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NGOCN,公益视野大不同
作者:韩青
公益市场化之争还未尘埃落定,规模化之争又开始甚嚣尘上。
在11月23日举行的第八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中国好公益”平台发布会上,公益行业的大佬徐永光说,好公益项目可以选择企业化运行,抓住商机实现扩展,进行规模化复制,让受益人从少数人,到数万、数十万,乃至成百万、上千万人。公益创新只做“小而美”,不求规模化,就会成为自我陶醉的花拳绣腿。
徐永光在“中国好公益”平台发布会发言(图片来源:凤凰公益)
要说好公益项目需要规模化发展,需要商业机构助力,像歌路营给农村寄宿生讲睡前故事的“新一千零一夜”,像致力于乡村社区活化和营造的“古村之友”,像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爷爷奶奶一堂课”,等等,估计没什么人会反对。但要说“小而美”的公益只是花拳绣腿,只是自我陶醉,就很容易激起舆论反弹了,例如“第三部门思想汇”就当晚发文《警惕公益规模化的陷阱》。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适合规模化发展,公益创新是否需要规模化,要视具体项目和发展阶段而定,还要视项目环境而定。
比如红树林的保育项目,只适合在亚热带沿海地区做,要放在西北沙漠,树都没有,还保育啥?还有更多的项目正处于探索阶段、试错阶段,没有成型,怎么可能规模化发展?即便按照社会创新的六阶段论,“发现线索—>灵感及诊断—>提出建议和创意—>原型和试点—>可持续发展—>规模化扩散—>系统性变革”,规模化扩散也是放到第五步,想一步到位就是扯淡。
而徐永光的规模化言论出来后,又被演绎成《“小而美”的公益逃不过被吃掉的宿命》(“公益资本论”文),老实说,即便按照徐永光所说的,也得不到“小而美”的公益要被规模化公益兼并的结论。但本来“规模化”就是一个没有共识的概念,这样带来的难免就是“概念级”的讨论,各种发散,相互辩驳。
按一般理解,规模化是指具体项目的“规模化扩散”阶段,但如果阐述不清,很容易被误解为公益行业的规模化发展,或者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要规模化。徐永光的初心是支持“中国好公益”,但行业大佬这样提“规模化”的口号,就容易拉低公益行业公共讨论的水准,也会导致行业智力资源的浪费——当然,这个结果也跟行业总盯着大佬们说什么内容、提什么口号,并热衷于阐释“大佬精神”的文化有关。
那为什么市场化、规模化等讨论,常常变成公有公说、婆有婆说的口号辩论,难以形成行业对话?
究其原因,一是没有限定喊话对象。“规模化”适合已经成熟的机构或项目,其中孕育的商机适合说给基金会和企业,对社会的推动适合说给政府官员,但现在却是说给整个行业,草根公益机构很容易“对号入座”,虽然可能还不够“美”。
百度百科“规模化”词条截图
二是没对概念明确界定,也没有放在社会创新的六阶段中说,上来就说规模化的好处,但什么是“规模化”呢?又有哪些前提呢?
三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公益创新不求规模化,就会成为自我陶醉的花拳绣腿”,这样说当然便于传播,激发对立和讨论,但讨论质量呢?
回想起“公益市场化”之争,其实也是一样。倡议者何道峰、徐永光等人本是将“市场化”与“行政化”、“道德化”相对,希望能消除官方机构的特权定位,各个公益主体能够平等竞争,希望能消除公益主体外部的道德绑架和内部的道德优越,以平常之心看待或从事。
但在传播中“市场化”又容易与“社会化”对立,被人误以为这主张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商业方式解决。再加上有些人高喊公益市场化是大势所趋、是唯一出路,这就引发了数年的行业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不见官方的参与的表态,只见民间的点赞和吐槽,这是倡导的大佬们所期待的对话吗?
《中国慈善家》杂志封面
徐永光在接受“公益资本论”访谈时说到,关于“公益市场化”,希望有人驳倒我,那我就进步了。但真正的问题不是谁能驳倒谁,而是这样的概念之争、口号之争、旗帜之争能对公益行业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当初只说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并具体讨论如何“去行政化”、“去道德化”,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公益规模化”之争也是类似,该讨论的不是公益行业要不要规模化,而是什么样的项目适合规模化、发展到哪个阶段可以规模化、规模化扩散的阻碍有哪些、政府和企业能在其中发挥哪些作用,等等。
大陆公益的发展受限于法规政策,但也受限于思想水准。“少炮制些概念,多研究些问题”,百年前的胡适主张如今很适合拿到公益行业。希望台上那些手握资源、有话语权的大佬们,能继续用行动开路拓荒,用精神引领后辈,用思考阐明问题,一些容易引发误解的概念,还是慎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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