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虎
周少卿
在最近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在报刊上读到四篇关于刘三虎的文章，都很感人。其中王银厚兄写的文章还提到了我，说我与刘一起下乡到君池村，刘县长晚上嫌炕太烧睡办公桌子的事情。仔细想，还真有其事。人们可能奇怪，你周某作为县长的“跟班”，你不睡桌子，却叫县长睡桌子，你是不是太轻狂了点？我不用反思也可辩明：是他不让我，我有什么办法？他什么时候在我们面前摆过上司的架子？如果他把受苦的事情让给部下，他就不是刘三虎了。我在官场干了30年，退休后又整整10年，环顾前后左右，真是前不见同人，后不见来者，像刘三虎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不是完人，我对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并不完全赞成。只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交结了20年，朝花夕拾，感慨良多，不吐不快。1997年为《河曲党史人物传》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回头看，不过是“英模式”的八股调，自己读了也讨嫌，所以决定重写，在他78岁的时候，提前来个“论定”罢！
写什么呢？想了想，还是举其荦荦大者，概括为四个字，曰：直言、清廉。
先说直言。几千年来，国人对直言是推崇备至，有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是一种至高境界。为什么？因为很难做到，用孟子的话说，是“难言也”。直言要担风险，有时甚至赔上身家性命，动不动“夷三族”“夷九族”，最多的方孝孺被皇上夷了十族八百多人。即如当代，曾被赞为“唯我”的彭大将军，不是因为一封信而由兵部一把手直接沦为阶下囚，文革中又被打断三根肋骨，屈死狱中吗？所以有人就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直言要向世故让步，即用世故的机床将直言改造一下：直言必须受时间、地点、内容、听者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从心所欲。因为政场遍地荆棘，稍有不慎即可能触雷，于是有人就总结出了“护官符”。例如皇清有二位大人，一位造诣深，不说话，尽磕头；一位造诣浅些，少说话，多磕头，言必“皇上圣明”，以歌颂表驯服。于是一路顺风，成为官场的长青树。几千年来，中国政场假话成风，“人人都说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笃信“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潜规则。以此受益的例子可以举出千千万万。这就是中国的政场生态。
所以，你要找一个不看风使舵的人，还真难。而刘三虎，便是这样的人。
他的直言例子很多，怎么选？按我的想法，首先设定一个标准：一是专选“对上”亦即“犯上”的，而且犯的官越大越有分量。其次是有些事实本身的是非还有待商榷，不是一眼就可判定的“泾清渭浊”。
下面言归正传。
第一件事，面对的是副省长赵力之。1982年2月，河曲黄河段面临“恶开河”，省府派副省长赵力之、副专员刘毅坐镇河曲指挥“防凌”，飞机投弹，大炮轰炸，仍不能消灾。3月的一天，一行人看了阳面“对河”时冰墙堵塞的恶阵，十分惊恐，认为河曲城可能大祸临头，决定5天之内，在北元大队沿黄河岸筑起高2米，长1000米的东西向大堤，保住河曲城。而刘三虎则认为：第一，河曲城地势高，河面又宽，而且冰坝漏水，所以不存在水淹的问题。第二，这么大的土坝，5天根本筑不起，即使筑起，浮土易冲，一旦决口，祸害更大。第三，即使把北元所有3千亩水地的表土全部铲掉也不够筑坝，而且铲掉表土，会大幅减产。所以到征求县领导意见时，刘三虎直陈胸臆，并结论说那样做“只会劳民伤财”。偏偏又有个管农业的副县长王建贵又附议说“不值得大惊小怪”。赵副省长听罢，双手给刘作揖道：“你县长说我劳民伤财，副县长说我大惊小怪，一旦决口，你县长背上大印跑，老百姓背上铺盖跑，我作何交待？”幸亏地委副书记闫广洪出来解围，叫刘拿出方案，刘、王第二天一早察看后，提出在长城豁口上堆草袋筑堤防的方案，被采纳。结果开河时并无凶险。赵力之在回太原后还捎来话：“三虎是个实事求是的同志”。如此，犯颜直谏，近乎讪谤，一般人根本做不出来，真可谓义正词严，而且行止得体，全面评价，应得满分。
第二件事，面对的官更大，是“巡抚”级的。1986年，刘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忻州代表团推荐他参加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3人召集的座谈会。会上他发言时，省委书记李立功插话表扬“河曲植树造林、小流域治理搞得好”。一般的人总会受宠若惊，表态“还做得很不够，今后要继续努力”云云。可是刘三虎却回敬了这样一句：“如果照报纸上登的数字，河曲恐怕要到屋顶上栽树了。”一座皆惊，书记与刘，相视一笑。刘讲的是实话，数字虚假在当时是通病。即如河曲，上世纪六十年代，头一年的造林面积是22万亩，在第二年就变成了7万亩。15万亩哪里去了？在林地普查中作为水分被“挤”掉了。当时盛行的是“层层说假话，一级哄一级”。主政一方的官员，对夸大的数字情有独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那样才能邀功请赏。而刘却对此深恶痛绝。故有以上表现。我对刘的这一举动，只能给“三七开”评价：实话要讲，但面子也要讲。一个七品县官，面对比自己高4级的顶头上司，当面顶撞，而且是在公众场合，煞风景不说，还让别人下不了台，
