几句，如果你们到苏州的话，可以去找老先生聊聊天，他的每一句话有点像昆曲里面的道白，就是小生的声音，虽然他已经很老了，但是念白很好听。我问他，认识顾颉刚吗？他说什么叫认识，顾颉刚到北京来，那一火车皮的书都是我帮他托运的；我说那你认识谢国桢吗？他说怎么叫不认识，他说谢国桢到江浙来访书，就是到我这里来，我带着他去买那些书。所以，我倒是很想找一个人去做老先生的口述历史，趁着他还能说。他几乎是近百年来旧书业的一个缩影。
皇帝主考分为三甲，第一甲只有三个人，一甲进士实际上就是前三名，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何绍基的爸爸何凌汉就做过这个探花。然后二甲若干，二甲不一定定多少，第一名叫传胪，这个叫进士出身，就是皇帝说你们是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叫赐同进士出身，等同于进士出身。有多少人？大概每年还是有一点变化的，比如说光绪年间，一甲3个人，二甲183个人，三甲174个人，一共是360人，大概数字不会差太多。曾国藩的考试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考了个第三等。史上说他和左宗棠两个人闹不愉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曾国藩好像正娶了个小老婆，那个小老婆在洗脚，外面说左宗棠来见你，过去的女人洗脚是不能被别人见的，我奶奶就是小脚，我奶奶洗脚的时候我可以看，如果有外面人来，不管洗没洗完端起盆就要往屋里跑，这个脚是不能被人看见的。所以曾国藩就说：你让他等一下，等出来之后，左宗棠问他干嘛，他说刚刚夫人在洗脚。然后，就出了这样一幅对联，叫：替如夫人洗脚。这个上联是左宗棠出的。曾国藩就回了一句：赐同进士出身——上联是说，你虽然是夫人，但你是小的，不是正的，下联的意思是，你的出身虽然是进士，但是赐同进士出身，不是进士出身，曾国藩是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连这个都没有，于是大怒，虽然可能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两人从那之后就有了隔膜，所以赐同进士出身对于进士来说，还是略低一些的。
但是何绍基在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是全国会试的时候，他已经被定为第一，打开卷子一看，这个人简直太好了，主考官、副考官都认为他应该是第一。可是很奇怪，莫名其妙，不知道有谁就说他这个写的文章里面，语句有毛病，语句有毛病怎么办？就把他放在第十一，就是把他放到十名开外。如果把他放到十名开外的话，他就没有资格在殿试的时候皇帝再把他放到状元。所以很莫名其妙的，他本来是已经做到第一，但是没办法，又把他放到了第十一位，但也是进士出身。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好老师，这个好老师叫阮元，阮元是他的老师，是乾隆最喜欢的一个人，当然阮元在考试的时候，乾隆已经是年龄很大了，当乾隆皇帝看到阮元的时候就说，没想到我的晚年还会有这么好的人才！果然，阮元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干的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优秀的学术组织者。比如说他到杭州去的时候，他建了诂经精舍，这个成为学术的一个重镇，像俞樾这些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后来他到了广东的时候，在广州又建立了学海堂，又培养出了广东的很多很多的人才，所以这个人是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会儿我在讲南北书派的时候还会讲到他。
中国进士，还要在庶常馆里学习三年，三年后再让他考试，他又考了个第一。所以可见他爸爸考过榜眼，他在散馆的时候考了第一，他们家里面考试的基因是比较好的。有的人可能家里面考试的基因就是比较好的，有的人家里面的考试基因可能就不怎么样。我是比较怕考试的，现在有时候做梦说要考试了，书还没看呢题还没背呢。所以当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学生老是问，老师能不能不考试，我说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但是要不考的话可能我们工作就丢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想一个不是死记硬背的办法。这里面我可以插一句和艺术有关的。我那个时候在教国、版、油、雕的时候，学生跟我商量，他们说：老师，我们要背的东西太多了，能不能不考试？我说不考试不可能。他们说：能不能不那么考试？我说这可以的。我就说，你们写一篇1500字的文章给我，抄也可以，因为抄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平，过一星期交上来了。这个让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如果你给他标准答案，他们背或者不背，看不出一个人用不用功，有没有智慧，但是每个人自己写的文章却见到了自己的性情。然后我把他们的卷纸分成类之后，我发现，学国画的人想的都是别人的问题：传统，继承，创新，笔法，墨法，谁怎么说谁怎么说，基本没有说自己话的。就是学国画的人，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但学油画的人，学雕塑的人不一样：我喜欢音乐，我喜欢足球，我喜欢摇滚，我为什么喜欢，他说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学雕塑的也是这个样子，版画的也是这样，就学国画的人说的都是别人的话。所以那次考试对我自己也是个很大的启发。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现在知道，教育部规定，连小学生都要学书法，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为什么持反对态度？因为他是不停的临摹，书法是不停的临摹，在反复的重复、反复的临摹过程当中再加以组合，你很难从里面找到个性，非常非常难。能从里面找到个性，能找到新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很难。而且学书法养成的思维是：前面的东西永远是好的！从书法的角度是没错的，但是从一个民族的思维的创新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他对于物理，对于化学，对于数学，对于科学，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因为他不停不停的去反复，不停不停的去反复，所以西方人看到这一点，他说大概书法让中国人在重复性的劳动当中所获得的一种能力，就是在重复性的操作当中，世界上无与伦比，但是让他们有突破有创新不太可能，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道理。除非要特别特别有天才的人，才华的人才可能从里面突出来。
再回过头来，何绍基从考了科举之后，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职业，当然都和学术有关系。何绍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在那个时代，清朝的学术分成了两种，第一种叫汉学，第二种叫宋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梁启超写过两本，一本叫《清代学术概论》，一本叫《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本可以算作是清代学术史的入门书。还有钱穆也写过同样的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1644年到1944年，刚好是三百年的时间。我自己在做博士生的时候，我做的也是清代学术史，所以我也写过一本，叫《乾嘉学术十论》，是三联书店出的，但是现在好像书店已经买不到了。
