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法] 雷蒙·阿隆
翻译 | 吕一民 / 顾杭
编辑 | 通识经典导读
正文 | 4444字
阅读时长 | 约15-20分钟
在某种意义上，下述提法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世纪都未能免于战祸。如果人们去除“资本主义的”这一形容词，仅仅强调“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们可能犯的错误就会较小。不久的将来并不见得比过去更为太平。如果我们强调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认为惟有资本主义才会带来流血冲突，那么，我们就会犯错误。
并不是说大公司或国家在寻求销售市场、追逐利润和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方面的所作所为不会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贸易自由包含着竞争，而竞争是各种冲突中的一种类型。不过，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妥协，而不是武力来解决的。一旦国家得负责私营公司的利益并在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内拥有垄断地位，这些冲突就会危害和平。任何国家如果用武力去驱逐正在进行合法竞争的其他国家，其行为实际上就是侵略。这类侵略的极端形态正在日趋消失，不过，在非洲，宗主国仍通过行政手段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的存亡从来不依赖于这类边缘性的摩擦，而根据明智的考虑，团结（这些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互为主顾）总是可以战胜敌对。此外，任何体制，包括实行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有可能造成会激起具有主权的政治单位之间的冲突的情况出现。例如，苏联对贸易交换条件的操纵，在南斯拉夫人看来就是“社会主义剥削”。不管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最强者都将会保留多种能确保自己利益的控制价格的手段，以及保留一些“禁猎区”。任何经济制度都无法保证和平，同时也没有任何经济制度必然会造成战争。
资本主义国家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矛盾属于历史的范围。欧洲国家在亚洲地区建立的帝国已经崩溃，在非洲地区建立的帝国则正在动摇。欧洲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然而，随之而起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吗？
在具有斯大林式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对历史的解读中，资本主义已不再被界定为一种以生产工具的私有化和市场机制为特征的制度，而是被当作一些其经济现状具有这种制度特征的国家的具体的聚合体，这一聚合体包括西欧、美国和加拿大以及英属白人统治地区。依照这种观点来看，南美以及新近宣布独立的亚洲国家，要么就得听从封建残余力量的支配，要么就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即便它们在表面上拥有主权），要么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与中国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阵营现有八亿人口之多。在亚洲，在近东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逐渐地取得胜利，而当地资产阶级也加入了这一斗争。在被剥夺了其在殖民地的“超额利润”之后，如果共存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资本主义注定会缓慢地灭亡；而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么，资本主义就注定会立刻灭亡。
对于当前局势的主要特征，在斯大林分子与其对手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争论，只不过两者使用的并非相同的词汇，而且在审视未来时并未采用相同的角度。
如果人们拒绝落入词语的圈套，那么一开始就应当区别出两种不同衰落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其绝对或相对力量在减少的历史整体（unensemble historique）的衰落，后者是在这一历史整体内部多少实现得不怎么完善的制度的衰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过去从未像时下正在“没落”的大英帝国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那样高过。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欧仍比过去更加接近其经济方面的目标。
为了从欧洲统治的终结中得出作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危机的结论，人们就不得不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并宣称，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制度如果不再拥有可以进行剥削的领土就“无法”运行。然而，没有人能够证明，随着殖民地的丧失，资产阶级的欧洲将可能失去生存的手段。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收益曾经在荷兰的国民总收入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在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后，荷兰仍继续保持着繁荣。同样，尽管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英国工人阶级却拥有高于战前的生活水平。
