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心路04
话语体系分两个版块，一是理论，你用什么理论体系？二是，身份问题，你是干嘛的？
按我们教科书，那就是革命话语体系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加革命接班人的身份。可是，你为什么要用革命话语体系呢？
具体说起来，就是，你是站在革命的一边呢，还是站在被革命的一边呢？
是谁告诉你，革命的就都是好人，被革命的就都是坏人呢？
比如讲袁世凯，好多人无师自通，很自觉地把自己归位于孙中山的革命队伍，至少把自己当革命接班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江湖上流传盛广的那个笑话，由于小时候被告知是革命主义接班人，长大后就一直等着组织来通知，结果等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通知他可以去接班的。
正是由于自我设定为革命接班人，所以讲袁世凯乃窃国大盗，就多情的很，好象袁世凯的总统是从自己裤兜里窃的一样，那气愤的。前一阵子网上流传一个小学生视频。一个孩子站起来念刘胡兰课本，念了几句就异常悲痛，号啕痛哭，引得其它孩子轰堂大笑。那个念书的孩子，代入感挺强的。可是，我们自己平时，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呢？别说历史研究者了，就是一个陪审团成员，他也得左右考量不是？
我觉得，马勇老师的话语体系就很高明。
第一，他有时候是清朝遗民话语。比如，他会站在严复的角度，来思考历史与历史的走向，甚至还会站在最保守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的角度来思考历史问题，比如慈禧太后与光绪的关系问题，马勇老师就不受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生造反派的忽悠，而是，以更人性，更平常心的体系，去切入。
第二，他有时候是清朝政府话语，或者说失败者话语。众所周知，中国向来是成王败寇。清朝作为被推翻的一个王朝，那么我们更得警惕胜利者的书写不是？我们研究历史，是不是更应该贴进失败者一方呢？
具体到袁世凯，你会发现，他是被国共两大革命党都痛恨的人物。所以他的被污名化，就是难免的。那么我们如何摆脱这种革命话语呢。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以袁世凯所在的话语体系。袁世凯自己是什么话语体系呢？当然就得从清政府到他的职再到他的责了。比如他在山东当省长，义和团兴起了，作为一个山东省长，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你如果是山东省长，你怎么办？你会发现，我们一些读者，不由分说，先把自己归到义和团去了。义和团是有史以来，中国愚昧力量的大结合。说句不客气的，你咋一上来，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傻子呢？大傻子也罢，义和团搞的那一切，法、理、情，这三方面能说得过去么？
第二，以平常心平常人的话语体系。比如袁世凯科举失败。我们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里破口大骂，骂袁世凯是不学无术的大草包。亲们，清朝科举考试，录取比例够低了，中国现在是大学扩招，就是大学未扩招的时候，也比古代的科举考试名额多了。但是，如果你邻居家一个孩子高考失败，请问，你会大骂人家，不学无术大草包么？做了历史学家，怎么连做人的平常心与底线都丢了呢？
第三，以金牌调解人的话语体系。或者说，用的是上帝视角。或者说，路人视角。或者说，陪审团视角。或者说，第三者视角。总之，绝不能上去就站在双方当事人的某一方，而应是全方位衡量，除了衡量两方当事人，还得衡量受这两方人影响的国人、及历史的大局。我发现好多史学者，就象一个没人请的五毛律师一样，人家根本也给没他付费，他上去就站某一边，欲盖弥彰，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你犯得着吗？
第四，以大历史的话语体系。大历史的话语体系，是黄仁宇提出来的，以小见大，以长摸脉，中西对比，数目字管理等等。不过最近我又拿到一本新书，《历史学宣言》，美国学者乔·古尔迪和英国学者大卫·蒂奇合著的，书中提出，历史的碎片化与短期主义，正象幽灵一样，困扰着我们这个时候，为此他们提出“长时段甚至超长时段的历史”。这个固然对我们有启示，并且与黄仁宇的大历史有重合之处。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历史来讲，光大历史与长历史，似乎还不够，因为欧美史学界早已解决的问题，早已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我们这地界，还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在大历史与长历史的身边，我想再立个，三通。也就是说，鉴于黑格尔说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王朝的轮回，所以我想提出，什么这朝，什么这代的，中国自古以来，完全可以看做一个朝，一个代，从古到今，完全打通，这样在面对各朝各代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时候，看不通的，看通了；想不通的，想通了。可以概括为三通。至少对我来讲，用三通去看中国当代与中国历史，就没有看不通想不通的地方。诸多疑惑，不攻自解！不信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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