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解释可以通过参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题来阐明。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力量的集中，同时导致了日趋贫困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这些日趋贫困的无产阶级会组成政党，并不可抗拒地投身于革命。依照上述说法，历史运动是各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实行私有制的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因果的辩证法所提出的只是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探讨过的问题。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经济可能会造成自身无法运行的结果，这一点并非是不可想像的。事实上，这种理论的所有还在流行的版本都经不起批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会自行调节的，它并不会自行毁灭。较之技术与工业，政治民主与意识形态更能逐渐限制竞争的作用，并扩大国家行政干预的作用。没有东西能够证明，这种演进会无限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发展，以及某个政党或国家必定是这种历史趋势的惟一受益者。
相反，辩证法的第二种解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两个历史环节之间的联系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凭着一种具有意义的联系，或者最多是凭着一种偶然决定论的含糊不清的联系，两个时期、两类方式或两种文明就可以相互连接在一起？有人可能会试图回答道，这一问题与其说属于哲学或批评的范畴，毋宁说属于经验的范畴。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定各种连贯性的性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过去进行观察，因为，相关问题会自行找到答案。事实上，经验的研究是以一种理论为前提的：连贯性的性质是现实的内在特性的结果。
人类的任何行动均是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受刺激后引起的反应，但它们并不一定受制于局势。这些行动的结果虽不是必然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如果人们致力于重构像这样的“事件”，那么，历史就会沿着时间的排列而变得形形色色。像这样的历史既不是“进步”，也不是“衰落”，更不是相同历史整体的不断重复。至少，只有经验才可能证明在哪种程度上，或在哪个领域中，事件是以直线型或循环型的方式来组织安排的。
在这一层面上，与解释具有同样的或然性特性的预测是可能的、正当的。如果有人已多次观察一种政体的衰败并分析了这种衰败的原因，如果人们在同种类型的另一个政体中重新发现了相同的病症，那么，人们就会在不管其明确日期的情况下，大着胆子去预测道，同样的进程会导致相似的结果。更有甚者，人们会在思想上把这种局部性的因果系列推而广之，因为他们会认为，这种系列所由产生的“原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这些预测，不管它们涉及的是直线型还是循环型的运动，都受到不确定性的程度的影响。一种趋势亦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在20世纪亲眼看到的经济的国有化趋势也许到21世纪就不会再持续下去。生产的发展也许在一场军事灾难之后或伴随着官僚制度的无限扩张会止步不前。英国民主制的绝无仅有的特点充分表明，政体的衰败并不是事先可确定的。
与人的行动的连续性不同，人的工作成果的连续性包含着一种可能是从理论中得出的意义：不同成果彼此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取决于它们得以表现自身活动的近期目标。
科学的征服组成了一种现实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过去的科学征服在被修正或确定后均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科学真理，在大致相差无几的程度上，可以如同它首次被提出时那样，在当今显示出“现实性”来。那么，该用什么词来适当地指称这种作为科学的科学史呢？难道是“积累”？“进步”？抑或是“制订”？不管怎么说，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科学世界的特殊意义，而不是取决于科学得以发展的环境。
只有对过去进行探索，才能使我们确定数学或物理学实际上是如何在某个时期，通过某个人逐渐得出一种首次被提出来的理论，得出了一种证明，以及一种可用数学方式来表达的法则。作为各种行动的连续的科学史，较之其他行动的历史，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但是，昨天发现的真理和当今的体系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哲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调查来揭示的。