清代的学术分成两种，一种是汉学，也叫实学。所谓的汉学，就是1644年之后，一些读书人在考虑，这么大的一个明王朝，为什么会突然间就被一个外来的民族打败了？他们要检讨这种风气，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探讨的方式很多，一种像顾炎武的那种探讨，一种像黄宗羲的探讨，当然也有像王阳明的很多后学，像刘宗周，像他后面很多人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探讨方法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汉学认为，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都是讲一个人修养有多高，讲一个人境界有多高，讲一个人对物质多么没有欲望，可是突然间来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束手无策，只能说你别杀我，我有很高的修养，不可能，说我对名对利对我没有任何的诱惑，也不可以。所以顾炎武和黄宗羲他们认为，要提倡实学，就是提倡实际的学问。你要知道山川，知道军事，知道水利工程，知道如何种好粮食，要讲究这些实学。那么这些实学没有别的学术取向。当然，当时的西方学问已经传到中国来，像利玛窦这些人已经传到中国来，像徐光启这些人在数学等方面也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读书人，并没有把这些书作为主要的资源，不像20世纪初期这样把它作为主要的资源，而是把他作为一种辅助的东西。那么，这个学术资源向那里找？再往回找，到唐代，到汉代去找，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学派叫汉学派。
汉学派发现所有的误解都是因为你不认识字，章太炎是汉学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有一回写错别字，别人就说，你看你是大师，你还写错别字。然后章太炎就说，因为我知道这个字和那个字是相等的，所以我可以写错别字，你不知道，你写了就算错别字，我写了就不算错别字。很多很多字是可以通假的，所以我们看古书里面为什么有的字是这样写，而我们现在有规范字表，你只要拿到出版社去，拿到报社去，他全给你改了，就是改到这个所谓的规范的字。过去没有规范这一说，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字和这个字它们之间是可以通用的，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成为一门很大的学问。所以何绍基从20岁的时候，他开始读《说文》，《说文》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书，这本书的诞生年代是比较好记的，刚好是公元100年，许慎写的《说文解字》。说到《说文解字》，我们经常说文字，这个“文”和“字”你们知道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叫文字？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你就看文字本身，这两个字，“文”你没办法拆，一点一横一撇一捺，没办法拆的，独体字。像人，一瞥一捺，没法拆的。但是，“字”是可以拆的，宝盖下面加个子，所以“文”是独体的，你只要看这个字，比如日、月都没法拆开，但是星星就可以拆开了，星可以拆，天可以拆，地可以拆，所以只要能拆开的就叫“字”，这两个加在一块，就是中国的文字，叫做“文”是独体的，原来是图案，原来是花纹，原来是从象形文字来，而这个“字”是从“文”里面重新派生出来的。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派别的“派”，和脉络的“脉”，写繁体字，不要写简化字，一写简化字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派”是河流，所以我们说支派，我们说流派，它是河流的意思。那么“脉”是什么？是人体里面的脉络，和水流是一样的，所以边上都是一个“派”字去掉三点水这一边，河流叫作“派”，人体里的经络叫作“脉”。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们才可以看出这个汉字里面他究竟隐藏了有多少的秘密。你比如说这个“一”，我们所说的“一”，《说文解字》里面不是把它当成数字，虽然它也当成数字的开始，数字的开端，就是“一”，但是许慎的解释：“道立于一”。所以“一”和“道”是可以划等号的，那这个“一”就不是数字，而是整体，说一体。然后我们看这个“天”，在一部里面，“天”字是属于一部的，在《说文解字》里面，部首一共有540部，如果想记文字的话，首先要把这个540个部首记下来。当然我们现在有电脑，有手机，有网络，不需要去记了。过去的读书人大概脑子里面至少要记四十到六十万字，可怕吗？好像现在听的比较可怕。有一个叫马茂元，桐城派的后人，他的爷爷叫马其昶，原来是北大特别有名的教授，老北大的教授。马茂元唐诗可以背一万首，你随便问他，杜甫怎么说，李白怎么说，王维怎么说，八十多岁还记得五六千首，忘掉一半。我们知道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他也是一个文字学家，而且他是安徽学派的文字学家。他的记忆力好到什么地方？杜甫诗全集从头背到尾。据说他因为创办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抓起来，押在杭州监狱里面的时候，每天墙外面都会听见有人在背杜甫的诗，就是陈独秀。过去人的学问是靠背出来的，何绍基大概也可以背很多很多的东西。正因为他可以背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何绍基的对联，一伸手就可以写，不需要打草稿的，更不需要抄。所以何绍基的好的对联都是自己随口就出来的。现在也有人会有这些才华，很快，他只是不同的字眼在脑子里面会有不同的闪现，他会组合到一块。你比如说像这个画，就是我们画院的画，你现在这样想一想，你能组成多少词组，大概五个，八个，像图画，像画图，国画，油画，把这些东西也算在里面，大家可以组五个八个的，但是在何绍基那里面大概可以随手组到上百个，匪夷所思。
中国诗词的妙处就妙在这里，匪夷所思。所以何绍基他十三岁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他的诗才，我们看现在他的《东洲草堂诗文集》，最早的一首诗十三岁写的。但是他学的诗不是唐诗，我们经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在我们一般的普通人的观念里面，好像除了唐诗也就没有别的内容了，不是的，这个认识是有一点点模糊的。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好诗，就像唐诗里面不全都是好诗是一样的。如果认为只有唐朝的诗是诗，其他时代不是诗，我昨天打了个比喻，就好像说你只认为十七八岁的女孩是女人，其他年龄的都不算是一样的，很荒唐。如果说唐诗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宋诗就是三四十岁，我们现在在看三四十岁的女人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就是你肯定不是在用评价一个十六七，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的眼光，你看她的修养，看她的风度，看她的谈吐，看她的心灵，你会看到外表之外的很多很多的东西，这就是唐诗和宋词的区别。