而自己却处之泰然。是什么？是失礼，是不敬。孔子言“非礼勿言”，刘却对此领悟不深。这种事，本当顺水推船，或者敷衍，沉默，至多“顾左右而言他”，何必如此认真？
还有一件事，我只能给他“倒三七”的评价：即三分肯定，七分否定。尽管，他坚持的是“真理”。这涉及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王海元，全国著名的劳模，1974年至1975年一年多时间内被提拔为忻县地委副书记兼河曲县委书记，权倾一时。王对刘非常赏识，1975年11月将刘由河曲县副县长提拔为静乐县长。两年后的1977年10月，又将刘调回河曲任县长。其中的缘由，我是见证者。大约是1977年的9月，我以秘书身份随王书记回地委开会，住新建路地委第一招待所二楼，王因当时已患冠心病，怕出问题，所以我与书记同住一室。一天上午，地委书记马如龙到访，坐定后，马第一句话便是：“三虎同志和刘××同志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王马上示意我离开。此后不到一个月，刘便调回了河曲，这位拗相公在静乐口碑很好，但因为常常不听书记的话，待不下去了，又没好去处，所以王又将自己的“爱将”调回河曲当了助手，任县长。普天下人都知道，书记县长不和，县长必败无疑。刘毫发无损回老家任职，这一提一回之间，说明了王予刘，真是“恩重如山”。可是刘，在自己认为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一付“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这里面又涉及到“引黄渠”的问题。引黄渠的上马，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是学大寨主流中的“翻身工程”，是王海元的大手笔。但它的决策欠科学，代价太大，资金又没保证，所以到1978年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在当年县委召开的扩大会上，王书记要刘县长专门讲讲引黄渠的问题，想不到的是：刘竟一口回绝。王无法，只好让副书记贾伟才去讲。此事对王的打击很大，他们的关系由此出现裂痕。刘一生没说过后悔的话，但此事却使他后悔终生，不知他是否还对其他人讲过这话？
这是两种价值观底线的碰撞：一种，抱住真理，打死也不说假话；一种，人情，通融，妥协，实现目标。刘选择的是第一种，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就变成了谬误。”何况，按组织原则讲，也应该“下级服从上级”。刘的这种思维，是他从政的硬伤。话题再扯远一点，就联想到“华容道”的故事，关云长为报恩放走了兵败后如丧家犬的蜀国的头号敌人曹孟德，结果放虎归山，55年后，曹魏灭掉了蜀国。要是上纲上线，关是“卖国贼”“里通外国”无疑，但是后人几乎众口一词，把这作为关感恩报恩的义举，并且树为“武圣”供在庙堂。因为关放曹后，回去按军令就要被砍头，所以显得很高尚。由此可知，感恩应该是做人应该坚守的一条道德底线。“大义灭亲”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比“子为父隐”更高尚。
下面再说说关于清廉的话题。
刘三虎是我见过的最不爱钱的人，一般人，拒礼拒贿，不收不义之财，便是大大的清官。刘三虎不仅不收，而且深恶痛绝，谁要上门送礼，必遭呵斥，不欢而散。所以种种对领导的殷勤孝敬，必须绕过这个人，这已形成共识。他有二子一女，结婚都没请过客，两个儿子同一天在某大会议室参加了团委妇联举办的集体婚礼。在愈演愈烈的腐败大潮中，刘三虎是“超人”，他视金钱如水土，认为“够用就行，多了也无用。”所以在别人拼命捞钱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工资“倒贴”出去。下面举三个例子，前两个都是他退下来的作为。
一是1998年4月，刘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回家一看，在书中间夹着1张1992年9月20日的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上写金额为235元。刘当时已退居二线，任河曲大电厂筹备处副主任，分管财务，主任赵伟世把签单权全交与他。书已放了5年多，发票不下账，何也？后来推想，必是书店熟人上单位推销，他碍于情面，自掏了腰包。他又不懂古文，要此何用？电筹处也与国史无关，报什么销？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替单位出钱买书送人，也算一件奇事。
