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在北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政治家崭露头角。他们相似的出身与社会地位为他们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出身官宦世家。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7岁就能背诵《左氏春秋》并理解其中的内容。因此，他在宋朝科举考试中有着很大的优势。在1038年，19岁的司马光通过进士考试，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21年生于江西大户人家。在1042年，21岁的王安石也通过了进士考试。可以说，王安石的才华不亚于司马光。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文学家兼历史学家。他们都是北宋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司马光被认为是政客，王安石则被视为政治家。他们最终都升至宰相的高位，成为北宋政坛的核心人物。然而，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早在仁宗时期，王安石就向皇帝上书建议改革，但遭到了反对。而司马光则是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向皇上提出意见。
司马光温文尔雅，正直坚毅，工作认真，勤奋努力，表现出了高度的修养。因此，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名望、有知识的人，如欧阳修等。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旧党”。相比之下，王安石则更执着、固执，不受威胁和利诱。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赞成者认为他高尚品德，坚持理想；反对者则认为他不顾传统，不符合人情。王安石引入了一批新人，因此被后人称为“新党”。这些新人中的大部分都存在个人品德问题，有些甚至成为祸国殃民的奸臣，如蔡京。在宋英宗去世后，宋神宗继位，他意识到国家的危机，决心整顿国家。他询问臣子们如何解决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提出了关于财政问题的建议。然而，司马光主张节约，而王安石主张增加收入。神宗决定让他们两人一起负责，司马光却推辞称自己有任务要完成，因为他需要改编历史书籍《资治通鉴》，将横向记载改为纵向记载。因此，财政问题便完全由王安石一人负责。
在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部分与司马光的观点有些相似，即节约开支，但绝大部分则是增加收入。然而，仔细观察王安石的变法，可以发现他更注重国家的财富而不是人民的福祉。他的政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就像现在的民间借贷和信用卡一样，不还个人借款是民事问题，不还信用卡就成了刑事问题。可以说，对于国家来说，钱是钱，而对于老百姓来说，钱却不是钱。司马光派和王安石派在政治上发生了冲突。司马光派攻击王安石派，首先是由吕晦出马。吕晦上书称王安石“执邪见，不通物情，天下必受其害”，这激怒了神宗，导致吕晦被罢官。韩琦、曾公亮也因此辞官，而范缜则选择不再从政，欧阳修则隐退山林。当《青苗法》颁布时，司马光亲自出马反对。当时的苏轼、李常、程颢等人也一度支持王安石，但在《青苗法》出台后，他们转向了司马光派，并发表了激烈的言论。
司马光开始与王安石进行口舌之争，他给王安石写信指责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指王安石的《伤仲永》实际是在暗指司马光），王安石则以《答司马谏议书》一一辩驳。他们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司马光派如此多的攻击，使得权势滔天的神宗感到压力，他意识到国家取得了不少财富，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一些地方开始倾向于支持司马光派。司马光和王安石个人关系方面，他们既是同年及第，年龄相仿，司马光先入仕，但王安石却升职较快，这要归功于神宗对王安石的倾向。他们都有学问，品德高尚，在见面时总是以“君实兄”、“介甫兄”相称，彼此之间客气周到，显示出足够的文人修养，彼此尊重对方的才华和品德，个人关系非常不错。然而，由于变法的原因，他们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分歧，这必然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王安石的《伤仲永》，这似乎在暗示司马光虽有才华，却无所作为，从而被泯然众人矣。
此后，两人除了在政治问题上持不同立场外，其他方面也开始唱反调。王安石说东，司马光说西；王安石说上，司马光说下。例如，在宋神宗时期，登州阿云案引发了争议。登州阿云许配给韦阿大，但他嫌她丑陋。他试图谋杀她，但只造成了手指受伤。在归案后，刑部大理寺判处了阿云死刑，但御史台则弹劾判决不当，并向神宗上书。神宗征求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认为根据《大宋律》，谋杀亲夫应处以死刑。而王安石认为由于他们尚未成婚，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伤害罪，他认为阿云违反了婚姻法律。由于案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后果，神宗根据王安石的意见，赦免了阿云的死刑。然而，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出任宰相，重新审理了17年前的阿云案，并判处阿云死刑，立即执行。这是否意味着司马光一个宰相与一个民妇无法和解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这是为了彻底推翻王安石的政策。这表明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已经变得很糟糕。
后来，宋哲宗登基，他的太后邀请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了王安石的政策。最终，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在同一年去世。在去世之前，司马光嘱咐众人“不可毁之太过”，他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过于执着，但这并不代表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奸臣。至于王安石，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正直而忠诚的政治家。然而，宋徽宗编纂《宋神宗实录》时，将王安石的责任归咎于靖康之难。这主要是因为他与蔡卞、蔡京等人同一派别，而他们成为了祸国殃民的奸臣。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清朝，一些人将王安石、王莽、贾似道等人归为一类，称他们“皆以扰民乱致”。到了现代，对于王安石的认识有所改变，他的改革政策对宋朝有着重要的拯救作用。然而，这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民众的怨声。宋高宗修编《神宗实录》时，将靖康之难的责任主要推给了王安石，这使得他被认为是一个奸臣。
这种观点在现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原谅，人们对社会改革的认识为王安石增添了许多光环，这使得他在一千多年后变得受人尊敬。至于司马光，有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奸臣。所谓的奸臣是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人物。然而，这两位政治家都无法被简单地归类为奸臣或忠臣。他们的评价因不同的角度而异，对事物的判断也因观点不同而不同。有些人只是随波逐流，而有些人则有着惊人的看法。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谁是忠臣、谁是奸臣的问题，我们无法随意下结论。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公断的时刻，但现在我们对此无法确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