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课
格致 （满族）
被叙述的满语课
2013年10月24日，我又一次进入乌拉街满族镇采访。我采访的对象是乌拉街镇的行政领导，采访内容是镇领导对镇内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的所作所为。关于乌拉街小学开设满语课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它是镇领导就文物保护的叙述中忽然掉落的一个句子。显然，镇领导并未把这一事情作为他们的工作成绩作详尽解说，他似乎是一时说跑了题，然后立即回到了叙述的正轨——乌拉古城复原内城护城河的话题上来。他陷入对护城河、吊桥、箭垛的描述里不能自拔。一座古朴的明朝满族部落城堡被他用汉语快速建设了起来。但我跟着他的叙述进入满语课这条岔道后，我没能跟着他回去。他从满语课这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折回复建明古城的大道时，我在这里停了下来，有点挪不动步了。满语如同我一直寻找的一只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当满语华丽的斑纹在枝叶间一闪而逝之后，我站在那里已经惊呆了。而镇领导醉心描述的复原明古城的愿景，已经在我的远处，成为背景。我的心里，在同一时间，只能容纳一件事儿，我一直是顾此失彼的。他接下来的叙述就是离我越来越远的叙述了。从礼节上我不便打断他，我站在那条岔道上耐心地等待他说完。
“我想去小学看看。”我在他讲完后提出继续走这条岔道。
“行啊。我给校长打电话。学校离这里很近。”吴书记对我的采访一直全力支持。
小学校离镇政府很近，近到只隔一条街道。5分钟我就到了学校。但镇领导的电话还是比我走得快，我到校门口的时候，已经有负责特色教育的闫主任在那里等候了。
因为去小学是我的一个临时行动，离午休不到20分钟了。
我向闫主任询问满语课的事，她说满语课是2011年开的，但只有一位满语老师。满语课不列入各级升学考试内，因此满语教学是一个特色教育，也处在尝试阶段。而且一个老师不能做到每个班都开课。闫主任说他们学校还编了一套满族历史文化教材，当我提出要看一看教材时，却说现在学校只有一套。我想教材应该学生手里都有，被大量复印的才对。只有一套怎么教呢？闫主任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东北师大出的满语一年级教材递给我，说这个你可以拿去。
我如获至宝。
我问那个满语老师的名字时，闫主任说出了胡彦春这个很平常的名字。
我没有提出马上见胡彦春，这事太突然，我得平静平静。这个坡太陡，我得慢慢的才行。我寻找多年的满语竟然是以这样令人振奋的姿态出现。她不仅存在，而且在教授。这等于我一直寻找的神兽，不但存在，而且已经被圈养了起来。我向前移动一下脚步就可以看见她的全貌，甚至可以伸手触摸。这种冲击带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后退，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靠近。
母亲在乌拉街学的是日语
从母亲的叙述得知，母亲少年时期就读于乌拉街民国小学。此前她在乡下还读过私塾。民国小学是新学，已经有了数学课、体育课、美术课等私塾没有的课程。语文已经是白话文了。但是母亲会忽然对我们说一句日语：比如，“深腮偶哈腰狗撒一玛斯……”母亲当成哄我们玩的一种办法对我们说日语的时候，我正读小学。我的课程表里只有语文、数学、体育、美术。老师只有两个人。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教美术。这两位老师里如果有男老师，那么他就要教体育。我们的课程相当单调。在东北腹地的一所村小里，这样就是很好的了。但是我的母亲她竟然会说外国话，我感到她上学的学校与我的学校很不同。
母亲说后来学校里来了日本校长。学生要唱日本国歌。日语也是日本校长上任后开设的。我从乌拉后府后人赵清兰的回忆录《忆后府》中得知，这所建在娘娘庙旁的小学，是他的父亲赵海珠创建的：“民国初年，父亲于旧街娘娘庙旁，开学堂并任校长。”（《忆后府》）看来母亲就读在这所学校的时候，赵清兰的父亲已经卸任。母亲遇上了日本人掌握乌拉街行政权力的时候。
母亲没有说过满语。在乌拉街这座满族古城里读书的母亲，课程表里没有满语。她成年后，想逗她的孩子玩时，说的是日语。如果她说满语，我们一样会睁大惊奇的眼睛——满语对于我们也是“外语”。而作为一个满族人，对于满语这种“外语”，我是不知道她的存在的。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里，几乎没有满语的一丝痕迹。她被迅速扫除，干干净净完全彻底。我成年后，有了一点民族意识，我想看一看满文的样子。当我产生这个念头时，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民间总结。文化是被全民忽视的，尤其像满语这种边缘文化，就更是边缘的边缘，甚至踪迹皆无。我写过一篇文章《寻找满文》，我为寻找满文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我没有找到。后来有一天的午夜，我失眠看央视，正碰到播故宫的一个纪录片。在屏幕上，我突然看见了满文。我竟然是那么激动。我迅速记录下纪录片中一位懂满语的专家的名字，我想日后有机会去见他。通过这个纪录片，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满语还存在着。在新疆伊犁，锡伯族人还在使用满语。这让我很安慰。我记下伊犁这个名字，并筹划去伊犁亲耳倾听满语作为日常用语，像清风和空气一样在我的身边流动。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有了消息，虽然不能马上相见，但得知亲人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存在着、活着。
