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捡柴，我在“2.8 拾柴搂禾的少年”中已经讲述一部分。可是，灶膛里缺做饭的柴草这件事是那样让我刻骨铭心，缺柴和捡柴几乎贯穿于我前30年的生活中。李铁梅尚能“提篮小卖拾煤渣”，可是，我却处于“小卖”不允许，也没有煤渣可拾的境地。捡柴可能是除了挣工分吃粮的劳动之外的最重要的“业余”劳动了，其中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哀叹，很多很多的眼泪。故此，再作为独立一章补充讲述。）
我从能干活开始，在外边遇到柴草就要捡起来，带回家，放在柴垛上。“一根草棒都捡回家”是那个时代的庄稼人和极其孩子的形象。进城读书后，校园里的操场周围和大路的两旁长着高大的白杨树。这些杨树增添了浓郁的校园氛围，特别是大道两旁的杨树，使大道看起来就像绿色的长廊。深秋，金黄的树叶被风一吹，落满一地。下了课，我和几个同村的同学经常带着个布袋，迎着城里孩子耻笑的目光，到处捡树叶，回家当烧柴。这些树叶，也不能大量捡，因为学校管理厕所的人是来自郊区农村的，他们也要树叶子，看见我们捡多了，他们会没收。冬天，没有树叶了，那些连接叶柄的小树条也会被冻落下来。课余时间，我就到处捡小树条。把捡到的小树条捋整齐，用小绳捆起来。每天捡一小捆，放在课桌下，放学时背着回家。这些小树条用易燃的柴草引着，烧饭时冒烟不多，而且耐燃，燃烧时发出啪啪的响声。冬天，用自己捡来的柴做饭，听着啪啪的响声，心里感到挺温暖，母亲也很满意，常对人夸我会过日子。养成习惯了，在路上看见树枝、树叶，就觉得很亲切，忍不住想捡起来。
学校隔壁是烈士陵园，那儿柴草多，但是很少敢去捡，因为那儿不让进去捡柴，要是爬墙进去，不小心被抓住要遭殃的。
文革到来之前，上级每年能供应一些价格很低的煤（那可能是极少的“公家”对老社员交公粮的回馈之一），拉回生产队，分给各家一点，用来烧火做饭。二哥那时常到大泸湖、汤庄，甚至枣庄去拉煤。我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里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迎碳车子”——那时的金雀山路是沙土的，上坡的地方很陡，拉一车子煤很难爬上坡，我们的任务就是带根绳子，到金雀山西边去帮大人把车拉过金雀山。但是，我们常常迎到白庄附近甚至更远，在那里等着。
沿着沙土公路过了陷泥河不远就是白庄。白庄南边的田野里分布着好几个巨大的土堆，听说那是传说故事中的英雄罗成的坟墓。传说罗成非常英俊，有72个妻子，他的白龙马在陷泥河中被陷而战死之后，他的每个妻子给他修了一座坟墓，共72座，但是罗成的尸体埋在哪一座却是个秘密。每当我们看到罗成坟，就觉得有些好奇，但却从未去跟前看一看。
过了白庄，如果还没遇见拉煤的，我们有时候还会向前走，经过黄土堰、红土屯等。这个活很辛苦，步行十几里路，特别是冬天，去的时候穿着棉裤棉袄，迎到“碳车”以后，卖力地拉一会就淌汗了，就得把棉衣脱下来。但是，我们很乐意干，因为我们去了，拉车的大人可以省些力，他们很高兴，就把带的煎饼分给我们吃（平时在家里是舍不得给小孩吃干粮的，干粮要优先给干累活的劳力吃），有时甚至让我们在白庄的路边小饭店里吃一小黑碗漂着几点肉片的“烩菜”。
买来的无烟煤主要用来冬天点炉子，烟煤用来给带风箱的灶当燃料做饭。大部分家庭都有自做的泥土火炉，冬天点燃，在上边烧一锅地瓜粥或者地瓜干粥，一家人围在一起喝，也感到挺幸福。顽皮孩子的鞋子、袜子湿了，婴儿的尿布湿了，也可以在炉台上烤干。热水泡手也是烧火炉的方便之一。农村人干活没有手套，又经常在外边干活，一到冬天手就皴，裂口子。手背上的口子基本上都是小的，严重了向外渗血，疼得钻心，晚上用热水泡一泡，涂上些哈喇油，第二天就会好的；干农活的人，手上磨出老茧，手的正面，特别是手指横纹处，容易开裂大的口子，这种口子更难以治愈，要经常用热水泡。火炉旁边往往埋进去一只瓦罐，叫做“温罐”，温罐里面装上水，就可以用到热水，这些热水可以用来泡洗手脚，也可用来做饭，以节省煤炭。后来，煤炭供应越来越少，柴草也越来越缺，就只是供应一点烟煤，用来做饭；农民冬天用煤取暖就成了奢侈了。我家有时冬天能在最寒冷时点一个月的炉子，那是当工人的三姐夫给的，国家供应一点，他节约一点匀给我家。住在本村的我姑父家是很“特殊化”的人家，他家大概冬天总是有煤炭烧炉子，因为他家很多亲戚是城里人，每家给他一点煤炭，就够他家用的。于是，每到冬天，姑父家总是坐满人，大家都在那儿取暖，也可以喝开水。
