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79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出现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
穿着睡衣的他缓缓步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角落里挂着一副对联吸引住他的目光。
这是一副颇为鲜见的，用鸟羽体书写的挽联。
毛主席身不由己地走了过来，伫立在挽联前，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话低声吟诵着：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一，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水离赤县；
挥戈说日，接尊组，家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行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念毕，毛主席怆然的脸上情不自禁露出赞许的神色，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副挽联写得好哇！”然后就激动地问起挽联落款人名：“张伯驹本人来了吗？”
张伯驹，原名张家骐，字家骐，号丛碧，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的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说到这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肯定会问道：袁世凯老家就是项城的，两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张伯驹六岁那年，被伯父张镇芳收养，而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兄嫂之弟，那么算起来张伯驹就是袁世凯的表侄。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世凯是民国首任大总统，按理说这些亲戚朋友都能跟着沾点光，张伯驹怎么也要弄个大小官员干一干。
清王朝灭亡后，袁世凯成为国家元首，担任过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的张镇芳也平步青云，担任河南总督兼任民政长。
张伯驹才华横溢，8岁便能作诗，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但是袁世凯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张伯驹才13岁，当时他还在天津上学呢，没有赶上那段“好时光”。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虽然是位高权重，大搞官商运营，积累下巨额资产，但那都是袁世凯在台上时扶持下的结果，袁世凯死后便失去了可以撑腰的大腿，在1917年更是因为支持张勋复辟而锒铛入狱，以发动内乱，颠覆政府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经过多方奔走，勉强得以出狱，从此退出政坛，开始经商。
这时候的张伯驹已经有了些出息，从河南陆军小学毕业后到了陕西，步入政坛。
袁世凯虽然倒台，并且一命呜呼，张镇芳也已经不在高位，但是两人的人脉还在，北洋一系也还在，因此张伯驹没有闲着，先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麾下干过，成绩一般。
但是张伯驹名气很大，首先是因为他风流倜傥，和袁克文、张学良、爱新觉罗·溥侗被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少年不张扬，张伯驹年轻的时候也风流无比，不然不会入选“民国公子”。
1916年，张伯驹在父亲张镇芳的安排下娶了安徽女子李月娥。
对方长得很标致，还是高官千金，而张伯驹一表人才，也是官二代，堪称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但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就的婚姻，缺乏感情基础，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甜，像多数包办婚姻一样，张伯驹和发妻没有幸福可言，生命力也十分脆弱，不久后便名存实亡。
这段婚姻以李月娥染病离世而寿终正寝，当时发妻在天津，而张伯驹身在北京，两地近在咫尺，但是张伯驹甚至都没有回去见她最后一面。
张伯驹的身边早已有了小妾邓韵绮，小妾比发妻漂亮，思想新潮，温柔体贴。
因此，张伯驹对李月娥无感，更偏爱邓韵绮。
而且邓韵绮出身平民之家，没有发妻的大小姐脾气，她还很务实，总是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张伯驹的日常生活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张伯驹对她宠爱有加，不管去哪里参加宴席都要带上她，觉得倍儿有面子。
但好景不长，不久这段婚姻便亮了红灯。原因是邓韵绮移情别恋，爱上了第三者——大烟。从那之后，邓韵绮像换了一个人，变得颓废懒散，张伯驹对她的好感荡然无存。
1928年，两人分道扬镳，办了离婚手续。
不久后，张伯驹喜欢上了在北京暂住的苏州女子王韵缃，江南美女本来就柔情似水，让张伯驹一见就爱不释手。两人很快就陷入热恋，不久便结为伉俪。
王韵缃肚子还比较争气，不久便生下一个大胖小子，让张家后继有人。要知道前两个妻子都没有能给张伯驹生下个一男半女，这也是前两段婚姻解体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知为何，张伯驹和王韵缃热度只持续了两年，便跌入冰点。只是因为老爷子疼爱孙子，夫妻二人才假装，凑合在一起演戏。