“那只是对外宣传”
三天后，我又一次进入乌拉街镇采访，这次我没有和镇领导打招呼。人家都很忙，再说我只是要拍一些照片，重点是明古城墙遗迹。中午的时候，被乌拉街本地的一位朋友撞上，我们就到满族火锅店吃饭。朋友又找了好几位朋友陪我。我一边吃火锅一边打听我想知道的事情。其中就有：“小学的满语课还在开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感到这件事难度太大了，我有点怀疑这个行政级别为乡镇的单位无力做这件抢救古文字的大事。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在教育界，他说，没有。那只是对外宣传。我立刻相信了这位朋友的话，加上那天去小学疑点很多，而且我也没有见到胡彦春这个人。而闫主任从始至终对我说话非常谨慎似有防范。感觉她说的满语课和满族游戏珍珠球进入体育课都是他们课程表上的一个名词而已。我甚至不好说出要见胡彦春。我担心满语课和胡彦春都来自叙述。
满语几乎是已经消亡了的语言。已经没有任何的语言环境。懂满语的老人已经基本没有了。剩下一两个专家是从字典硬学来的。这就是满语的现实。开满语课谈何容易。满语课仅仅是课程表上的一个名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悲观了起来。
我的满语课笔记
我应该把满语课忘掉。但回家好几天了，我还在想这件事情。我想摆脱这种焦虑，于是给闫主任打电话，我想证实他们学校的满语课是假的，如朋友说的是对外宣传。我这么做恰恰证明我是怀着一丝希望的。我和闫主任提出采访胡彦春。我想如果他们没有胡彦春，那么一切不言自明。最关键的是这位满语教师存在不存在。满语教师存在，满语课就会存在。
谁知闫主任说那你给他打电话吧。于是我拿到了胡彦春的电话号码。我竟然那么快就拿到了胡彦春的电话号码！那么这个人是存在的了？那么神秘的满语课也应该是存在的了！
这一切已经接近真实的了。
胡彦春是位男老师，说话的背景很嘈杂，应该恰处在下课那十分钟。我说：“胡老师，现在说话方便吗？”
他说：“那你得快说，我一会儿有课。”他对于我这种突然的电话，耐心很少，但礼貌还是够的。
我立刻问：“满语课吗？”
他说：“是啊。”
我说：“您下午还有满语课吗？”
他说有两节。我问了时间，我可以赶上他下午的第二节课。
“我听一节满语课行吗？”
“行啊。”
“我现在从吉林出发，能赶上您第二节课。”
听课的事就这么说定了。放下电话我还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多年困难重重的一件事，就这么到了眼前了吗？这一切都太突然了，让我回不过神来。虽然我已经平静了好几天，现在面对我还是感到内心没能平静下来。我的心一遇到满语，就特别不容易平静下来。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想，等我进了课堂，一切都真相大白。我是教师出身，虚假的课，临时准备的课，我是能听出来的。
我匆忙去单位食堂吃午饭，然后赶到客运站，顺利坐上还有1分钟就要启动的开往乌拉街镇的中巴车。我看了一下手表，12点20分。胡彦春的满语课第一节是12点45分上，到1点20分下课，第二节是1点半上课。这个车要运行1小时。我1点20分能到镇里，走5分钟到学校，课前还有5分钟时间。车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到了目的地，我在还有5分钟上课的时候赶到学校，在闫主任的介绍下，见到胡彦春老师。
下面是我对胡老师满语课的笔记：
时间：2013年11月4日下午1点30分
地点：乌拉街镇中心小学（母亲就读的乌拉国民小学已经迁到了这里）
课程：满语语文
教师：胡彦春
班级：6年1班
胡彦春老师一看就是满族人。也许很难说出满族人在容貌上的特征，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能从其他满族人身上找到与我的父亲兄弟一样的痕迹。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民族文学》副主编李霄明时，感到他既像我弟弟又像我堂哥。眼前的胡老师又是既像我弟弟又像我堂哥。
在闫主任办公室，她很忧虑地说，明年胡老师就退休了，满语课没人能教了。那么胡老师应该是个慈祥的老头了。但眼前的胡老师完全是一个中年人的状态。想想我身边的满族人和家人族人，都是很抗老的。我哥哥50岁的时候，状态还像小伙子。我妈说，你爸死时一根白发都没有，牙齿是雪白的。那年我爸已经51周岁。
这节课胡老师讲第一字头bi（这是拉丁语。第一字头的满文我在这里写不上来。它的形状接近于上面一个圆圈，里面一竖，下面是汉语的万字去掉上面那横）。第一字头上节课已经学过了，这节课是讲第一字头处在字中、字尾、字头时的变体。
第一字头变体中的下面一撇是往左拐的。胡老师说，以前我们学的字都向右拐，今天向左拐，这是为什么呢？他把笔停在那里，看学生说不上来，就自问自答地说，因为今天有人来听课啊。就有一些小脸扭过来看我——这个竟然能使下边那一撇向左拐的人。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发觉胡老师很幽默。我想那节课学生差不多都能记住那个字的下面一笔是向左拐的。如果有记不准的会在眼前浮现我坐在那里的样子。而我与满语的第一字头下面一笔向左拐已经被胡老师连接上了。我已经成了胡老师手里的教具。没想到我坐在那里对于帮助40多个孩子记住满语的第一字头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第一字头处在字中时，圆圈里的那一竖上面是出头的。在帮助学生记住这一点时，胡老师发现我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说“加天线”。