第二件，与号称“河曲的袁隆平”的能人张满贵有关。张在今年9月20日《河曲报》撰文：《我在事业上的救命恩人》，这恩人便是刘三虎。2007年，张的脱毒马铃薯繁育基地陷入绝境，他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尚有15万元贷款本息的债务。再不投入就前功尽弃；再投入，谁都怕掉入枯井，无人相救。张最后找到老县长，求他向县领导求救。刘说：你没成果，我不好张口。问张：你需要多少钱？张答：4万元。刘当即回答：我个人可以借钱给你。几天后张留下借条，揣着4万元走了。这一年，距刘三虎离休已经11年。到2013年，张满贵已经名驰晋、陕、蒙、冀四省（区），获国家、省、市奖无数，惠及农田几百万亩，光河曲一县，2013年优种薯种植面积就达到6万亩，按每亩增产1000斤的保守估算，共增产6000万斤，效益在5000万元左右。
2010年，刘三虎写信给张满贵：“没想到4
万元能起这么大作用，现决定变无息借款为无偿援助。”其后将借条也一并退还张。张现在鸟枪换炮，已经是科技兴农公司董事长，刘则被聘为公司终身顾问。刘在借钱给张时，压根儿就没想要归还：如果失败了，就算救济了穷人；如果成功了，就算给扶贫的捐款。4万元钱，折射出了刘三虎人格的闪光点！
第三件，简直就是“义不食周粟”故事的翻版。说的是，某年，他的儿子插队期满被推荐上中专，学校来招生的人提出让刘县长给批两块5合板（当时物资奇缺，不走“后门”根本买不到），事极小，不费吹灰之力，二指宽的条子，笔头一绕，就大功告成。可这位大人却怒形于色：“宁可上不成学，也不做这个交易！”颇有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概。在一般人看来，这简直是“迂腐”，世上竟有这么“不晓事”“绝背鼓”“因小失大”的人！可是，在刘三虎看来，这是破底线的事情：底线就是不碰“权钱交易”的高压。十几年县长，没写过或批过一个涉及任何人私事的条子！始终守身如玉。
以我评价，刘三虎是一个不肯向任何人低头的“死硬派”，这坚硬的底气从何而来？可以用林则徐的两句话解释，一句是“人到无求品自高”，一句是“无欲则刚”。这个人简直就是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天假其德，天生又不食肉，视酒宴为畏途。在静乐当县长二年，百姓编民谣说他“吃饭一大灶，来去两纸箱。”因为清廉所以刚直，就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由此，也就造就了他铁面无私，疾恶如仇的性格。1993年他已退为县委调研员，县委书记宣明仁委任他为黄河大街建设总指挥，他用155万元钱，完成了37户人家的拆迁，（40×1500×0.2）米的混凝土马路硬化，而当年的水泥价格又是史上最贵的。省下多少钱？难说。报个什么“纪录”？也可以。这中间有个插曲。县建筑公司承包了大约一半工程，有70米路面，他们浇注厚度是15厘米左右，比图纸少了5厘米。刘县长测量过后，勒令他们拆掉重筑，百般央求也无用，“害”得公司净赔了1.2万元钱。
在“铁面”的后面，隐藏着一颗仁慈的爱民之心。他当县长10年，节余的财政资金约170万元，相当于八十年代初期河曲全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他用节余的钱，修了30所乡村学校，解决了90个村庄的饮水问题，给150余名农村老支书每年发放定额补贴……现在的县府办公大楼，也是他用节余的资金盖的，当年只用了84万元钱。当时的行署专员刘耀和他开玩笑说：“三虎你比我有钱”。
刘三虎在河曲口碑极佳，是河曲老百姓心目中的偶像。其外含有刚，内含有正，所以可敬。1987年换届，已决定调走，但在8月召开的人代会上，代表们还是“明知故犯”地投了他30多票。他能在家乡稳稳当当地当十年县长，说明他“行”；当十年县长，升不了书记，却被贬为一个电厂筹备处的副主任，受尽窝囊气，说明他“不行”。什么“不行”？用苏东坡侍儿朝云的话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政场中的许多人，对他的行止不以为然，认为他“古板”“保守”“不随和”“死心眼”“不与时俱进”等等。所以提拔不上去，正常。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可惜刘三虎偏偏做不到这一点。
刘三虎从14岁参加革命至今，受了60多年马、列、毛正统思想的教育，耳濡目染，毫不掺假。笃信目标崇高，认为对立斗争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反对折中，反对调和，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它逻辑。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为人处事，不会拐弯，不会妥协。事实上，领导的艺术即是妥协的艺术。在这一点上，中庸之道最科学，最合理。它反对走极端，反对唱高调，主张“中行无咎”。倘能真的实行，主政者能少犯多少错误？
我曾经送过刘三虎两句话：“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他后来还要我给他解释一下其中的涵义。看来，他对此是认可的！
（2014年11月21日写成，先后刊登于《忻州日报》，山西省委《前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