如果说唐诗是青春灿烂的话，那么宋词是体现一个人的修养、风度。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可以不考虑说话的后果，可以脱口而出，但是三四十岁的女人，有学养的女人，有教养的女人她说的会比较婉转，她带着她的思考。所以宋朝的诗是带着思考写出的诗，宋诗如果我们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钱钟书有一本很有名的叫《宋诗选注》，但是钱钟书写这个《宋诗选注》的时候，有些东西他也没选，比如说朱熹，朱熹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诗钱钟书竟然没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他也没选。钱钟书有一个好朋友，就跟钱钟书说：你为什么不选这两首？钱钟书讲：我没有觉得这两个好。然后他那个朋友就跟他说，你如果不选这两首诗，证明你不懂宋诗，你不懂得宋诗的好处在哪。
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自己现在也写一点诗，湖南的一个朋友（他还曾经陪着我去看过何绍基在湖南的展）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刘老师，我给你提一点意见，你别介意。我说：你说吧。他说：我觉得你的诗里面怎么没有什么情感？我说：都多大年龄了，还每天哪里有那么多情感供你挥霍！他说：诗不就是来抒情的吗？没错，抒情只是诗的一部分功能而已，诗可以当成日记来写，可以写你眼前看到的东西，可以看到你想的东西，可以看到你的思考，可以看到你的思想，可以看到你的观念。所以中国的哲学最好的并不是哲学著作，中国最好的哲学是诗。陆游写过一万首诗，还有个湖南的诗人叫樊樊山山，就是齐白石的老师，他写过三万首诗，当然我们现在背不出来，因为没背过，不大容易背出来，写过三万首诗，大概古今诗人里面写第一的估计是乾隆，乾隆有四万首诗，路边都看得见，但那不算，好多都是别人替他做的。樊樊山就说，他说陆游这个人简直太可恶了！别人就问：他为什么可恶？他说：天下的好对联都被他对完了。确实，如果你走到杭州去，吴山广场那个地方，在开发的时候要全部拆掉，后来有一个画家叫何水法，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做了一个提案，他说这个地方不能拆，理由是什么？因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这里，你把它拆了就没了。后来听他的建议，把那条小巷子留下来，没有拆。
好对联在陆游几乎都对完了，这个陆游很有意思，他写自己，写着写着不行，这个日子太舒服了，北方还没收回来呢，然后马上一转，我们一定要把北方收回来，要把它写成这个东西。但是在何绍基的诗里面，他学宋诗，他最喜欢苏东坡，苏东坡是学李白，也学杜甫，也学韩愈，但是他已经变成自己的，完全转化成自己的，所以他们是宋诗派。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有人问我，他说：如果你把唐诗比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然后你又把这个宋诗比成三四十岁的女人，那么清诗是什么？我说：大概是学老女人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不要往丑的方面去想，你们想一想，有一些特别家教好的，修养好的老的女人的那种仪表，比如像宋美龄的晚年，这些人的晚年的那个样子，那种雍容，那种富贵，我想可能是清诗学的是这个样子。
可以说在晚清的这个宋诗派里面，何绍基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当然，他和前人不太一样的，他坐过火车，这个李白杜甫他们都没坐过，陆游他们也没坐过，他坐过火车。他去过香港，去过澳门，他坐过那个像泰坦尼克号的那种船，当然没那么大，他坐过油轮，这个都是何绍基能够把它写到诗里面来的。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展出，他有一个《金陵杂述四十首》，是写的七绝，就是在曾国藩打下太平天国之后，然后邀请何绍基到南京去，他就坐的小火轮，烧着煤的船在江面上走，他会把这些都写到诗里面去，所以他的诗境还是比较开阔的。
那么汉学和宋学到了何绍基这里，又又是如何呢？你看他诗都偏向于宋诗，那么从学问的角度上面看，他说，从文字学的角度，他推崇郑玄和许慎。但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讲，他比较推崇于宋学，就是宋代的儒家的学问。前天我在和朱良志聊天的时候，我还提到，我们对于宋代的学问是有很多很多的误解的。宋代的理学让中国人的人格竖立起来，当然，宋儒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存天理，灭人欲”，我们现在认为这句话是错的，我认为这句话是不错的，为什么？他说“灭人欲”，而不是“灭人性”。如果他说“存天理，灭人性”，那肯定是错的，但是如果说“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应该是对的。
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的很多的现象，我们一打开电脑看这个新闻，你看到很多很多的冷漠，很多很多的荒诞，你无法想象，就是我们实际上错把我们的“人欲”当成了“人性”，错把我们的“欲望”当成了“理想”，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我们的欲望，我想要有房子，我想要有车，我想要有高工资，我想要什么想要什么，这是你的欲望，不是你的理想。当然和现代人谈理想有一点点不靠谱，有一点点不靠边，但是理想还是要坚持的，理想还是要有的。那这个理想是什么？就是天理和人性之间的这种平衡。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之外没有更大的追求，在物质之外没有更多的想法的话，那么可能他不过是一个物质化的人生。那么也正好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物质化的人生里面，你不会感觉到温暖，所以有一个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我相信各位都看过，如果没看过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去看，我至少陪着别人看了五遍。其中有一个片段，被关进监狱的男主角，他见狱长的桌子上面有一个唱机，他把办公室的门锁上，他放起了音乐，他在听，好像是《费加罗的婚礼》，后来那个狱长非常恼怒，把他关了半个月，像桌子底下一样给他圈了半个月。半个月一出来，那一出来一瞬间，他见到阳光一瞬间，那个苍白，和那种一直没刮胡子的那个形象，可怜极了。然后别人问他：你怎么挺过来的？他说：我心里有莫札特！多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理想会让一个人活下去，但是物质不一定。当然，没有物质是活不下去的，但是物质不一定让人活的快活，或者说很有毅力，很有意志。他说我心里面有莫札特，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当你内心里面有一种信念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变得很坚强，宋学就是给你这个东西，让你在困境里面如何挺立起来，如何不倒。