当所有的变体教完，胡老师就要求学生写出句子。到这里我才明白。满语的一个字那么长，其实那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词语甚至是一个句子。有个学生在黑板上写“寻求”这个词时，上中下的结构不是很匀称。胡老师说，写对了，但上身长下身短，这人不是馋就是懒。
这种上身长下身短的样子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写出来的，胡老师说：“把你那神奇的小本子打开。”胡老师把学生上满语课的笔记本叫做“神奇的小本子”。我发现学生没有教科书，一切都靠上课记笔记。
到这，我知道胡老师的课真的已经上了好久了。学生都翻开了笔记本。接下来胡老师又让学生写出“没有效果”这句话。这句话也是由字头字中字尾竖着叠成一个字的样子。这是和汉语完全不同的语言。汉语是一个字一个字横着组合成一句话，而满语是把一句话像挂东西一样挂在一根木棍上。
胡老师说：“中间一根棍，两边都是刺。加上圈和点，就是满族字。”胡老师下来看了看学生写的句子，说：“有的同学写的那个棍太弯曲了，这就不对了。我们满族人都是抬头挺胸的，满族人的民族精神就像满族字一样，中间有一根笔直的精神。”
最后他教大家写：“我是乌拉街镇这个地方的人。”
临下课的时候，胡老师拿出手机也许是其他录音设备，他给学生播放一支满语歌曲。
歌曲是宋熙东老师唱的，像蒙古族歌曲。我听着很感动。歌曲是悠扬的、缓慢的、舒展的。
这时走廊里有先下课的学生，嘈杂从半开的门涌进来。胡老师快速把门关上，神秘地说：“咱不让别人听。”他抓住一切情节来让满语课生动有趣，一副认真哄小孩的样子。加上他的语气和神态，这节课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从开始上课一直到临近下课，胡老师总是兴致勃勃的。他使一门考大学不考、考中学也不考的课程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可是，也许距离下课就剩一分钟了，胡老师突然生气了。
在听那支胡老师不知从哪里录到的满语歌曲时，一个小男孩一直在笑。我坐在后面，我看到的是学生的后背和后脑勺，那是什么样的笑我看不到。但一直风度翩翩、幽默有趣的胡老师忽然就被那小孩的笑惹急眼了。
“你笑什么？满族歌曲很可笑吗？”
这是整个一节课，胡老师唯一脸上没有笑容说出的一句话。
我想胡老师是太过敏感了。一涉及到民族语言，他就过敏了。而这过敏反应一定是有因由的。
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下课了，我走到胡老师跟前，悄悄说：“我也学会了。”
下午第二节课上完，胡老师今天的课就都上完了。他每周18节课。
满语课的疑问没有了，但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胡彦春50多岁，他的生活环境应该和我差不多，是没有满语环境的。他怎么会满语？而且能达到教学的程度？
在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定能给我的新问题找到答案。
胡老师带我来到他的教研室。这个教研室是多人共用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长桌子。至少有六位老师围着这个桌子备课。我和胡老师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已有两位老师。
胡老师坐在坐北朝南的一张椅子上，我就坐在了他左侧顶头的位置。也就是打横的位置，这样方便说话。
两点多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这个房间是正房，也就是坐北朝南。只有南面有窗子。从南窗已经没有那种上午的强烈的阳光照进来，但是，这里的窗子很高很大，屋子里的光线非常好，胡老师坐在他的椅子上，很充分地使用了那把椅子的靠背。他一周18节课，那么每天应该有接近4节课。应该很累了。他们中午12点45就上课了，午休就一小时，去掉吃饭，是没有午睡时间的，而且教研室没有床，想躺一下都没地方。回家则时间不够。所以我看见胡老师那么大面积地与他的椅子背亲近，就明白了他的累。我应该比他小很多，我已经需要午睡了。
但我们将要进行的谈话很让他兴奋，虽然他的身体累了，全面地把肉体交给了那把椅子，但他的精神很好，目光闪亮，兴致勃勃。
在这个拥有几千学生的大学校，光老师就有三百多人，教满语的只有他一人。他平时和谁交流呢？应该是没有人，因此他是有些孤独的。一年中他能碰到几个人和他谈满语呢？
胡老师穿一件黑色夹克，拉锁拉到三分之二，因此我看到了他的浅色棉布格子衬衣。我很喜欢爱穿浅色纯棉格子衬衣的男人。我儿子长大后，我多次给他买这样的衬衣，可是他却不爱穿。我发怒说，你不穿，我就不喜欢你。我儿子愤怒地说，那是老头穿的。我总是认为，爱穿棉布格子衬衣的人很文明，很有学问。给人感觉干净清爽。可能我儿子说得对，格子衬衣是中年人爱穿的，也是老头爱穿的。胡老师从年龄来说，也差不多是老头了，闫主任说他明年退休。退休一般是60岁。可眼前的胡彦春从身材、脸、头发到精神，这些细节，怎么也和60建立不起等号关系。他竟然那么年轻，五官还长得好，简直是个老帅哥，穿衣服又很讲究。闫主任在衣着上也一丝不苟的。这里毕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啊，这里的人自然与别处不同。文化已经在每个人的基因里了。从一条围巾、一件棉布格子衬衣，我都感受到了这里的文化和历史。
胡彦春老师迎着南窗的光源，他的脸那么充分地展现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他的肤色略深，甚至是有些黑。而我的父亲、哥哥、弟弟，都是这样的肤色。脸很瘦，棱角分明。