把学者和制度、思想观念和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可能有助于意识与社会物质方面的已经凝结的行动的相互解释。说到科学，其研究的方向、对研究结果的哲学解释以及研究中犯的错误等等，是可以通过影响或环境来加以说明、使人理解的。但是这类解释从来也不可能完全说明作为成果的成果（l’oeuvre en tant qu’oeuvre）的意义。从环境角度来解释的是人们正在寻求或尚未找到合适答案的事物。我们可以说武器方面的优势决定着一支军队的胜利，但我们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说，环境决定着对真理的发现。环境和这种发现之间的联系与1941年的军事形势和希特勒作出发起“巴巴罗莎行动”的决定之间的联系并不相同。得出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或者是一种法律的提出，既不是一种原因的“结果”，也不是对局势的反应，而是来自一种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表现在历史人物身上，也同样表现在历史学家身上。对于这种判断力，“事件”既会有利于或不利于它，也会引导或歪曲它，但却不会强制它 。
在每一个特殊的领域里，行动与成果之间的区别有着其他的意义。在艺术中，“真理”相当于“品质”。人们可以从产生艺术作品的环境中去了解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但是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去解释杰出的艺术作品。艺术杰作的现实性也许与“真”（le vrai）的现实性是对立的。后者之所以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具有一种明确获得的独特的意义。而前者之所以具有永恒的意义，则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意义，以及它向每个人显示了它自身的另一个方面。
艺术杰作不会像科学命题那样融合为一个整体。也许，每一件艺术杰作，在其最为真实的意义当中表现了某个个体，如艺术家、艺术流派或艺术团体。尽管它们有自己的独特性，艺术作品同样是相互关联的：技术人员重新发现了用来解决所有建筑师面临的问题的答案。即便每一代人用各自的方式解释帕特农神殿的精神信息，帕特农神殿的建筑形式、比例与结构仍提供了始终有用的范例。目的与手段的同一在绘画或建筑的各个环节之间创造了一种深层次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强化了特殊世界的统一，也证实了每一件创造物的独特意义以及不同创造物之间的模糊联系。
在从事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看来，各种“战果”或作品，在它们独特的意义当中，显得就像是一个“共同体”（communauté），这一共同体的法则更多的不是模仿或斗争，而是对话。每一位创造者都延续了其前辈的作品，即便他反对其前辈的创作亦同样如此。学者、艺术家或哲学家的共同体从来不会与能反映出他们的灵感与冲突、理想或真实存在的社会相脱离。但是，即使当思想家或建筑师自以为在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的时候，他们的“共同体”也同样不会与社会混为一谈。艺术家的家教或政治信仰经常会激起他们的创作力量。当作品达到某种品质时，这种信仰就被铭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当中，而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甚至那些并未意识到其特殊性的人也在扮演着角色。中古时期那些雄伟的大教堂的雕塑家也属于艺术家的共同体，但他们丝毫不必为之去思考艺术的概念。
不管是涉及到科学还是艺术，作品或成果的历史与事件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差别：历史意义本身来自于特殊世界的特性。
一方面，科学史中的两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可以放在事件的层面上来理解。根据这种理解，一项科学的发现既可能是偶然的，又可能是必然的；既可以归功于某位孤独的天才，又可以归功于集体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也可以在具有意义的内容的层面上被了解。根据这种了解，科学的发现在人们对此进行回顾时会具有理性的外表。没有人能够证明，牛顿不可避免地会在那个时候并以那样的方式提出或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当事情过去，历史学家倾向于勾勒出从已知事实到支配这些事实的法则之间的一种理性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并不属于“偶然决定论”的范畴。它本身就可以被理解，既用不着人们以普遍的关系去推断它，也用不着人们把它融入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艺术风格或哲学流派的更替会顺从这样一种理解，这种理解不必诉求数学的证明，但它超越了“决定”的偶然性。那么，人们能够引用可以理解的世界的理性来预测未来吗？而可以理解的世界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科学的发展还是艺术的发展变化都不是可预测的。假设总体的历史与某种特殊世界的历史相似，那么这种预测的合法性也不会从中产生。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历史总体性的含糊不清。要参照单一的因素，就得以一种不可想像的单方面的决定论作为前提条件。存在的总体性是似真性的，也是随意的。对于总体性的惟一的合理解释既不消除决定论的偶然性特征，又不消除意义的多元性。这种解释只致力于解决被认为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具有多种解决方法，那么，其中的每一种方法均是下一种方法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有人最终在发展的终点放置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答案，那么，历史将在代代相沿中成为“总体性”，而“特权状态”亦将赋予整体一种意义。