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他说你还觉得传统思想有什么用？我说传统思想没什么用。他特别奇怪，他说，你整天研究传统思想，你还认为它没有用？我说是的，我说传统思想没什么用，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一个人贫困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在你没发达的时候，在你贫贱的时候，在你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传统思想才有用。
我们现在物质如此发达。我到东北去，两个人说那边鱼好吃，我说去吧，去吃鱼，在哈尔滨的江北，我还记得叫二姐灶台鱼，很有名的，就去了，一条鱼268元，这么大，后来我就跟她说，你能不能只卖20块钱的，切一点点，她说不能，我每天就是按条卖。那么我们两个人只吃了一点点，那条鱼就倒掉了。那个是很痛心，真的很痛心。我太奶告诉我，就是饭粒只要不掉在地上，掉在桌子上，把饭粒都要拣起来吃掉，真的是过去人那种辛苦，和那种对粮食对某某东西的敬重，我们现在没有。我就问我太奶，我说饭粒掉了为什么要拣起来？我太奶就说：李世民有一回吃饭，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回吃饭，掉了个饭粒，皇帝把它拣起来放在嘴里面了，我说然后呢？然后我太奶说，阎王爷给他加了十年的寿，阎王爷给唐太宗加了十年的寿。这种思想在我们今天已经全都没有了，但是在中国思想里面，它是特别特别的一种教育方式，一个人会很庄重的来对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现在人比较懒，不刷碗，碗刷完之后放点水，只要不干泡在里面，我原来也这么做，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说你吃完一定把碗刷完，我说为什么？他说影响你的财运，我一想，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每回吃完饭把碗刷的干干净净，放回碗柜里面去。我儿子乱七八糟，从来不刷碗，结果那天我就用这招，我说儿子你要把碗刷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会影响你的财运。真的？我说是的，赶紧跑去把碗刷了，从那之后，他也每天都刷碗。有意思吗？有意思。后来他财运从哪来，他也不工作，他财运从哪来？他管我要钱的时候我就给他痛快一点，就是不犹豫了，反正总之得给他，与其犹豫不如直接他，一张口就给他。但是像我奶奶，她不认字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写完字就扔在地上，然后她都要拣起来规规矩矩的摞在边上。有的时候我就踩着走，我奶奶就说，你看你，你自己写的字都不珍惜，别人会珍惜吗？你自己整天在上面跨来跨去，你会起来吗？从那时候我知道，我每张纸，包括别人写的，有的人到我家里面也会拿起笔来，哪怕是初学，哪怕从来没拿过毛笔的，那个字我会替他留着，所以好多人到我家里去，比如过了三年五年，我翻，我说你看你那天写的字还在，他特别惊奇，他说你怎么还留着？我说是的，字和纸要敬重的，尤其写废的纸不能做卫生纸，这个我奶奶也是告诉我，她说如果别人写了你的名字，你一定把它撕下来，放到自己的口袋西面。过去北京还有个行业，专门是捡纸的，在街上面，只要这个纸上面写了字，那个人就会把它拣起来，然后放到背篓里面，过去的庙很多，过去雍和宫边上有两千个庙，可以想象吗？没法想象，全部拆掉了。然后他们会到庙里面把纸烧掉。这是儒学教给我们的，儒学讲“敬“，”敬“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对天地的敬，对祖先的敬，对师长的敬，对朋友的敬，对后代的敬，所以他不是束缚人性，他是束缚你泛滥的人欲。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敬，我在原来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学生很远，大概至少第一排这个样子，有这个距离，他竟然鞠个躬，我不认识这个学生，我说你怎么这么有礼貌，他说韩国的留学生，然后我们有的学生挤，抢，失去了这种敬。
所以古人说，就是包括何绍基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他一拿起笔，一拿起毛笔来面对这张纸的时候，磨起墨来，他立刻身心要敬，要庄重起来。这个传统还有没有？应该是有的，比如我到四川去特别惊奇，到四川古镇，新的不行了，成都完全不是老成都的样子了，得到古镇去，哪怕一个很偏僻的，只剩下几位老人的那么一个小村庄里面，一进门，他那个标准的建筑，就是一个房门，进去有一个中堂，两边会有客厅，会有什么之类的，就是中间这个位置，第一个上面供着祖先，有个牌位在那，比如说姓杜，他就说杜姓祖先，有个牌子在那。然后在上面有个条，天地君亲师，现在还写呢，天地君亲师——天，地，皇帝，亲人和老师，他还会写一个红纸条在那个地方，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古风，但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古风已经渐渐地在失去。有一年我去云南，在昆明，见有一个人，见一个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一个女的，在地里面，一直在采中药，我那时候喜欢拍照，除了拍黄黄的油菜花之外我特别想拍她，她就不让我拍，然后我拍到落日，她在边上洗那个药，后来我知道，那个叫当归，她洗当归，洗的干干净净扎成捆在路边，后来我出来的时候没人买，就问她多少钱，她说15块，这么一捆15块洗的干干净净，我说我一直想拍你，我买你的当归你让不让我拍，她点点头，然后边上的司机跟我说还有便宜的，你不要买她的，我说：不，我就想拍她。然后我就给了15块钱给她，我就把当归放到车里面，然后我拿着相机来拍她，她就问我，你从哪来？我说我从北京来，她大概不知道北京在什么地方，她说北京很远吧，我说是很远，她说你到我家去吃饭吧！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你想一想，只有15块钱的东西，她说因为你家很远很远，你到家里来吃饭吧，那这种东西在旅游区，或者说在其他很多很多地方已经不容易见到了，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很珍惜的濒危动物的感觉了。所以实际上想一想，我们传统还剩多少，传统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传统不是写在地名上的，传统是要在自己的心里面的，在自己的脸上，在自己的行为里，在自己的语言里，在自己的一举一动里面。那么只有有了这个东西，它才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学问的根本。
当然，现在有人说，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发明一个东西，我说你发明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发明一个论文写作机，什么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费那个事干嘛？你把题目一输进去，关键词一输进去，五分钟帮你写好了，你说写多少字，十万字，十五万字，二十万字，三十万字，五分钟到十分钟把它弄完。然后他就说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针对你的，你不是能写吗？我就用这个来对付你。我说是的，是可以对付的，但是你那个是机器写出的文章，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建立的是我的信念，是我对学术的态度，我对人生的态度，我对学问的态度，我对天地的态度。我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确立我的价值观，你是论文写出来了，但是你只是拿到了一个学位，而且这种行为是欺骗的，这种行为算欺骗吗？某种意义上应该算欺骗吧。