我是以一个最傻的问题开始我们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的：“佛满洲是什么意思？佛和满洲有关系吗？佛就是佛祖的意思吗？”当胡老师告诉我答案（佛满洲是老满洲的意思。佛是满语音译，老的，旧的。）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害羞。这是个太简单的问题。胡老师因为这个问题就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在满语言上，我不具备和胡老师对话的能力。作为一个满族人，我克服掉羞惭的情绪，把采访的主题说了出来：您是怎么学会满语的？为什么要学这种几乎已没有使用价值的语言？
我的问话敲开了他的思绪，也许是许久没跟人讲述过了，他给学生上课时那种飞扬的神采再次漫过他的眼神，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的第一位满语老师
我的第一位满语老师是关龙一先生。他老人家在吉林市满族联谊会工作。作为乌拉街镇这个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学校，开设与满族文化相关的课程是很必要的。这是我们学校领导的认识。2010年，学校决定开设满语课。但学校没有一个人会满语。在乌拉街这个满族发祥地，已经找不到一个会说满语的人了。满语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校领导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吉林市满族联谊会的关龙一老师会满语，不但会说，而且会写。学校与满联协商好后，派我和另外两位老师去吉林学习。
我们学习是利用周六周日，平时还得在学校上课。
我学满语是和2010年的第一场雪一起开始的。东北的冬天很冷，平常都零下20多度。从乌拉街坐早班汽车，下车再坐公交车，赶到关老师的办公室都快十点了。我的头发、眉毛、胡子上都是白霜，有时连脸上汗毛上都挂满了白霜。这地方的空气中水分真多，我这样一直走动都要挂上树挂，那些树一直站那不动，能不挂上树挂吗？
关老师七十多岁了，有人愿意学满语，关老师作为满族人非常高兴，也愿意教。他从满语字头教起，一笔一笔地教我们写。那些个满语字头啊，冷眼一看，长得都很像双胞胎呀。只有细看，掌握了基本规律后，才能看出细微差别。写起来就更难了。多年的书写汉语习惯，刚一写满语手不会使那股劲。满语和汉语是区别太大的两种语言。
这样的学习持续了大概两个月，我有点入门了。关老师已经教会了我们5个字头。正在我对学会满语信心大增的时候，关老师的九十高龄的老母亲住院了。七十三岁的关老师只好请假到医院照顾母亲。我们的满语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着。关老师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坚持给我们上课，我们的教室一度搬到了医院。我们没有桌椅，就把书本摊在膝上。这样我们又坚持了三周，后来关老师的母亲病情不见好转，关老师又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如此大的工作量怕他老人家吃不消。我们不忍心让他太劳累，那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商量后，决定暂时休学，等关老师这边有所好转再来。
我们就这样“辍学”了。只学了五个字头。而满语一共有12个字头。这仅仅是入门，还什么都谈不上。而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我已经迷上了这种我祖先的语言。我仿佛已经走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而道路的远方我已经能看到了。现在让我止步已经不可能了。没有老师，我就把学过的那些拿出来复习。我跟着关老师学习的时候，有个笔记本，现在我只有这个笔记本了。教材是没有的，哪也没有。音像材料更是没有。我反复看我记的那些字头和字头的变体。反复地写。回想关老师的发音。一个满语颤音，我练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练。
我老婆一直对我好，她看着我这样心里着急又帮不上忙，就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一天她问我吃啥能记性好？我随口说核桃。我说完核桃就上班去了。那天下班回家，见茶几上摆着一盘核桃。看见核桃我就想起了早上说的话。现在我就把核桃和我练满语联系在了一起。我曾和她抱怨太老了，记性不好了，这么久都记不住。我看见核桃心里挺感动，可我忽然笑了。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上班，老婆是农民。家里经济很不好。核桃这东西很贵，平时老婆舍不得买，只有过年过节才买些待客的。老婆心急帮不上我，就想用这些核桃来帮我。我赶紧吃，然后对老婆说很有效，灵验得很。忽然我又怕老婆总买核桃，就说，但也不能多吃，吃多了血脂会高，天天迷糊就更啥也记不住了。这些足够了。其实核桃也帮不上我啥忙，我还得死记硬背。晚上我怕影响老婆睡觉，就抱个枕头到客厅沙发上去，每天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都不知道。
我在家这么折腾，在学校也这样，课间、午休，所有的休息时间我都在练满语，我在别人眼里都有点精神病了。有的老师同事就劝我：“老胡啊，你说你中高也进了，还奔啥呀？消停把你的历史课上好，那满语课又不多给你一分钱，图个啥呀？”我也不知道图啥。我不图啥。我干到一半的事情让我停下来我停不住。我像站在满语的斜坡上，不顾一切，甚至身不由己地沿着满语言的深渊翻滚下去了。
