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宗（873—888年在位）
皇帝和宦官
873年12岁的李俨继承皇位，比他父亲860年嗣位要平静得多。他是懿宗八个儿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应归功于两位资深的宦官神策军将军刘行深和韩文约。刘行深出身于宦官世家，刘家的几个成员曾博得朝廷大员的尊重，所以刘对李俨的支持是有相当分量的。新皇帝在873年阴历七月十九日即位，这是他父亲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为继承人负责军国大事的次日。懿宗的遗诏任命他的宠臣韦保衡摄政，但事实上韦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几个声名更加狼藉的宠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后立即被贬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个孩子，对宫外生活所知甚少。他爱好游戏，长于射箭、骑马和舞剑。他特别为自己善于踢球——唐代特别风行的一项运动——而自豪。他还爱好数学计算、音乐和各种赌博，特别是掷骰子。他爱斗鸡，和自己的兄弟在斗鸡比赛中打赌。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当迟钝。
当僖宗长大之后，他对游戏和娱乐的兴趣减弱，开始坚定地过问朝廷事务。不幸的是，他看来是一个严酷而反复无常的统治者，过分关心细节，喜施严刑，甚至用它来对付那些对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评。僖宗在他统治的15年中，常常被描写成十分轻浮的人，但看来很清楚，在他将近20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统治者，虽然明显地反复无常，没有经验和缺乏足够教养。
如果要对他统治时期朝政的处理多加批评的话，人们必须记住，僖宗面对的是如此复杂和危险的一种危机，足以最大限度地考验任何统治者的聪明和勇气，何况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即使考虑到历史学家有反对宦官的偏见，他们将僖宗统治时期的失政主要归罪于他的首要宦官田令孜（他很快便主宰朝政并作为唐末最有权势和最可怕的宦官之一而闻名），也可能是公平的。田令孜和他的宦官继承人对唐末诸帝的控制是如此有力，以至于皇帝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傀儡。在唐朝最后数十年间，虽则皇帝曾短期内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权力，但总的来说，皇权差不多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田令孜在懿宗统治时期只是宦官中一个次要人物，他掌权的关键在于他和僖宗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僖宗把他当作养父。田令孜受过很好的教育，非常聪明；他设法让僖宗忙忙碌碌，同时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的支配地位在875年被委任掌管神策军时显示了出来。现在他不需请示皇帝便能任命官员，分赠赏赐，皇帝显然无保留地信赖他处理朝廷事务的能力。田令孜千方百计给皇帝的内库增加收入，其中包括计划籍没京师富商的财产。任何反对他的计划的人都有被处死的危险，甚至政府中最高的大臣们也害怕公开与宦官作对。
除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之外，田令孜寻求普遍提高宦官威信的办法，880年他任命京师和地方的高级宦官职务时采用了迄今为止只是在任命宰相时才用的庄严仪式。田的极端冷酷和他对皇帝的牢固控制当然引起僖宗外廷官员极度不满，毫无疑问，他在朝廷的地位更摧毁了大臣们中间的一切共同使命感，而且粉碎了恢复唐朝皇权的任何希望。
唯一强大到足以和田令孜抗衡的角色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与田令孜不同的是，他是最有势力的宦官“世家”的成员，他的祖先在神策军充当高级将领近百年之久。他的经历和一个普通的朝廷官员是很相似的，在被枢密使杨玄翼收为养子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一些地方的监军使，并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然后他回到京师任宣徽使，869年接替义父杨玄翼为枢密使。杨复恭代表宦官集团中与朝廷机构完全合作的那一部分人，他忠于王朝，而不是忠于任何皇帝个人。他认为，田令孜是暴发户，就像懿宗朝的官员对懿宗的宠臣的看法那样。田令孜对杨复恭在政府正规机构中的地位造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之间开始权力之争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田令孜对新皇帝的个人支配地位和他对宫廷禁军的指挥证明是决定性的，杨复恭被降职，暂时退休，像一个官员那样退隐林泉。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懿宗统治的晚年宦官与官员们共同起来反对懿宗的宠臣时，他似乎与某些外廷官员有很好的关系。也许杨家和其他重要宦官家族所表现出来的效忠王朝超过效忠皇帝个人的态度，有助于缓和他们和外廷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正如杨复恭的经历显示出极像一个高级文官的经历类型那样，他的“堂兄弟”杨复光也担任过许多高级军事职务。和他的“堂兄弟”一样，杨复光也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他的传记描写他是一个大义凛然和有决断力的人。