在阅读和研究过程当中，是培养你一种精神，而不是让你完成某个数量。所以我想在宋学里面，何绍基就说，他是人的身心性命之学。我在读古人的书的过程当中，在读的过程当中，比如读几年，读三年，读五年，读七年，读八年，这个学问和我的生命和我的血肉一起成长的，这个机器是不会有的。
曾经有个老先生，一个很有才的人让老先生写个什么字，老先生写了一个“敬”字，他说：仅此，就是学问，就是一门大学问！所以这里面你也可以回顾一下书法史，就是你看宋朝理学之后，写草书的人明显少了，在理学出来之前，草书很多。从汉末开始，你看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很多很多都是草书，然后到张旭，到怀素，到高闲，草书很多很多，但是理学出来之后，等于就是说苏东坡、黄庭坚之后，写草书的人明显少了。只有到心学以后，像徐渭、像王铎、像傅山，草书才多了。但是你看进入清朝，这个字又写的规规矩矩了，有人说这个字要写的丰腴，像人一样，要有肉，这个都是骨头不行，要丰腴，要端庄，要厚重，要庄重，这个是清朝人以来的对于书法的观念。那这里面就能够看出，有些人个性的人还是有的，就是我就是要张扬个性，我宁愿不好，我也要张扬我的个性，所以像徐渭，像八大山人，像石涛，这些人都属于命运不太好的。他就要张扬个性，我就是要突破某种某种的束缚，某种某种的限制，包括像扬州八怪，扬州八怪里面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要努力的来突破。那这个刚好书法史发展到清代的中期，也就是到了何绍基的老师阮元这里，大量的金石学著作出现。
我说清代的学问有两种，一种是汉学的考证，一种是宋学的义理。义理是研究哲学，那么考证的，他就要有一些史料来证实，又加上那个时候大概很多东西出来，比如说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是公元100年的时候开始动手写说文解字，用了20年的时间，公元121年把这个书献给皇帝，一共30卷。但是从那之后这本书一点一点的就淹没了，一直到北宋，到了太宗期间有个叫徐铉的人，他才把这个书和其他几个人重新修订，形成一个本子。但是后来这个书慢慢慢慢又不见了，只有到了这个清乾隆期间，就是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重新又把它刊刻出来，那个人叫朱筠，是大兴人，他也住在晋阳饭庄那个地方，也是有一颗很大的紫藤。到了他那，才把《说文解字》重新再弄出来。许慎《说文解字》里面所收的古文字大概是一共收了9353个字，加上重复的不同写法，一万多个字，但他见的所谓的古文，只是战国的古文，我们知道古文里面有甲骨文，有钟鼎文，称为大篆，然后到了秦统一六国，又变成小篆，又变成隶书，隶书之后开始有草书等等的出现，然后随着南北朝的分裂，南边就过了长江以南，北边长江以北就都归了一些少数民族，所谓的“五胡乱华”，都归了少数民族。我们现在说很多很多人，实际上都是汉化之后的东西。这个很奇怪，我觉得这个汉族人同化的能力实在是太强，鲜卑人现在还有，叫锡伯族，译法不一样，鲜卑就是锡伯，其实也就是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西伯利亚就是鲜卑的发源地，那一大片土地原来都属于中国的，后来慢慢慢慢的把它变为俄罗斯，变成苏联，再变成俄罗斯。鲜卑统治中国260年，但这260年你现在看没什么痕迹，除了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石窟寺和一些壁画之外，北齐、北周，你几乎看不见什么少数民族的痕迹了。
许慎所见是六国的文字，没有见到更早的文字，所以他很多东西是猜，比如说士兵的“士”，这个字怎么来的，更古老的源头他不知道，但是他从儒家的角度来加以猜测，“推一合十”，上面不是个十嘛，“推一合十之谓士”，就是从一件事情能够知道十件事情，他把这个叫做“士”，他是偏向于思想方面和知识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士”是过去就是战士，就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含义，只是这个武士逐渐变成文士这么个过程。所以这个考订在何绍基那里面是一门非大的学问，而且他有著作，可惜我们今天见到的不多了，好像并没有刻出来。比如说他这个《说文段注驳正》，因为《说文解字》有一个最有名的注，就是段玉裁，我刚才说只有在乾隆期间朱筠重新再把它刊刻出来，人们知道才有《说文解字》这本书，然后才它作为理解中国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怎么读，你比如说徐铉在刻书的时候他改变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添了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逐渐的在乾隆年间，它就变成了一门学问，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学者叫段玉裁，就是江苏金坛这个地方的人，他是戴震的学生，戴震是清代的第一学者。段玉裁我们可能不太知道，他有个外孙很有名，叫龚自珍，他是龚自珍的姥爷。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专门编了这么一本书，叫《说文解字注》，这个成为《说文》里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一定要读《说文解字注》，你才知道《说文》在说什么。
我们知道在文字学里面有古文字学，但是《说文解字》不能叫古文字学，他就叫“说文学”，古文字学是研究甲骨文，研究钟鼎文。《说文解字》就是研究篆书，研究小篆的，这个字形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文解字》是从字形的角度来入手。但是你仅仅解决字形还是一个方面，因为形、音和义，汉字是统一在一起的，《说文解字》是偏向于研究形的书。
古文字同音的，往往就是同义。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这个“家”，宝字盖下面加个“豕”，“豕”是猪的意思，就是房子下面有头猪，就是我们的家？现在不可能，但是过去大概是可能的。你到四川那边去，你一上厕所，边上就是猪圈，猪圈和厕所是在一块的，而且是很重要的构成部分。猪过去不叫猪，猪过去在古文里面它就叫做豭。所以他上面加个豕，实际上应该是借这个音，把它作为家，那么很多的音都是这么借过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同音就是同义，因为语言是在前面的，文字是在后面的，同音就是同义，所以何绍基他们又把从字形的分析又过渡到字音的分析，在字音上面要来解决。那在这种解决里面，你看他就开始写钟鼎文，他是在清朝的书法家里面比较早的写钟鼎文的，这个是和其他书法家不太一样的。
那么现在我反过头来再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就是当阮元发现，在书法史里面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属于南派，一个是北派，就是以长江为界的话，南方像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他们是写帖，我们看比如上虞帖、寒帖、十七帖，看淳化阁帖，或者看大观帖等等，都是帖。但是北方长江以北的，尤其是黄河流域，都是碑，像《华山庙碑》，《张迁碑》、《礼器碑》，我们可以数出很多很多东西来，风格截然不同。当然最表面的一个是在纸上，一个是石头上，一个是笔写的，一个是刀刻的，所以启功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透过刀锋看笔锋”，就是要从石头刻的里面想象毛笔写成什么样。