这期间，学校领导多次催我开设满语课。我说不行。我现在的程度根本开不了课。12个字头都没学完，怎么能开课呢？虽然满语课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任何衡量的尺度，我教成什么样也没人明白。但我的心里是有尺度的。我作为一个老教师，自己还一知半解的时候，是完不成教授学生的任务的。干就要干得差不多。现在我差很多。别人不知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吗？我不能糊弄人，哪能糊弄那些满族孩子呢？那不是天大的罪孽吗？
我知道我急需再学习再进修。半年后，这样的机会来了。我有了第二位满语老师。
我的第二位满语老师
一、一赴白山
2011年12月，又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但我的好运总是发生在冬天。在这个冬天，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东北师大来我校为我们送来了由东北师大研究编写的满语小学教材。而一同来送教材的是金标老师和金忠伟老师。在与老师的交谈中，我意外获知金标老师在白山市江源区满语学堂任教。
校领导会不会和金标老师谈培训的事？学校还肯不肯继续在满语教学上投入人力和财力？这些我都不知道，但不管学校怎样做，我都要拜金标老师为师，上天让我认识他不是没有目的的。我想就算自费我也要继续学习满语。以前我苦于找不到老师，现在，老师出现了，而且是满语专家，我哪能无动于衷？满语我算学到一半（远远没有一半，算知道一点皮毛），上不去下不来，我正处在难受的阶段。
那天我回家后睡不着觉，我意识到我的第二任满语老师已经出现了，他是在我、在我们学校最需要他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的。我感到学校领导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领导多次催我开满语课，领导比我还着急。
很快，2012年正月初三，接到刘校长的新年祝福的同时，也接到了一个令我振奋的消息——初五，白山满语学堂开课。学校派我去白山学习。我隐约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想到会这样快。我的预感很准，我长出一口气。
白山市就是原来的浑江市，而浑江就是历史上的佟佳江，也就是明朝女真海西四部挥发部所在地。我们的学校就在佟佳江的源头——白山市江源区白山三中。
到了白山这座山城，我的心忽然安稳了，再也不焦虑了。我感到我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方向。这里的一切我都感到亲切，看什么都顺眼。这里的空气充满了我的祖先呼吸的气味，这里的泥土也和乌拉的泥土一样，我的祖辈同胞在这里留下了脚印，这里处处都有满族先民的影子，在街上碰上行人，我觉得和乌拉街的人怎么那么相像！而这一切信息都是沉睡着的，因为金标老师在这里教学将这里沉睡的一切唤醒了。我们学满语，大声地朗读，我们学会再去教孩子，都是要把一个隐身的民族从众人里辨认出来。我们是面目不清的，我们是找不到自己的，金标老师的所作所为，具有多么大的意义啊！我感到精力充沛，仿佛这里空气的含氧量要高。因为空气中充满了先民的信息，我忽然获得了双倍的能量。
我们被称为“江源一期”。白山三中于2009年9月被东北师大满语文研究中心确立为满语文研究教学基地。并在此建立了在全国为数不多的正规的满语学堂。我们是这个学堂的第一批学员。
江源一期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徐冬戟，来自美国的丹佛大学；来力江，来自呼和浩特；青格尔津，来自辽宁；顾永正，来自长春，他是国家级篮球运动员兼裁判；赵毓豪和赵毓则，是一对双胞胎，是小学生。他们说话尾音很重，我总是听到他们说老史（老师）、老史……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弟，也是小学生，他们是爱新觉罗氏后裔；在江源一期，年龄最大的就是我了。我的记忆力应该是最不好的。但我有幸和金标老师住一个寝室，我得天独厚，昼夜身边都有老师啊！
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虽然能学到满语就是最幸福的事，但我还是想说一说我们的困难。因为这些困难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都要面对的，尤其是金标老师也要面对。首先，我们没地方吃饭。江源一期是趁三中放假才租用人家的教室开课。学生放假、教师放假、食堂也放假了。又是大过年的，偌大学校就我们这些人，这些对满语痴迷热爱甚至有点狂热的人。我们没有饭吃，怎么学呢？当天晚上，我们就面临吃饭问题。江源一期里有四个小学生，他们七八岁，不超过十岁，他们早早就饿了。赵毓豪喊：“金老史啊，什么时候吃饭哪？”金标老师深藏不露地说：“急什么？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其实金标老师正不知怎么办，原来联系好的学校食堂，忽然因故不能提供饮食了。金标老师得另想办法。这里人生地不熟，又过年，很多饭店都不营业。白山市是个小地方，过年街上人都少，饭店不营业。后来金老师和我商量，我说，上街找去，不会一家都不开业。我妈说，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儿。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就上街了，终于找到一家小饭店。老板还是满族人，很豪气地答应这些天专为我们开门营业。
