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11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
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着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
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 |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