1933年，随着张伯驹老爷子的去世，王韵缃也不再装美满，带着儿子离开河南，去了天津张家的老宅。而张伯驹则待在上海，夫妻进入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在上海，担任盐业银行总稽核的张伯驹遇到了他人生里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他最爱的女人——潘素。
潘素出身名门，是清朝状元潘世恩的后人，13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继母狠心将她拐卖到了青楼。
潘素有文化底蕴，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因此她也异常清高，非达官显贵不陪。
20岁那年，她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37岁的张伯驹。
张伯驹对潘素一见倾心，就像前世有缘。可是两人还是相识太晚，当张伯驹带着重金来求婚的时候，却发现潘素早已名花有主，被国民党中将臧卓据为己有。
张伯驹为爱痴狂，做出惊人举动，花重金买通了臧卓的守卫，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潜入酒店，用汽车将潘素带到了事先租好的别墅里。
不久后，张伯驹和潘素在苏州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秦晋之好。后来，夫妇俩相继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分别取了法号：慧起、慧素。
在张伯驹的支持下，潘素最终成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她亲手创作的作品达到千余幅。她的画作非常抢手，其中一幅《临吴历雪山图》被政府作为国礼，送给了英国首相。她临摹的《游春图》，则被送给了日本天皇。
张伯驹在迎娶潘素的时候，他的第三段婚姻还没有结束。
当时新中国早已成立，婚姻法是一夫一妻制度，因此那段婚姻必须结束。1952年1月，王韵缃和张伯驹办理了离婚手续，代价是五个亿。尽管那是旧币，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张伯驹酷爱收藏，是绝对的当世“收藏大家”。
早在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走进一家古玩字画铺之后，迈不动脚步了。
一幅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苍劲飘逸、龙飞凤舞，吸引住了他，张伯驹一看就知道是极品，作者不是泛泛之辈。再一看落款大吃一惊，竟然出自康熙皇帝之手。
在确认无误之后，他当即买下。
爱屋及乌的他从此给自己取名“丛碧”，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开始迷恋上了收藏，从此一发不可收。只要是国宝级的藏品，无论多贵张伯驹都要买下，为此不惜一掷千金。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爱国，担心国家文化瑰宝流失到海外。
文物收藏者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有钱，钱多了去，收藏文物纯粹是一种爱好；但是这种人是有选择性的收藏，不是无目的的收藏。比如有人喜欢收藏书法作品，有人喜欢收藏钧瓷，有人喜欢收藏货币等等。
而且他们收藏的件数是有限的，不会无限制收藏。
还有一类人把收藏当作是一种投资，收藏是为了盈利，在低位买下之后，会放一段时间待价而沽，有了合适的买主，最终是要卖掉。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牟利，谁给钱多卖给谁，不管买主的身份和国籍。
张伯驹是第一类人的代表，他搞收藏一是没有种类限制，二是没有数量限制，只要是心仪的珍贵文物，不管多少，都照单全收，收入自己的“丛碧山房”。
至于他怎么会有如此巨额资财供他驱策，自然是张镇芳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为主。
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向溥儒三购《平复帖》以及卖宅购买《游春图》的故事。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当时归溥儒个人所有。
《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的书法作品，共9行84字，但弥足珍贵，堪称字字千金。
这是因为，它是流传于世的最早的纸质书法名家作品，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所以素有“法帖之祖”的美誉，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这样的国宝为何到了溥儒的手里？
因为爱新觉罗·溥儒身份特殊，是恭亲王奕訢之孙，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
在此之前，张伯驹早就听说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与他人、最后流失到了海外的故事。为此，张伯驹难过极了，久久不能释怀。
此次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也重蹈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表示自己愿意买走。
但溥儒一开口就要20万元，这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候，县长月薪20元，没有其它收入的话，一辈子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了一万元。
三十年代，一块大洋能购买30斤大米，折合现今人民币至少80元。20万元放到现在，就是1600万人民币。
张伯驹一听就被吓住了，只好知难而退。他并没有死心，在第二年，又搞曲线救国路线，旁敲侧击地请溥儒的好友张大千向溥儒求购，希望能看面子打打折。但是溥儒不看面子，还是那句话：少20万元不卖！张伯驹只好再次空手而归。