我们吃饱了，就要上课了。时间是很少的，只有十几天。我们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早八点上课，十一点半午休。下午一点到五点。金老师用学校的有线广播为我们播放“满语第一字头歌”。这个第一字头歌就成了我们上课下课的铃声。整个学校的走廊里都回荡着：a e i o u v na ne ni no……那让人迷醉的歌声。
我们上课唱，下课唱，吃饭等菜时也唱。老板感动地说，你们好好学吧，我每天都赠送你们一道菜。我作为一个满族人，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也没时间学了。你们吃了我的菜，就算我也学了。
我们的学习速度很快，几天后就开始学满语字头的拉丁转写。原来满语是没有拉丁转写的，是清朝末年德国一位叫穆林多夫的学者，为了学满语，研究出了这套拉丁转写，为后学者提供了读和写的便利。拉丁转写很有意思，也很方便，我们都被这种读写方法迷住了。这个德国人可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不管干什么，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见拉丁字母就要转写成满文。因为都是初学，大家程度也参差不齐，经常发生争执。一伙人旁若无人地在街上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有的干脆停下来想看个究竟，有的还担心我们会打起来……有一次，我们还真差点打起来了。
一次晚饭后，金标老师说：“大家这些天都很辛苦，学得很好，老师很高兴。所以今天晚自习不上了，大家上街洗个澡吧。我们都多少天没洗澡了？我舍不得时间让大家洗澡，可我感到总不洗澡大家的记忆力在下降啊。”
在这，洗澡可不是进卫生间，扭开水龙头。洗澡得上街里。学校离街里还有几里地，我们得打车。一时打不到车，我们就决定走。当走到松花石展览馆时，突然看见了一块满文牌匾。我们呼啦一下围住了那匾，有的在读，有的转写。因为我们一直在课本上看见满语，这是第一次在外面，在教室外，在书本外，我们一下子很兴奋。加上金标老师教得好教得快，我们认识牌匾上的字，能读出来。这就好像我们的学习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能不高兴吗？高兴的结果是，我和辽宁的同学在一个词上发生分歧。我说写错了，他说没错。我们这些人立刻分成两派，支持我的有5个人，支持他的有6个人。我们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我们决定不去洗澡了，往回走，请金标老师裁决。金标老师跟着我们返回牌匾那里，原来，是写牌匾的人的一点疏忽，确实错了那么一点。
从白山回来后，我的信心倍增。我的血管里流动着满语字头和它们的发音。我感到我可以尝试教课了。校领导很高兴，他们早就催我上课，现在看我终于可以授课，学校的特色教育可以落实，领导也和我一样兴奋。刘校长说：“看来白山十五天去得值啊！原来动员你上课都不上，现在主动要上，看来是取来真经了。”
我基本是按照金标老师的教学方法，先教满语字头，然后教拉丁转写。遗憾的是没有教材，学生上课全靠看我的板书，靠记忆力。再就是依靠他们手里的课堂笔记。学生刚接触这种陌生的语言，书写很不规范。而他们想复习的时候，却没有规范的书依凭。这对学生的学习十分不利。一个月后，我感到这样不行，有点事倍功半。可是满语一直是没有教材的。满语刚刚开始小规模培训。在满族乡镇开满语课也是这一两年的事。
我找到了金标老师。在白山的时候，我对他了解很多。这个人为了满语的抢救和普及几乎可以不顾一切。他是最令我敬佩的。而且，在他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能量，你不知道他能做出多大的事业来。没有他干不成的事情。金标老师一口答应我的要求。可我知道他手里也没有教材。但我知道只要他答应，就一定能做到。不久，金标老师从东北师大满语文研究中心找到100本满语文教材，然后又在满族文化网站发帖子，争取社会力量赞助。关心满语教学的人士也很多，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满文字帖》的撰写和印刷。我们学校分到了一千本满文字帖。有了教材和字帖，学生更爱学习了。我的满语课也从尝试教学步入正规教学的轨道。
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满语能力的增加，我遇到了困难。我像一头狂奔的狼，而身后是一群追赶我的猎人。那些追赶我的人就是我的学生。有个女生整天缠着我问：“老师老师，俺姑姑让问您‘粘火烧’满语咋写？椴树叶饽饽咋说啊？”有的学生忽然就和我说出一句日常用语，问我满语应该怎么说。有位老师拿着《西江月·乌拉古渡》让我译成满文。这些对于我来说就是难题。我在别人眼里得什么都会才对。我也感到自己学识太浅，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我还需要进一步学习。
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能熟练地书写和流畅地阅读，我先后转写了满族《尸语二十一故事》和《弟子规》两本书。把拉丁文本转写成了满文。可满语的语法、语调，就不是自学和用功就行的。尤其语音语调，最好能亲耳听到满语对话。最好是那种自然的、民间的满语对话。身临其境感受满语的语音语调，尤其是通古斯语系那些粘着语的变音。我找遍乌拉街，也没找到一个人会说满语。一百年前还在使用的语言，怎么消失得这么快？无影无踪的？我特别震惊。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黑龙江三家子有个何奶奶会说满语。回到家我迅速找到了何奶奶的视频。由于视频效果不好，大部分变音听不清楚。那是非常细微和飘忽的，经过了机器就听不出来了。虽然这样我还是感到非常亲切。虽然从历史中知道满语是存在的，但在满族聚居地，寻不到满语的一个音符，不由得产生怀疑，如果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感觉是不一样的。像何奶奶这样的人，就是满语的活化石。是国宝。如果我能见到何奶奶，用自己笨拙的满语和她老人家说几句话，那该多好啊！我渴望这样的对话，因为那是把我和真正活着的满语接通了。我感到我的满语是死的。只要我和何奶奶说话，活着的满语的血液就会通过满语的音节流过来，我的满语才会活。我感到从书本上学的满语是标本满语，感觉是死的。我像一个急需输血的人，等待与何奶奶这样的人见面。