我曾经在高碑店一个朋友那里面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这么大一块砖。过去有钱的人，会刻个墓志铭，没钱的人就找块砖，写几个字就把它埋到坟里面去。我老家在三河，就在这边上，不到六十公里，我爷爷的坟在平坟运动当中找不着了，我姑姑带我去，说爷爷的坟肯定在这地方，但是哪里找不着了。然后2002年奶奶去世的时候，把那个坟刨好了，就说把你爷爷重新葬一下，但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找了一块砖，跟我说，在上面把你爷爷的名字、出生年月和死亡年月写在一起，这块砖就等于和你奶奶合葬了。所以在我写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起过去的那个砖刻，墓砖里面那些东西，很古老又在眼前。那么这块砖，就是我在高碑店看的这块砖，一开头，我估计是三个人合作的，写的是一个人，刻的是两个人，因为第一行我估计可能是写的人自己刻的，所以规规矩矩的按照自己写的点横撇捺来刻，然后也可能他刻着刻着有什么事，或者是被朋友叫走了，然后中间换了个人，越刻越不规矩，大概他再有什么事也被叫走了，又来一个人，什么都不管了，就开始凿，所以那块砖拓下来，中间有点潦草，到最后乱七八糟。那这些东西从文人的角度看不起。北京动物园的后门有一个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我估计有朋友去过，如果没去过的，我倒建议你们去一下，而且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星期三免票，明天就可以去，星期三免票，叫五塔寺。北京过去老的石刻都弄到那个院子里去了，美极了，尤其它那几棵大的银杏树，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现在去可能有点冷了，有空可以去看一看。你看那种大户人家的那个碑，那个石刻，原来是在北京街头随时可以看见的，只是后来拆城拆墙拆迁，就都拆到那个地方去了。他们那里面刻的和民间刻的完全不同，文人的东西典雅，技术好，民间的东西技术不好，但是他真诚，他朴拙。他可以给文人那种逐渐逐渐弱的东西增加一种力量，所以到了这个清朝中期，很多很多的人突然间觉得应该让这些来给书法注入一种活力，所以人们开始用碑的笔法往书法里面加。我们可以看一看，大概从清代中期——实际上这个年代还要再往前推一推，可能还要早一点，你比如说在这个王铎和傅山的字里面已经可以看到碑在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只是从清朝中期以后，找到了准确的写碑的方法，就是邓石如出来，邓石如只是一个普通的写字的人，没有功名，布衣。写篆书，写隶书，写楷书，写什么都好，篆刻也好。据说他刚到北京来的时候，翁方纲看见，还有人能够写得这么好，直接一下子就跳过了一千年，就回到一千年前。后来他一问这个人是谁，说叫邓石如，干嘛的？说不知道，关键是邓石如也没来拜访他，就等于你一个写书法的人到了北京，不去到中国书协主席那去报个道，总不像个样子。所以翁方纲觉得这人不行，写的不好，邓石如就说，写的不好就不好吧，反正你也说了不算。但是他后面就有了很多的学生，这个何绍基可以接到这一条线上面来，但是何绍基他的底子是什么？他的底子是颜真卿，他小的时候大概没有看过那么多的碑刻，但是他把《忠义堂帖》——颜真卿有一个刻帖，是宋代的，叫《忠义堂帖》，就是把颜真卿所有的字帖，能够看到的全部刻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何绍基把这些帖全部用手勾过一遍，那个时候没有复印，他用双勾全部勾过一遍，这个功夫不得了。这好像齐白石勾过画谱是一样的，他还勾过赵之谦的印章是一样的。
这里面我可以讲一个小插曲，就是五十年代，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到杭州，到杭州去调查就是中国传统艺术，请了一个老先生，1950年代，老先生应该也有七八十了，他大概是生于1880年左右。何绍基是死于1873年，大概何绍基死的时候，这个老先生出生。老先生是做雕塑的，穿着袍子，苏联专家坐在那，翻译跟他说话，老先生就抄个手，过去的老人都喜欢抄手，说着说着老先生掏出来做了一个很小的手里面捏的泥，结果一看，是那个苏联专家，一模一样！那苏联专家吓坏了，从来没见过。所以苏联专家赶紧站起来，对不起，你应该坐在这，我应该站着听。然后边上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就说：爷爷，这太好玩了，你要教我。老爷爷就跟他说：孩子，这个吃不上饭的，江湖手艺，吃不上饭，你不要学。后来小孩子就说，我是很想学，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学的？然后他就说：我的老师第一让我背古诗和唐诗，就是唐诗和唐以前的诗，他没让他看宋代的诗。第二个，老师在前面在纸上面画一个圆，就画一个圆，然后就让学生坐在下面画圆，什么时候你画的圆和老师画的圆在上面能够重合，好了，你就学好了，因为你只要有这个本事，你什么都画得像。老师随便画个圆，你在下面也随便画个圆，能够重合，他说这个就什么都画得像。这就是中国的训练的方式，他不是写生，不是素描，不是透视，他就是这个动手的能力。但是前提是你要会背诗，背很多很多的诗。所以有了手头工夫，有了诗心，他才会有创造。那何绍基就是勾，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勾了一遍，那何绍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他买了很多很多的拓本，我们现在可以买很多很多的字帖，但是我们很少买拓本，你如果看过拓本，你会发现字帖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
古人，前面的人讲写字要有金石气，书卷气从读书二来，金石气从哪来？从你看的拓本上面来。我这个宋拓本，或者明拓本，或者清拓本。拓本是随着时光的变化，它也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会让你有岁月的痕迹在里面，可是印刷品把它抹平了，不管印的再好，包括故宫什么什么，拿过来一看，没那个感觉。所以何绍基买了很多很的拓本，而且何绍基有一个很重要的拓本，就是《麻姑仙坛记》，我们现在从书店里面买的拓本《麻姑仙坛记》，是朱翼庵的藏本，那个碑在临川，江西的临川，汤显祖的老家，《临川四梦》的地方，据说那个地方是麻姑成仙的地方，麻姑仙坛。那个在宋代的时候，碑就已经没有的，好像到明朝的时候彻底没有了，就剩下一些拓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朱翼庵的拓本，后面那个跋都不印了，后来我偶然的看见后面的跋，他说在这个本子之前，只有何绍基有一本是孤本。所以何绍基的字从《麻姑仙坛记》里面得到特别特别多的东西，因为这个本只有他有。另外还有一个叫《张玄墓志》，我们叫张黑女，老师告诉我说，那个字不念女，念汝，张黑汝。那个帖也是孤本，没有第二份拓本。1990年我在南京写《书法学》的时候，陈振濂还说，我怀疑那是何绍基造出来的，因为你看何绍基和它写的特别特别的像。我说，他学他的怎么能不像呢？他说我就怀疑何绍基造的，我说何绍基可能还造不出来，那也是个孤本，后面这上面有何绍基的跋。那么在这个孤本里面，过去的孤本，就等于独门暗器，你们谁都看不到，但是我看得到。还有就是前年我特意去看了《大唐中兴颂》，颜真卿的，因为前年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去陪我妈妈，没什么事，反正她躺在那，只要我坐在她边上她可能就觉得可以了，反正我也干不了什么，但是我得找点事做，我就开始翻手机，颜真卿，刚好有毛笔，有纸，我就开始临颜真卿，我突然间喜欢上颜体字。我小的时候最不喜欢颜体字，像厚皮馒头一样，尤其边上同学写的各个都是特别臃肿。后来我发现，我怎么这么喜欢颜体字，其实颜体字不是小孩写的，小孩写不了。那么一开头写的时候，比如小的时候学过欧体字，但是你写颜真卿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是你的腕力不够，因为原来一直写秀气的字，是你的腕力不够。所以你悬腕，你写了十来个字，你发现这个力量就不行了。再后来发现不是腕力的事情，是心胸的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字不喜欢那个字，不是你力量的问题，而是你审美趣味的限制，我就喜欢小巧的，我不喜欢那个重拙大的，这是你的局限。到后来我就突然间，这个重，这个拙，这个大，简直太好了。那么再写着写着又发现，他不是你审美兴趣的限制，而是你一个人格局和气象的限制。所以你想想从点线，间架、结构到比例，到格局，到心胸到气象，当你这么一层一层上来的时候，颜真卿无与伦比。
