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1)

邓遂夫

连载：草根红学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作者：邓遂夫

——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商榷

一、不可忽视的重大发现

《红楼梦》从问世到现在的两百多年来，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创作了这部辉煌巨著的曹雪芹，在文学史上，却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事

迹，迄今所知甚少；而属于他本人的遗物，更是世所罕见。

因此，1977年冬天在北京发现的一对曹雪芹的箱箧，确如冯其庸先生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这是二百年来关于这位驰名世界的伟大作家的遗物的第一次重大发现。它的发现，打破了整整两个世纪的沉寂，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位巨人生前的遗物。手泽犹存，墨痕尚在，睹其遗物，想见其为人，人们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①

当然，这一对箱箧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是伟大作家的遗物，也不仅在于它留有作家的手泽和名讳，可以激发我们的缅怀之情。更重要的还是，整个箱箧上的墨迹和镌刻字画，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罕见而又内涵丰富的历史文献。它必将促使当前红学界在有关曹雪芹的思想性格和家世生平的研究方面，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关于箱箧的真伪，学术界存在着分歧的意见，还展开过一些争论。这是十分正常而且可喜的现象。有分歧有争论，并不是坏事，只会有助于加深对新发现这件文物的认识了解。怕的倒是，风平浪静，无动于衷。对于一件刚从历史尘封中展露真容的文物——尤其是涉及到曹雪芹的重要文物，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一、要重视，要妥善保护；第二、要加强分析研究，尤其要鼓励争鸣；第三、要尽量避免过早地以组织名义下结论。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出现了分歧的意见，更由于热心此事的吴恩裕先生过早去世，人们对这箱子的热情消退了，有关部门对它也不够重视了。而尤为不妥的是，人们放松甚至放弃了对它的研究，再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或不敢于针对产生分歧的具体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和争鸣。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一种妥善的“冷处理”办法，让时间去说话，让今后发现的有关新材料去检验它。这想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毕竟是消极的，缺乏只争朝夕的积极进取精神。更何况希冀于发现曹雪芹的新材料——尤其是他的遗物、佚著之类——实在是太难了。等到时间的金箭射到下一个落点，很可能已经撂下了我们整整的一代人。说起来也真有点奇怪，但凡发现一点有关曹雪芹的材料线索，不是迷失断线，就是收藏者吞吞吐吐掩掩藏藏，弄得问题成堆，疑云迭起。因而我认为，即便今后果真又发现了与此相关的什么新材料，如果仍用这种“冷处理”的办法去对待，恐怕也很难说就可以真正达到用它们去相互“证明”的目的。《废艺斋集稿》和曹雪芹箱箧的相继发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两件东西本来可以相互印证，却反倒让人疑窦愈增，热情更减。我以为问题并不出在这两个物件本身，主要还是我们辨别事物的方法和着眼点有毛病。

1982年初，安徽一位名叫洪静渊的老先生致函端木蕻良，称其“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内载有名许芳卿者，“随父客金陵”，在其夫卒后，亦作悼诗云：“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思人睹物埋陈箧，待殓停君鬻嫁裳。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孃。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郞望北邙。”并称，此诗才是“芳卿悼亡诗”原作，而原发现的曹雪芹箱箧内那首“芳卿悼亡诗”②，“既不合旧体诗的平仄，又词不达意，不似一个工诗的女子所作，可能是一个不懂作诗，而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人模糊追忆出来的”，云云。当端木蕻良先生复函索问其所见《旧雨晨星集》的写作及刻印年代时，洪又复信称：此集“经查系嘉庆乙丑三月‘瓜诸草堂’板本”，而他自己所见残本，则“系白宣纸抄本”云云③。

因为有了这一“新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私下议论均一致肯定原发现曹雪芹箱箧上的悼亡诗系“伪作”，进而也就断定其箱箧本身亦属“伪品”。但在我看来，此事却大有蹊跷。在1983年10月参加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我曾问过熟知此事内情的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胡文彬先生：除这位提供“新见悼亡诗”情况的洪静渊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包括与之通信的端木蕻良和刊布此事的《文献》编辑部人士）见到过这个新发现的《旧雨晨星集》残本原件或影印件？回答是：没有。于是我和文彬先生相约于大会结束后共赴安徽往访洪静渊，亲自验看一下该残本原件。后因其他事情阻扰而未果。如今时间又飞快地过去了四、五个年头，人们除了在脑海里无端留下一个“曹雪芹箱箧系伪品”的深刻印象之外，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应当再去核实并思考一下所谓“《旧雨晨星集》”残本与曹雪芹箱箧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然而我心中的疑团却一直没有消除。我始终觉得，这个所谓白宣纸所抄“残本”上的“芳卿悼亡诗原稿”，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试问：洪静渊所称该“残本”如果确实存在，在摄影和复印技术相当普及的今天，何以不向与之通信的端木先生和刊布其通信的《文献》辑刊直接出示其照片或影印件呢？而且，《旧雨晨星集》既然还有印本在，何以不指明其印本上是否也有此芳卿作悼亡诗的记载？再者，洪静渊抄给端木蕻良的所谓“悼亡诗原作”，合律固然是天衣无缝的合律了，然而十分合律的“克伤乩诼重玄羊”之句，其支离费解之甚，则不能不让人感到，似乎隐约透露出有将原箱箧上真正是“词意畅达”（洪静渊语）的“乩诼玄羊重克伤”，为了强求合律而打乱重组的形迹。又如另一处更加天衣无缝的“小改”，也同样透露出这样的迹象。即所谓“残本”上的“思人睹物埋陈箧”，乍看确比箱箧上“睹物思情理陈箧”更加合律，且被指出有陈散原悼亡诗：“遗篇稠叠埋陈箧，后有千秋未忍开”作为出处。殊不知陈散原的“埋陈箧”，是针对着“后有千秋未忍开”的不忍“睹”的心情而言的，那自然是真正“埋”于“陈箧”了。而箱箧上的悼亡诗“睹物思情理陈箧”，原本是要“理”出所“睹”之“物”——“嫁裳”去变卖，又何须“埋”于“陈箧”呢？在此处去套用陈散原之句而弄出这个“埋”字来，岂非乖谬不通之至么？可见，为了追求合律（本来“理”字不改亦是合律的，“一三五不论”嘛），竟自作聪明地改“理”为“埋”，还煞有介事地指出一个“出处”来，则恰好暴露出正是心中存有这个“出处”的人，才会弄巧反拙地犯这样因词害义的常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