二、二赴白山
2013年暑假，金标老师来电话说，白山满语学堂从黑龙江请到了会说满语的土著，到学堂帮助教学。让学员切身感受满语口语的特殊魅力。如果我愿意参加，他在这一期给我一个学习名额。我听了十分兴奋。昨天还是我的一个设想和奢望，今天就已经是现实了。这个现实被摆放在白山，我只要走过去。
那就麻溜去呗，去白山的路我已经走过了两遍。老师是熟悉的，学堂是熟悉的，白山是熟悉的。可是，我知道，这次学校是不会资助我了。我已经能教学，学校也很满意。校领导也不希望我太累。刚刚放暑假，劝我好好歇歇。这还好办，我可以不歇着。想到白山那边的满语学堂我在这边就坐不住板凳。最大的困难是我家。我虽是教师，但工资很低，老婆还是农民，家里有地需侍弄。7月我家那半垧玉米地需要追肥，追肥得花钱啊。现在的情况是，我和我们家那玉米地同时需要钱。哪个都不是小数目。而且，追肥这活得我干。平时我上班地里的活都是老婆一个人干，也50多岁的人了，不干活还哪都疼呢。放假了，我不能还让老婆干活。除了玉米地要钱，我出去学习要钱，7月结婚的还多，升学的多，一下子得随出好几份礼。这些用钱的事情中，哪项都是不能省的，只有我的这一份，是不合理要求。老婆天天看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早上，终于扔给我一千五百元钱，说了句：“把肥追上，要去就去吧。”老婆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愁容。她不明白，为了学习满语，怎么得她掏钱呢？我学了满语也不回来教她，我了解我老婆，她是一万个不乐意。她平时过日子贼细，从来不敢多花钱。过年买件新衣裳，花一百多块钱都心疼。但给我买衣裳她就舍得。说我在外面，又教书，得穿得像样，自己在家，怎么都对付了。她给我钱让我去学习，她并没想通，只是怕我急出病来。我那样子也真吓人，要是去不成，似乎就要疯了。
我迅速买好化肥，又迅速给那些玉米追上了肥。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白山那边已经开学了。那些迷人的满语从几位老人唇舌中发出，萦绕在白山三中的教室中、走廊里、操场上。我一边给玉米追肥一边走神，不时抬头看一眼那边的天空。那些声音在召唤我。一时间我都有点出现幻听了。
我埋头干了两天，就把所有的玉米追完了肥。当我换好干净衣服准备上路的时候，由于今年化肥涨价，我的手里只剩四百元了。而去白山往返路费就得二百多。到那边还得吃饭等等，这些钱我极有可能是去得成，但回不来了，也就是没有回来的路费了。我没犹豫，先走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是那天早上的车，就在我坐上去吉林的大巴，车还没开的时候，我的老父亲来了，他都86岁了。他说啥也要塞给我五百块钱。我哪能花老父亲的钱呢？那钱是咋攒的，我太清楚了。老爷子说：“学习是正事。你搞啥我不懂，可我相信我儿子干的是正事。穷家富路。花不了再给我拿回来。”
眼看我的眼泪就被我父亲说出来了，我赶紧收下钱，让女儿陪她爷爷快回家。那么大岁数，这街上车多灰尘也多，灰尘里都是病菌，老人的抵抗能力弱了。老父亲的背影还没有转过弯，车就开了。我忽然心里很难受，感到心里酸。心里那些酸的东西在汽车开出去不到一百米的时候，就淹没了心脏，又漫过了我的头，有一部分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了。我赶紧扭头装着看风景，我身边还坐着一个姑娘呢。
当我赶到白山的时候，已经开课三天了。金标老师见到我说：“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床位一直给你留着呢。”
我说：“快让我见见那三位老师吧。”
季福庆，67岁。黑龙江五大家子人。黑龙江满语言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陶春民，季福庆的表弟。刚刚退休。很有些干部的样子。人家原来也是干部。
吴振群，63岁。是三位中年龄最小的。是红星农场的退休老师。擅绘画，歌也唱得好。很有才气，满身的艺术细胞。另外，他就是那个被广泛传颂的会纯粹满语的何奶奶的侄子。
这三位老人都是会说不会写，更不认识字。金标老师就为他们三位单独开了一个班。由内蒙古大学的学生刘泽忠任教。刘泽忠是江源三期的学员，这次是来帮忙的。这次来帮助金标老师助阵的还有乌力吉门德、齐膺军、刘云等。他们帮着金标老师做助教和管理班务。跑腿打杂，为新学员服务。
我这次来白山主要是要学习满语的口语发音等。我除了上课，一到自习时间就跑到那三位老师的教室，和他们闲聊，请教在家积攒下的那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日常用语的发音。这三位老人性格豪放、豁达，没有想不开的事，还特愿意喝一口。每天晚自习后我们都要侃一会儿。一次我记不住，他们就再说一次。耐心无穷。后来季福庆大哥提醒我，可以用手机录下来。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我已经兴奋得蒙了，这么简单的事都需要提醒。我的手机、相机都录得满满的。我回来的时候，感到行李都变重了。