所以我去看这个《大唐中兴颂》，特意去看的，在永州祁阳，一个很美的一个江的边上，非常大。高大概有四米五，但是不知道谁出了个馊主意，前面弄了个大玻璃罩，很远，而且那个玻璃罩也没人擦，唾沫星子，什么手印，上面什么都有。然后它上面还有水流下来，里面还有水汽，几乎看不大清楚。到那之后才发现，特别奇怪，我们的碑不都是从右边向左边写吗？颜真卿这个字从左边向右边写的。大概至少有十厘米或者十五厘米那么大，壮观极了。何绍基也在边上写了一个，何绍基的字没得说，已经特别特别好了，可是放在《大唐中兴颂》的边上，他就在这个地方也写了很大的一面，没法比。这个太奇怪了，这个没法比，如果单看的话，写的特别好，可是一放在《大唐中兴颂》的边上，就没法比。所以颜字的魅力大概要到了一定年龄，才可以领悟。
那么何绍基的领悟就是从篆书，从隶书进入楷书，从这里面的古意再把它糅到颜体字里面来。何绍基写了很多很多的隶书，可能我们的展厅里面会有他临的《张迁碑》，你看的时候你要特意注意一下，他后面会写第多少通，就是很多汉碑他临过上百遍。我在湖南看的是他临的第七十五遍，每天临。曾国藩特别佩服他，曾国藩说我每回到何绍基家里面去都看见他，每天写七八张不间断，七八张不多，但是不间断就不得了，他说到现在已经写了几千纸，可见他下的功夫之大。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写碑的人他纵横可以，画圈不行，尤其这个连续画圈的能力不行，横平竖直没问题，但是连续画圈就有问题。所以你看只要写碑的，他画圈的能力都不强，何绍基基本不会写草书，赵之谦几乎也没有草书，草书一定要从帖里面来，碑里面他这个圈画起来就不灵。
那么何绍基把篆书的艺术加里面去，把隶书的艺术加到里面去，而且最重要的在于他这个人很浪漫，他在济南，在长沙，在书院里面讲课，他也做过四川学政，在四川学政的时候他去峨嵋山，去瓦屋山，然后到西安，到华山，走这么一大圈，他都有诗而且有酒，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人是喜欢喝酒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有湖南的朋友，或者也有朋友是湖南人的，湖南人很可爱，性格直，而且强，对你好，好的要命，千万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他恨不得整死你，他属于这样的一种性格。
所以他骨子里面，血性里的那种浪漫，好像从屈原以后一直一直就在血液里面。他除了那种天地的灵性和清气之外，他还有一种蛮的力量，就是不讲理。他觉得对你好不需要讲理，恨你也不需要讲理，他有一种不讲理的东西。所以何绍基的这种湖南人的骨子里面，他尤其到了七十岁之后特别明显。所以另外一个湖南人了解他，就是曾农髯，很了解他，说何绍基七十岁之后就在于“不稳”，不求稳。所以我们看他七十岁之后的字，他想方设法打破这种平衡，打破这种稳固，他甚至用了一种很别扭的执笔方法：回腕法，他这个方法特别吃力，写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衣服湿透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点确实用力，第二点用的是真力，用的是真气。有段时间我不是特别喜欢写字，因为我觉得写字很耗气，我给别人出个主意，我说你每天写写千字文，老先生了，他说不，他说还是画画吧，我说为什么？他说画画能动，写字不能动，一坐半天，颈椎，腰受不了，画画可以运动。没错，写字可能是要耗真气的，何绍基就是要耗这种真气，所以他的字里面有一种精神灿烂的东西会出来。
我们总说一个人到了晚年要退火，何绍基不退火，他说我的火还不够足，我不仅要有火，而且我要冒烟，要有烟气熏天的东西出来，所以他到了晚年，越写越浪漫，越写越好。如果把他说成是清朝三百年最好的一个人，可能有人不同意，但是也差不多。他和赵之谦见过面，两人在杭州的时候，赵之谦比他小。但是两个人在一块不能谈书法，一谈书法准谈崩，所以我读赵之谦《章安杂说》，他还说老先生口若悬河，什么都懂，就是不能谈书法，一谈书法两个人脸就红。但是赵之谦说，他说何如天仙化人，就是天上的神仙变成人的，他说我不过是吃饭凡夫，只是吃人间烟火的。从书法的角度，何绍基的字的品格和各个方面确实比赵之谦要高很多很多，无论是从学问上，无论是从诗歌上，都比他高。但是很奇怪，在市场的价值上面，市场的价格上面，赵之谦却比何绍基高很多，但是这种现象应该会扭转的，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扭转的。
那么我想，今天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书法是学问，是要有一门大的学问做支撑的，但是要有性情，没有性情的书法只是徒有其表。没有学问的书法，只是一些点画，只是一个形式。所以我们不用说看古人的书法，我们仅仅看民国书法就知道，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两三本吧，《民国书法》，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里面不是政治家就是学者，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家。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家是什么？难道是抄别人的诗，抄别人的文吗？肯定不是。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书协的会员能够写自己的诗，写自己的文章，你打开一件东西，让他看看真伪，然后在上面做题跋，做考证又有多少？
所以我想，我们从何绍基的身上如果能学的话，就是学他实事求是来对待历史，学他诚心敬意的来做人，对朋友，对老师，对家长，对自然。所以我想，何绍基他应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中国晚清的文人，特别有代表性的中国文人，有生活情趣，有情操，有学问，有趣味，我想这个才是中国艺术的真谛。就是它不是让我们在市场上面有一个价格，或者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而是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情趣的人，然后又有着很好的身体的人。何绍基的身体也是很好的，可惜他晚年，他在七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在苏州冒着雨去看一个朋友，结果着了凉，这个让他身体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伤害。然后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他又因为肚子坏了，就那么死掉了，七十四岁，其实足岁还是不足七十四岁的。