在此，笔者无意以短短的这几句话来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在19世纪，对亚洲进行的剥削曾有助于欧洲的工业化（这种助益达到何种程度仍值得讨论）。建立在私人贸易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运行，会随着不受世界经济影响的空间的扩大，遇到众多越来越大的困难。东西方贸易的恢复没有消除双方间隔阂的影响：一个西方国家越是依赖于铁幕另一边的销售市场，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受到在莫斯科或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首都作出的含有政治意图的决定的伤害。为了能够可靠地宣布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或它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人们必须证明，目前的局势只会导致两种结局，其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其二是资本主义阵营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
食品或原料的匮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伤。在20世纪和以后的世纪中，欧洲或许要为购自独立国家而不再是殖民地的原材料付出更高的代价（尽管贸易价格方面的不利变化与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关系不是很大）。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不会因为苏联政府拒绝向它们提供原材料而濒于灭亡的边缘。在共产主义继续扩张、世界经济区域日益缩小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设想，西方国家政府可能会被迫限制私人企业，尤其是那些与国际经济关系密切的私人企业的自主性。然而，即便如此，这种演变也不是不可抗拒的：1954年，也许是暂时的，西方国家内部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的演变曾朝着放松管制的方向发展。
在斯大林分子看来，他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历史整体以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为特征。但在西方人看来，西方文明的特色是多党制、代议制群体之间的对话和思想上的交锋，而并不是具有多种形态的所有制的法律地位，也不是市场机制，更不是时而有用、时而有害的普通技术。环境的因素会迫使国家限制这种技术的作用或扩大行政部门的作用，对此，一些经济学家持否定态度。这些经济学家要么认为经济应当符合完全竞争的模式，并把完全竞争视为西方的最高价值所在，要么在税收制度的调控者和产品的分配者身上看到了盖世太保的阴影。
历史环境使得人们所讲的资本主义社会陷入险境：人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就能感受到这一点。苏联军队驻扎在魏玛，而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也极有可能。对西方、富人以及不久以前的专制君主的反抗，使得一些人倾向于共产主义。但这种亲共倾向与其说是出于对一种尚不了解的制度的同情，毋宁说是出于对旧的秩序的敌视。没有人能够说出这种由狂热所导致，并受到庞大军队支持的信仰的传播会在何处停止。像这样提出来的预测具有某些真实性，但并不具有科学价值。它所涉及的判断类似于人们昔日对第三帝国和它的对手孰胜孰败所作的判断。人们在1954年作出的预测要比1942年，甚至是1940年时作出的预测更加不确定。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战（取这一名词约定俗成的意义）爆发，两个阵营的对立很可能要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
人们也无法说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战争会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一样不可避免。我们在认识上的局限或许是由历史实体的结构所导致的。
有人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内爆发。那么，这种主张在逻辑上具有什么意义呢？确实有大量可以确定的事实存在，如苏联和美国在利益上的冲突、不同国家与地区统治阶级的特点、不同经济制度的对立等等。不论掌权者是谁，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以及各种好的或坏的机遇，都肯定会诱发战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就是当今局势的结构。可能的是，各种机会近乎相等。
如果有人设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或者冷战会持续下去，那么，我们也无法预测谁输谁赢。用美国工业的潜在优势证明西方胜利的必然性，堪称幼稚。用苏联经济的扩展速度更快来证明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必然性，也同样天真。这种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起的冲突可能将通过暴力来解决，而且众多难以预测的具体因素（如谁将首先发起进攻？谁将拥有性能最佳的导弹或飞机）会影响相关进程。因此，除了江湖骗子，没有人敢自称能解开未来之谜。另一方面，美苏双方的冲突也可能只会在很久以后被解决，或许绝不会通过决定性的方式来解决。经过多次边缘性的战争以及由于双方的内部变化，一种新的均衡会逐渐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预料到这样一种结局：双方对自身弱点的认识要好于对对方弱点的认识。西方的弱点之一就是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预言，并且让它的敌人确信自己与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
面对过去，所谓的“历史命运”只是我们的行动的从未得到过的结晶。展望未来，“历史命运”从来不是固定的。我们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它受到过去的传统、人的情欲以及集体束缚的制约。我们在自由方面受到的限制并未迫使我们事先屈服于一种令人憎恨的秩序。这种限制并不是总体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超越未来，对于处在时间中的人来说，能激励他支配自己的命运，并保证他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丧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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