当我们说到高兴时，陶春民大哥就会提议：“arki omimbi（满语，喝酒）。”我每天晚上出去遛弯时，都要买点下酒菜回来，每天尽可能不重样，因为每一样菜，就是一个满语词汇啊！这样记忆最不易忘。买时问，吃时问，我就不信我记不住。我还要录下来。我把这个版本的记录称为“学堂酒文化”。
第一堂满语课
胡彦春老师的讲述，像一条蜿蜒而又跌宕的河流，我深深地被他的求学经历所吸引，而我更好奇，他是如何成功地从一名学生变成一名满语老师，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的。关于他的第一堂课，胡彦春老师有一篇完整的记录，我在这里全文引用，向这位年近六旬的满语教师致敬。
我的第一堂满语课
满语、满文字已经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在乌拉街、吉林乃至整个东北满族的发祥之地，也只是地名或在乡间民众的方言土语中零星地残留了一些，至于黑龙江地区有些会说满语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说到应用，那就是搞满文的专家和学者们的事了。
在现今的社会中“现实”是很时尚的。大学生就业难导致了农村娃子们觉得学习都无用了。更何况这高考都不问津的“满文满语”，学生能爱学吗？家长能支持孩子们学习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课前备课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难题如果不克服、不解决掉，我的戏就会演砸，第一堂演砸，就意味着今后的课不顺，甚至会中途流产。
为了这堂课，我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最后，硬着头皮使出一计，反其道而行之——“欲擒
故纵”。
当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出现在一个被全校都视为最不起眼的专科中的专科课堂上（我们行里把这叫小科），学生会咋想、咋看，那是可想而知的，但我的开场白之后，学生却静下来了，且静得出奇。“——我的课，是所有学科中最没用的课。”这句话一出口学生就惊呆了，因为开学初的每一节课，每一科的老师都在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所教的学科有多么重要，要如何如何地去学，还从来没听到老师说自己的课不重要的，当他们惊诧时，我才慢慢地说出原因来。“很简单，满语满文字已经濒临消亡。高考不考，升学不用，生活中也无人会说，更无处可用。”“那我们学它干吗？”学生不解地问。“因为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研究清代的历史需要它，研究东北的历史需要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更需要它，可是，它丢失很多年了，我们想把它找回来，也应该把它找回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讲到这里，学生已经是群情激昂了。
学生的学习多为兴趣所驱动，兴趣驱使下的学习是有主动性的学习、积极的学习，是有内动力的学习。为了增强学生的兴趣，我在备课中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满文字的资料，比如当学生问满文字是什么样的，我就用这样的顺口溜告诉他们说：“满文就是‘中间一根棍，两边都是刺。加上圈和点，就是满族字。’”形象中透着规范的本质，透着书写满文的规矩。也就是说满文一定要写直了，要挺起脊梁。当然做人也是一个道理。当学生的一个个困惑被冰释之后，学习的心理压力也就逐渐地减少了，自信心逐渐增强了。这堂课我讲授的是“满语第一字头”中的六个元音字母，为了使学生减轻压力，我沿用清末穆林多夫的转写体系，先在黑板上写出a e i o u v等六个元音字母，并告诉他们前三个字母的发音是语文老师在学前就替我讲完了，中间两个是英语老师在三年级时替我讲完的，我今天只讲最后一个。这样一来，学生的紧张感没有了，压力也逃得无影无踪，并且很容易就记住了它们的发音。接下来又把相应的满文写法对应着写出来。——一切水到渠成，学生想得到的，也是我想要教的。
字头的四种体现形式，是最让学生发憷的，知道了难点自然要想办法解决啊，但这文字是硬性的东西，你不能给它改动啊。所以只能在教学方法上下功夫，当时实在没辙了也就不再考虑“中规中矩”的“规范性”的术语了。学生怎么能理解我就怎么说，怎么能记住我就怎么讲，热播的《特种兵》不就有个“斩首行动”吗？好啊，借来用用，学生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说了就记住了。
学生学习的兴趣有了，学习起来自然就有积极性。当我告诉学生，他们手里的笔记本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笔记本，而是一个神奇的本子，它可以告诉我们满文咋写，满语咋读，每课记一页，有一天会成为我们学习满语文的工具书。
意犹未尽，铃声已响。一节我从未讲过的满语起始课就结束了。
课后，学生围着我问个不停，说个没完。
“一周上一节太少了，一周多上几节多好啊。”
“老师你办课外班吧，周六、周日都上课，我保证第一个报名。”
“满文真的挺好玩的，有规律可循啊，没问题能学会。”
还有的学生高声说：“老师你太有才了，这么难的东西让你一讲就简单了。”
“是你们太聪明了，因为你们是我们满族当今的少年巴克什。”我也兴奋地赞扬着他们。
原载《民族文学》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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