后来传来一个消息，说溥儒母亲去世，急需钱财为母亲料理后事。一直对国宝念念不忘的张伯驹闻讯后赶紧让人上门斡旋，结果以4万元购得，终于了却心愿。
即便如此数字，这也是一个县长几辈子的薪水。由此可见，张伯驹为了留住国宝，确实不惜代价。
而张伯驹为了购买《游春图》，更是不惜血本，倾家荡产。
《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虔创作的绘画作品，也是他唯一的传世作品。更为珍贵的是，画上还有宋徽宗亲笔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
张伯驹看到的时候，别人已经打算买了，出价是200两黄金。
一两黄金现在售价是13000元左右，200两就是260万；民国时期的黄金价格要比现在贵好多倍。
最后张伯驹担心别人买走，但自己手头又没有那么多现金，当即决定，忍痛将把自己位于北京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这座房产放到现在，算都不敢算，价值恐怕十个亿。
可是即使这样，张伯驹也只凑了130多两而已，最后请朋友担保，分期付款，《游春图》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
《平复帖》与《游春图》都为张伯驹拥有，堪称“二稀合璧”。他随自号“春游主人”，集词友结社“展春词社”。
从30岁到60岁，经张伯驹之手收藏的历代国宝级书画名有118件之多，因此张伯驹也有了个雅号：“天下第一藏”。
有人曾经评价说：“半个故宫都是张伯驹捐的”，委实说来，张伯驹的贡献值得这个评价。
张伯驹收藏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国宝，没有把他当做私人财产。——“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语）
1956年，张伯驹及夫人潘素又将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夫妇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轻松，“一切都是过往云烟。”
如今，这些珍贵的藏品已成为故宫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国家博物馆后来也曾经做过估算，张伯驹捐献的文物价值超过了1136亿元人民币。
毛主席是如何知道张伯驹的？
张伯驹除了捐献给故宫很多珍宝，还将其珍藏的一件珍贵文物献给了毛主席。
这件文物，名叫《上阳台帖》，作者是大诗人李白，这是如今存世的唯一一篇出自李白本人之手的书法真迹。
最难得的是，《上阳台帖》上面留下了许多名人的印记，如乾隆皇帝以及宋徽宗赵佶等人的题字、印章。
主席后来不愿专美，把这一绝代瑰宝赠与北京博物馆收藏，但是张伯驹这个爱国收藏家，给伟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因此，在陈毅追悼会上，看到张伯驹的挽联之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
张伯驹和陈毅是如何认识的？
那是1957年春，北京北海公园举行明清书画作品展。陈毅虽然是一名军人，但也是个文人，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因此在百忙中，陈毅到北海公园参观。
在那里，陈毅看到不少稀世珍品，赞叹不已。
当他得知闻悉这些珍品都是张伯驹自己花重金购买，捐献给国家之后，对张伯驹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两天后，陈毅派专车去请张伯驹，邀他到家中做客。
张伯驹对陈毅这位儒帅也仰慕已久，接到邀请后竟然毫不忸怩作态，坐上陈毅的汽车就去了。陈毅的豪爽、诚恳，消除了张伯驹的拘谨，张伯驹的博学多识也让陈毅非常钦佩。
其实陈毅也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两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像伯牙和钟子期一样成为知音。之后两人时常见面，谈诗词，谈字画，总有说不完的话。
后来，张伯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和夫人一起被发配到吉林农村插队落户，可是被当地干部给“退了回去”。原因是那个山村太过于贫穷落后，本村人都无法维持温饱，根本没法养活这两位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
他们没有人要，只好回到北京。可这时候他们的北京户籍、粮食供应早已被注销，成了人们常说的“黑户”。
于是，张伯驹想到向老朋友陈毅求助。但是陈毅此时已身染重病，躺在病榻上了。
得知张伯驹夫妇的窘况后，陈毅不顾自己的病情，立即向周总理反映了张伯驹夫妇的遭遇。
周恩来回复说，已安排张伯驹夫妇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了，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不能落实。
后来，毛主席看到张伯驹给陈毅写的挽联，想起了这位爱国的老朋友，在主席的直接过问下，张伯驹才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有了一个可靠的饭碗。
1982年2月，84岁的张伯驹老人去世了。他去世之前有这样一段插曲，病重的他在北大医院的普通病房，条件很是一般，家人找院方交涉想调换一处单间，被院方以张伯驹“级别不够”回绝。直到消息传到故宫博物院，他们前往医院交涉才转到好一点的病房。可惜这种高级别的待遇没享受几天，张伯驹老人便溘然长逝。
斯人已去，但是他的爱国情怀永远被后人称道。
我们大家常说：名和利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但是真正像张伯驹老人这样看淡一切的高人，又能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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