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黑格尔体系的主导思想。关于范畴的辩证法和关于社会的辩证法之间被认可的平行性给各种政体的连续提供了一种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与将范畴互相连接起来的必然性是相似的。像这样的哲学的历史是历史的哲学。人所创造的关于世界以及人本身的思想观念代表着人的精神发展的各个环节。这一精神最终将会意识到自然和自身。
历史哲学以某种特殊世界作为模式。故此，不同的历史哲学会因特殊世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与艺术作品相似的是，不同的文明将各自封闭在其独特性之中，它们之前除了一种无止境的对话之外，别无其他的交流。与科学的发展阶段相似的是，这些文明会以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连贯起来。根据辩证法，它们与各种哲学的连续相似。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最多只能在形式上确定最终的状态，而且即便如此，人们还应该通过假设赋予人类适当的天职。这种最终状态在人们追溯以往时并没有向我们显示出，在一连串的社会中有一种必然的序列。我们从文献和事实的积累中得出的近似性的序列可通过偶然性的决定论、处境和人物之间难以预测的交会、自然环境、集体的向心力以及某些人的首创精神获得适当的解释。
如果把人类漫长的早期活动归结为在朝着相对富足的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使“集体”的冒险经历变得贫乏无味。几个世纪以来，生产资料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难道人们会无视国家的兴衰、由幸运的君王建立的宫殿以及证明征服者对其爱妃的衷情的陵墓吗？如果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轮流交替、敌对国家之间的胜负更迭等单调的交替更迭不感兴趣，那么，难道他们就会决意忘记以下的事实，即我们绝不会再次看到已经固定在梦幻中的立法者与创造者了吗？把人类的历史化繁为简，认为以前的一切发展都是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作准备，这种神圣的历史几乎没有考虑任何能证实数以百万计的人曾在这一地球上生活过的“成果”与“冒险”。
如果有人关注社会制度独一无二的接续交替，他会理解这种交替，但不会认为这种交替是必然的。在不同文明之间，人们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勉强进行粗略类比的关系。文明的各个所谓同质的发展阶段所持续的时间，也是变化多端、彼此不同的 。如果我们把在广阔的范围内加在众多民族之上的所有政治单位称之为帝国，那么，这些帝国的建立在时间上早几个世纪或晚几个世纪皆无关宏旨。属于某个相同的历史整体的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不会都经历相同的阶段。某些国家会跳跃某个发展阶段。如俄国跳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西欧则跳跃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
所谓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法，是“现实”变形为“观念”的结果。人们为了凸显每一种制度，就赋予这种制度一种独特的原则，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原则与封建制度的原则或社会主义的原则对立起来。人们最后就会把这些制度表述成是互相矛盾的，认为从一种制度转到另一种制度，有如从一个命题转到了反命题。人们由此就犯了双重错误。制度尽管有所不同，但并不是矛盾的，而所谓的过渡形式要比纯粹形式出现的次数更多，持续的时间更长。如果假设资本主义的原则与封建制度的原则之间的联系有如虚无与存在、斯宾诺莎主义与笛卡尔主义之间的关系，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偶然性的决定论能够实现这种可以理解的必然性。假设社会主义使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重新和好，就像发展变化使存在与虚无重新调和一样，那么，这种“综合”的到来却不是可以像原子弹的爆炸或经济形势那样能预测的。
就事件而论，并不存在符合我们道德要求的自动选择。我们完全有正当理由去寻求一种优于偶然性的决定论、优于众多在当前相互矛盾的“命令”（impératifs）的可理解性。但是，这种寻求并不包含着这样一种信仰的行为，即认为未来会屈服于理性的意旨。如同我们的笔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从手中落到地上，人类很可能在明天因一场宇宙灾难而毁灭。基督徒为自己的救赎期待着上帝的怜悯。那么，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又能从谁那里获得集体救赎的保证呢？
****
革命者们倾向于夸大其自由的范围和命运的力量。在他们的想像中，史前史会因他们而终结。通过自己的斗争而改变面貌的无产阶级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面貌。在超越明智的忠告的信仰激励下，他们期待着从漫无节制的暴力中获取持久的和平。他们宣称自己必然会胜利，因为承载着这么多希望的事业不可能会失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轮到他们担负起政治统治的所有责任，当集体生活自古有之的本质通过各种动乱再度彰显时，幻想的破灭会侵蚀他们的信心。当人们对无阶级社会的信仰开始消退时，他们同样会习惯于相信一种必然性。这种对必然性的信仰会使他们嘲讽人类，同时认为人类的一切斗争终将无效。乞灵于命运最初曾经是乐观主义的支撑物，而今它已变成退缩、放弃的借口。
不管是因为希望还是失望而充满狂热，革命者继续无休止地议论着不可避免的未来；对于这一未来，他们虽然无法描述，却仍然想要宣布它的到来。没有一种法则（不管这种法则是人性的或非人性的）可以把乱七八糟的局面引向一种光辉的或可怕的目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