在懿宗统治时期，宰相杨收怀疑杨复光密谋反对自己，曾将他逐出京师。当黄巢叛乱时，杨复光被委以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军事的和交涉的使命。他对政府对付叛军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并协助付诸行动。他在这些年中的成就博得了人们很高的尊敬。尽管杨复光在黄巢叛乱时为王朝效劳，宦官与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虽然宦官参加政府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所及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围。甚至在政府从流亡中回来以后，田令孜仍然控制着僖宗，因此他成为京师和京外官僚们猛烈攻击的目标，他在朝廷的地位仍是任何努力重新控制京师以外各地区的活动的主要障碍。僖宗统治下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宦官——田令孜、杨复恭和杨复光——试图把义子安置到重要的地方职位上，以此将他们个人的势力伸展到外州。仅杨复光的义子任刺史、地方将领或更高职务的就在10人以上。田令孜在京师以外地区的阅历比起杨氏兄弟来要差得多，他也曾试图用任命其兄弟陈敬瑄为家乡所在州节度使的办法来建立他的地方势力。在建立个人与封疆大吏的关系方面，宦官们不过学朝廷大臣们的样子，但是，以这种个人的结合和联盟来代替对政府的效忠，其结果又进一步损害了唐王朝的力量。
僖宗统治的最初几个月和他父亲亲政时相似，都采用只委派豪门大族的次要成员或没有多少个人力量和影响的官员担任最高职务的办法，来加强对新政权的支持。南朝萧梁家族上了年纪的后裔萧倣在873年腊月被任命为宰相，以取代腐化的和受人怨恨的韦保衡，后者已被逐出朝中。萧倣是一个正直和节俭的人，他坚定地反对懿宗对佛教的过分庇护。他曾是一个著名的节度使，在865—868年负责大修黄河堤防。他的祖父、叔父和侄子都曾担任宰相，所以他的任命是稳健和保险的。萧倣很快便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叫裴坦的人同为宰相；裴坦是在整个唐代与皇族有密切联系的著名裴氏的一个小支系的成员。裴坦在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病死，他由懿宗朝一个不甚知名的宰相刘瞻所代替，刘曾于870年被贬出朝廷。
然而，下一个任命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即权力回到原来已有根基的政治和社会贵族集团手中，它们的地位在懿宗朝曾被系统地削弱了。874年阴历八月，在新任命的宰相刘瞻可疑地死去以后，政府指定崔彦昭为相。崔彦昭是宪宗朝宰相崔群的侄子，“东北”旧贵族集团的典型代表，清河崔氏的成员，因此也是山东（即河南和河北）那个排他性的“七姓”集团的成员。9世纪上半期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很深远的，在他们中间崔氏显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当9世纪30年代宦官与官僚之间剧烈斗争时，崔氏的头面人物领导官僚的一方。
武宗朝的宰相中崔氏有3人，宣宗时有4人。在懿宗时期有意使这个集团黯然失色之后，874年任命崔彦昭的决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崔彦昭不仅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家庭联系，他还是一个聪明而有学问的人，在任职时表现出处理实际问题的出色能力，特别是在河东任节度使时（870—873年），他成功地抗击了沙陀突厥的进攻。根据所有这些原因，他的拜相是多年来较为积极的宰相任命。但任命他为宰相的真正意图是无法知道的。唐王朝面临极为困难的问题，所以要求强大的和统一的领导，这样一种普遍的意识一定是他得以任命的一个因素。此外，在僖宗童年时显然掌握着任命大权的宦官们，对无法预料的皇帝宠臣——像在懿宗朝曾控制朝廷的那些宠臣——的兴起的恐惧，也许超过了对旧的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上升的担心。
有一位宰相的任命进一步证实政府不但决定要对前一皇帝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而且要恢复以前某些政策受害者的权力。874年阴历十月，郑畋被任命为宰相，他是另一个名门大族的成员。尽管郑畋早在几十年前的科举中名列前茅，他在宣宗朝仍被投置闲散，因为他的父亲反对当时掌握朝政的白敏中和令狐绹。直到9世纪60年代后期刘瞻被任命为宰相后，郑畋才开始得到翰林学士这一重要的任命。郑畋以他的敏捷的才智、透彻的见解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风格在同僚中赢得了尊敬。但是，当870年刘瞻和他的政治伙伴被贬逐出京师时，郑畋几乎立即遭到另一次挫折。他被派遣到遥远南方一个无足轻重的沿海州中去做刺史。
僖宗在874年的阴历十月又同时任卢携为相，从而首次补齐了4个宰相的职位，这是整个僖宗朝在京师的宰相的标准数。卢携出身于河北范阳卢氏望族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支系。卢携是一个和他的同僚郑畋很不相同的人物，两个人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他们都是东北贵族集团的成员。他在855年中进士，在宣宗和懿宗两朝接连升官，担任重要职务。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庶出成员，他与懿宗朝的许多高官没有差别。但是他对9世纪60年代逐步造成的普遍危机以及外地州镇的悲惨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由于他的任命，政府中的四名宰相是满员的，他们是萧倣、崔彦昭、郑畋和卢携：他们都有很高的名望、丰富的经验和能力以及个人的正直品质。他们组成了一个远比懿宗时期的任何宰辅大臣更为能干的集团，因为懿宗很少任命这样高水平的宰相，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从不多于一人或二人。新任命的宰相们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在懿宗时期迅速蔓延的腐化现象。他们受命仅几个月，政府就以大大提高了的公正和效率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前朝一些精心追求形式的做法被废除了。