“文革”爆发后，煤矿工人都“闹革命”去了。说是“抓革命，促生产”，可是，革命红红火火，产的煤越来越少，无烟煤停止供应。开始，还供应一点烟煤，社员们拉着风箱烧火做饭。一时间，手拉风箱成了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和财产，到了做饭时间，每家都响着“呱嗒、呱嗒 ”拉风箱的声音。村子里也时常有打风箱的工匠挑着担子满街吆喝“打（制作）风箱了”，“有修理风箱的吗？”做个风箱要花不少钱，要千方百计才能做得起。但是，没有风箱，是无法让烟煤燃烧的。记得我家做风箱是当时的一件大事。连接风箱的灶叫做锅框子，是母亲自己做的。她用反复摔打的泥巴掺上麦草，在地上扣一个泥盆，把泥巴用手像上边一层一层地糊，糊成灶的形状。做好了，晒干了，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抬到灶房，就可以用了，以后越烧越结实。过一两年，就再做一个新的，把旧的砸碎，用来做肥料。后来，我也学会了“制造”泥土灶。烦人的是，风箱常出毛病，过一段时间，风就很小了，“呱嗒”、“呱嗒”地很快拉动，累得腰酸胳膊痛，风也赶不上。风赶不上，锅底下就冒烟，不冒火，伏在灶口上使劲往里吹也不顶事，熏得人咳嗽、流泪，真是气人又无奈啊！遇到这种情况，熬一锅粥就费劲了。这就要再花钱找人修。吃一顿半生不熟的地瓜粥的事情也是常常发生的。
不久以后，易燃的烟煤也没有了，只供应一点汶南产的“白毛渣”（因呈白色而得名），“白毛渣”价格不低（好像是每斤2分5），但是燃烧极不好，那时是不要没柴烧，要了点不着。社员给这种汶南煤命名为“为难”，又贵又难烧，不要还没办法。再往后，连“白毛渣”也不供应了。
有一段时间，兴起了去碾米厂拉稻壳的风。本来那些稻壳都是废物，不要钱就可以拉，后来发现稻壳用风箱吹着做燃料还不错，村里人就都去拉。以后就花钱买。买的人多了，半夜就去排队。不久以后，花钱也买不到了。
做饭用的烧柴都很困难，冬天的取暖就更谈不上了。自从不供应煤炭以后，除了工人和国家人员家属，各家各户冬天都烧不上炉子了。积攒一点柴草，也不舍得取暖。到了冬天，孩子们没有事，就被家长赶出去做游戏暖和身子。到了冰天雪地不能出门的日子，很多人呆在床上，每天只吃一两顿饭。不耐寒的人，就用称之为“莪丝”的碎草屑等怄火，这些东西不冒火头，因此不能当烧柴，但是，可以放在火盆里，用可燃的东西点燃以后，伏在一边吹一吹，会慢慢地怄出呛人的烟火。每家都有一个泥土做的火盆，放在堂屋中间。“莪丝”冒烟以后，屋子里会暖和一些，家人往往围着火盆，把手放在上方烤，眼里流着被烟呛出的泪水，气管不好的老人更是吭吭咔咔地咳嗽着，严重的憋得喘不开气，老人患气管炎的非常多。偶尔，孩子还会放几个玉米粒在火盆里烧了解解馋，如果热度适当，玉米粒还会砰地一声爆开花。每逢这时，孩子们会不顾草灰烫嘴，捏起来就扔到嘴里。
烧柴越来紧张，甚至连工人也没有充足的煤炭做饭了。于是，煤油炉就应运而生。集市上有卖煤油炉子的。可是，那时候，供应的煤油也很少，谁家也不能老是不点灯啊。于是，煤油炉变成了柴油炉，那时柴油还比较好弄，当然，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搞到的，要有后门才行的。还是多亏了三姐夫，他用公家的材料给我家焊了一台非常坚固的柴油炉（那时候，“公家人”使用公家的东西很自由，叫做“大家拿”），又想办法给买了一些柴油，我家就用柴油节省着做饭。柴油炉一开始好用，用一段时间以后，燃火的棉线捻子焦了，就不容易点火了。所以，要时常用手捻掉烧焦的线头，常常弄的满手漆黑，满身柴油味。这台柴油炉，我一直断断续续的用到80年代初。
（煤油炉）
有些没有任何办法搞到燃料的就更是急。他们在冬天就背着筐头子，到处转悠，捡塑料布和油毡纸烧火。我家也烧过几次油毡纸，油毡纸很容易燃烧，但是发出浓烟和刺鼻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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