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的孙子也留下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去琉璃厂东街，向里边走，有个一尺大街，再向里面走有一个杨梅竹斜街，里面有一个青云阁，就是蔡锷和小凤仙见面的地方，那一次见面不得了，那一次见面之后，袁世凯就倒掉了，青云阁那三个字，就是他的孙子何维朴写的。对面有间咖啡屋不错，你可以坐在咖啡屋的二楼，看着青云阁，不知道还有没有鸽子在天上飞，如果有鸽子在天上飞的话，听着鸽哨，可以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的往事。
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可以提点问题，机会很难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刘老师的？比如您看展览当中对何绍基的字有任何疑问的，或者对在这个书法的审美当中有一些疑问的，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跟刘老师沟通一下。
提问：老师，我看着楼上有一句话，说何绍基“师体而不师刀”是什么意思？
刘墨：我刚才说了，启功不是讲吗，“透过刀锋看笔锋”，他这里面讲这个碑是指他的字体，书体，而不是他的刀法，所以在他的字里面，他仍然是把他化为自己的笔法而不是刀法。你比如像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想一想，《张迁碑》，刀刻的很齐，像《爨宝子》，刀刻的更齐了，尤其像《龙门二十吕》里方笔的《始平公》，几乎都是刀刻出来的，而不是笔写出来的，但是那种方正是书体，是书风。所以这句话是说他所师从的是它的字体、书体，而不是它的刀法。
下面这个嘛，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有个错别字，那个不是“解体”，是“结体”，是结构的结，不是解体的解。那个字肯定是错了。结体，不是解体。
主持人：大家还有问题吗？
提问：刘老师您好，我刚才听您讲，就是说宋以后写草书的人就少一些了，那么其实宋以后好像书法也开始有一些技巧出现，就是说草书也是一种情绪，他是一种有别于形，肯定跟那个篆隶楷不太一样。后来出现了张即之，张即之情绪里面有没有狂野刚狠，有没有把草书的痕迹糅到楷书里面？所以我在想，虽然南宋的时候书法已经开始那种情形，那么我不知道对于理学这个有没有共通？其二就是说是不是很多书法家开始把草的情绪融入到这里？尤其是楷的情绪，这是两个问题。
刘墨：好，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理学让人端庄，让人厚重，让人稳重。另外一点就是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性”，性情的“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性情》，情是情绪，性是本性，在宋朝的理学里面，他们认为情绪是动的，本性是静的，这个静的属于天，动的属于地，所以清，清气是属于天，浊气属于地。所以在这种努力的泯灭自己的情绪过程当中，不停的去恢复自己清正的本性，这是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修炼方式。所以当本性，安静的本性超过动荡的情绪这个学说思想起来之后，宋代就不可能再有张旭，不可能再有怀素，甚至不可能再有高闲。但是和理学同时有个很发达的，就是禅宗，禅宗里面尤其这个临济宗，他有的时候是很刚狠的，他甚至有很粗暴的行为，你比如说张即之的书法和梁楷的画，和石恪的画，他里面都有一种暴力倾向，甚至你在马远的画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暴烈的倾向，这是禅宗给的，日本人把这个东西学去了，日本人那种刚狠的东西在中华民族里面不太多的。比如林散之，他们见到林散之的字是要鞠躬的，是因为那种柔他们是没办法学到的，但是他们的刚狠，比如他们学篆刻，全是刀痕，霹雳啪啦都是刀的痕迹，他没有那种婉转，没有那种含蓄，没有那种内敛。但是含蓄，内全省，婉转，厚重，丰腴这个都是理学之后所一点一点的扎到中国书学里面来的。只有心学出来，才重新再打破“理”的这种安静，这种平稳，开始有一种心灵的爆发的力量出来，所以徐渭，陈道复、王铎他们也就出来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深刻的比较，比如在王铎的身上，傅山的身上他们还有多少理学的因素，然后又有多少心学的比重，我们大概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那么草书的情绪不是在书法里面发挥出来，而是在写意画里面发挥出来，它转到另外一面去了。
提问：还有一个问题，刘老师，您讲的非常好，因为很多人可能会从用笔、结构等方面着眼，但是您是在讲学养，这个我觉得受益很多。但是我觉得何绍基还有一点有点纳闷，你刚才说他文字的功底非常的好，但是很难见到他写篆书，都是隶书，而且我觉得他小学这么好，但是为什么很少见到他的篆书？那个时候其实篆书已经有很多人在写了，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刘墨：他的篆书还是不少的，他的对联篆书挺多的，而且他写的钟鼎文，写几条屏几条屏的也是挺多的，并不少。如果你肯去找一找他的篆书的话，那个量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那么说到这点，我想还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王国维他发明，王国维说纸上文献和地下文献的对照方法，其实这种方法何绍基已经在用了，如果我们读他的《东洲草堂文集》，里面有大量的题跋，对于齐国的一些出土的东西，他的考证，他已经很娴熟的在运用，而且何绍基和近代学术史有很多很多的关系，比如他在城南和他的朋友把顾炎武的祠堂建起来，然后包括西北地理很多很多方面。虽然梁启超和钱穆的书没有写到何绍基，但是何绍基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像很有名的《宋元学案》，就是何绍基刻的，这个更了不起！
提问：谢谢！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跟您聊一下，这边在准备展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一个是清代是碑学兴起的一个过程，那何绍基的老师阮元其实也是推崇碑学的，但是也有人说实际上何绍基学碑只是学了《张玄墓志》，实际上他对其他的碑，基本上没有临仿，这是为什么？也就是他对魏碑持一种保留的态度是吗？
刘墨：倒不是这样，因为碑不仅仅是魏碑，更多的应该包括汉碑。何绍基自己讲过，他说我的字是从“篆分入楷”，篆就是篆书，刚才那位朋友提的没怎么见他的篆书，其实他的量还是很大的，尤其他的转笔，这些都是篆书的笔法。那么“分”就是汉碑，他临了很多很多的汉碑。至于说他没有见过更多的魏碑的话，也不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赵之谦，他就有很多很多的魏碑的帖在他手里面。当然说到这一点，也可能有的地域性的差别，你比如说他晚年住在苏州，住在扬州，我们看一看那边写魏碑的人多吗？好像不多，这个我估计可能地域性是有关系的，相反，集中在北京或者集中在上海的，写碑的人多。在苏州，在杭州或者是在扬州的，写隶书的多，写魏碑的还真不多。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墨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信息量巨大的一个讲座，您实际上是从清代的文化史入手，然后去解读了何绍基的学问，然后再从何绍基的学问再解读他的书法的一个过程。非常感谢您，谢谢。
刘墨：谢谢！
主持人：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2017.12.5.讲）
致力于中国学术与艺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