朝廷中的新领导面对一种令人气馁的局面。僖宗嗣位后不久在874年初，当时的翰林学士卢携向皇上呈上一份感人的奏疏，详细叙述了自9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危急状况。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描述：前一年是一个干旱和饥荒的年头，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
卢携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官员们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被看成为一纸空文。这有力说明了这几位宰相在处理各地许多大问题时面临的基本情况；甚至考虑最周详的政策在面对如此大量的和难以处理的问题时也几乎不可能贯彻下去。但是他们确实很周密地考虑了国家的状况。
875年正月，一项涉及全面政策的诏令作为皇帝的大赦令的一部分发布了。这是唐代发布的诏令中最长和最详细的一件。它彻底地和有根据地仔细讨论了当时许多严重的社会、财政和制度上的问题，并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案。它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如果不是在这样不祥的时间里发布，它可能产生一种有利的效果。它显示了对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端的清醒认识，并证明了唐代后期的衰落不能仅仅归咎于行政管理的无能。因为政府至少暂时是由一些明智的有才之士所掌握，他们全都富有经验，了解民情，而且对王朝忠心耿耿。
到9世纪70年代时盗匪活动已很普遍。但它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大平原的西边和南边是丘陵地区，盗匪能自由来往，而官军进入则需冒很大的危险，沿海一带是为数众多的重要产盐区，由于政府垄断的盐价愈来愈高，这些地区私盐贩卖盛行。武装的盗匪集团从事这种非法的贸易，不时抢掠他们容易到达的长江流域的商人和村镇。
在僖宗统治的初年，盗匪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以前盗匪已是一个足够严重的问题，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因此得向皇帝提出详细的奏疏，并精心地提出防止的办法。盗匪固然危及公众安全和行政管理的稳定，但更严重的是对商业和政府赋税形成威胁。然而到9世纪70年代初，有些规模类似小型军队的盗匪，已能劫掠农村，甚至攻打有城墙的城市，从而直接与政府对抗。在盗匪集团与政府军之间发生了严酷的战斗，875年开始了持续将近10年的大规模镇压盗匪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权力结构都完全改变了。这种冲突不仅仅是权力突然和全面崩溃的结果，虽则官员中间败坏的风气使得政府难以对混乱局面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也是几十年前开始的长期社会混乱和普遍军事化的最后阶段。
撇开盗匪不说，许多迹象表明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政权是不稳定的，正在多方面受到挑战，而这在几年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在869年，在洛阳以东只有60英里的陕州的百姓驱逐并羞辱了一个傲慢而且残酷的观察使，因为这个官员在发生旱灾时拒绝他们请求救济的呼吁。政府决定与其惩办百姓，不如黜免这个官员。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出来的谨慎显然是受到庞勋叛乱前车之鉴的影响，因为这场叛乱经过一年的残酷战斗以后，平定还不到一个月。下一年，淮西光州的百姓赶走了他们的刺史，有些官员极力主张应该严惩该地百姓，以防再发生同类事件。874年腊月，僖宗刚嗣位不久，京师正东南的商州百姓采取同样行动反对他们的刺史王枢。当时他用低价购买百姓粮食，百姓便殴打他，并杀死了他的两名助手。在平时，这样的事情将被视作反对政权的大逆不道行为。但在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已是很普通的事了。
这一类事件尽管使唐王朝感到烦恼，却很容易镇压下去，而不致成为大叛乱的中心。有责任的官员能被撤换，几支军队可以进驻，肇事的头目们则可以被孤立起来并处死。它们本身并未表现出大的危险性，但却表明了更深更广泛的动乱的可能。在这样的城市骚乱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绝望情绪，它把在正常情况下仅仅是地区犯罪集团的盗匪团伙变成了大规模的组织良好和充分武装的联盟：它能够在软弱的政权面前为所欲为而很少受到惩罚。
盗匪武装的力量和它能够把众多的军队投入战场的突然性，像在此以前由裘甫和庞勋领导的叛乱那样依靠的是那些被社会冷落了的居民的广泛支持。被剥夺了生计的乡村贫民数量有增无已，对于许多人来说最方便的出路便是去参加遍及各地的某一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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