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
(拍摄于1938年)
苏秉琦先生,生于1909年,北京大学教授。他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初创,一切都处于混沌初开的茫然之中,这时候,苏秉琦先生通过在关中大地的考古,找到了揭开谜团的钥匙。
那是在1934年冬天,他们一行人从西安出发,前往关中西部的宝鸡斗鸡台(阅读这一部分文章,请点击去宝鸡考古的旅途——80多年前苏秉琦先生见闻录(上))。
在宝鸡斗鸡台,苏秉琦先生不仅做了考古工作,还对关中人的生活做了细致的观察,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字,记录了1934、1935年关中的民间生活和社会状况,写出了《斗鸡台考古见闻录》。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秉琦先生在梦中多次呼喊着“斗鸡台”。那是他青春难忘之地,是他对热爱之地。
经苏恺之先生首肯,本公众号“终南山故事”将独家陆续发布本文。
本篇是苏秉琦先生《斗鸡台考古见闻录》的中部,上部在本公号前期已发布,下部在下期发布。
斗 鸡 台 考 古 见 闻 录(中)
苏秉琦
一、宝鸡方言
宝鸡正当入汉中的路口,去西安和南郑(汉中)的距离,大约相等。因此宝鸡的语音,有的和西安相同,更有些是宝鸡所特有的,呈一种杂揉特殊的现象。
宝鸡
宝鸡话不但和国语不同,和西安话也有很大区别。当我们初到西安的时候,和本地人说话,虽然觉得有些别扭,大半还能听懂。可是一到宝鸡就不同了,我们说话,他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不懂。过了几个月以后,才渐渐能够和他们随便谈话,不觉得困难了。
二、经济状况
本地人民的经济状况,都非常困窘。没有五十亩田以上的地主;没有上千元的资本家;所谓贫富,不过是大贫和小贫的差别罢了。至于贫困的原因,可以分作自然的,和社会的,两方面来说。
自然的原因,第一是耕地不足。例如陈宝祠所在的戴家湾,全村约六十户,耕地共不足四百亩。所以每户占地最多的不满五十亩,普通只三五亩。闹灾的时候,饿毙逃亡的,大约不下十分之三四,可以想见原来人口的稠密了。
第二是雨水缺乏。因为“原地”和“坡地”占耕地的大半,所以常患雨量不足。这一带的庙宇多供着“火帝真君”,也许是苦旱的缘故。“滩地”只占一小部分,比较耐旱。有的还可以引水种稻,不过面积不大,有时河身改道,淤上一层泥沙,膏壤便立刻变成了不毛之地。
宝鸡的一个村庄
(1935年)
社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种烟的结果:一,因为种烟(鸦片)占去了最好的麦田,食粮不足,还需要仰赖输入,所以价格提高。
二,烟价低廉,吸食方便,因而吃鸦片极端的平民化和普通化,结果烟土出产的大半,都归本地消耗。
三,人口虽然稠密,劳动反感不足,以致提倡农村副业,和出外谋生,几乎全不可能。
以上不过是随便举出几点,至于我们所耳闻目睹关于种烟的情形,等下一篇再说。
关中道上的罂粟花开(1935年)
其次是高利贷的剥削,我未到陕西之前,听到前几年闹旱灾的时候,许多灾民都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来多延续一会他们的垂绝的性命,他们一定早把地卖了。因此我想那时候土地的兼并,一定很剧烈。
到陕西后,虽然也常听人说汉中有一县,全县的土地,都是几个地主的;三原,泾阳一带,因为有灌溉之利,有些达官富贾在那里置产。然而这种情形,在斗鸡台并不显著。土地的分配,还不大悬殊。
可是高利贷却很普遍。十来亩田产的家庭,负几十元债务的很多。利率普遍十分。虽然有的稍低一点,可是当烟苗正需要上肥料的时候,那种短期借贷,普遍是一元借款,还烟土五两。不过三个月的功夫,几乎就是兑本兑利!
鸦片和旁的庄稼不同,非用肥料(豆饼最好)不可。种烟的人交罚款,用人工,已经花去不少的本钱,如果歉收,一定赔累。当用钱孔急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用这阎王债了。
由于以上社会的,和自然的,两种原因,所以就在丰收之年,还是呈现非常贫乏的景象。
三、衣服
我们在看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衣服,多半只有一身,并且夜间还要穿着当被褥。十来岁的女孩子冬季只穿一件短棉袄不穿裤子的,我们也曾亲见过。简陋的情形,可想而知。
衣服的材料,大都是用本地的棉花,自纺自织的土布。幅宽约一尺半,一元可以买一丈三四尺。质地比河北早年所出的小布(就是手织土布)匀细,这是原棉稍好的缘故,比粗市布厚重一点。可是现在四十码长,约三尺宽,十四磅重的土布,才卖六元余,比这种土布,便宜一倍多。
将来因为交通便利,这种乡村手工业,恐怕不久也要步其他各地的后尘,渐归消减。陶希圣先生曾说过:“纺织是乡村抵抗都市的最后武器”。不过所谓乡村的纺织,如其想存在的话,恐怕也非采用机器不可。
衣服的颜色,男子通常用靛青色,或元青,青年妇女多是大红大绿。老妇多用深毛蓝。总之都是单纯的颜色。再看城市中所着衣料的颜色的复杂情形,真让人有“目盲”之感!服装样式,男子平常都是长裤短袄,戴瓜皮帽。妇女的袄,长不到膝盖。常镶着很宽的花边,她们不带帽子,有时候用布包头。
四、吃饭
因为种麦比较多,所以吃麦和杂粮大约相等。面食的做法最普遍,其次是馒头,还有一种叫“麻糖”,就是北平的油炸麻花。
“哨子面”就是汤面里边加些肉丁花菜。“醪糟”比江米酒淡一点,有时候用它煮“麻糖”。“醪糟”和“哨子面”两种听说四川也有,名称和做法都一样。一天三餐,晚饭特别叫做“喝汤”,因为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晚饭不很重要,和城市生活正相反。
五、住
住的问题,在这里比较容易解决,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一种细密坚实的土壤,他们可以不需要任何材料,只要靠着原土坡化,上二十来工的劳力,就可以造成一个约两方丈大小,十来尺高的房屋——窑洞,也可以支持十来年的功夫。
窑洞(1936年)
窑洞里边半截是土炕,洞口拿土坯垒一堵墙。留下一个小门,和小窗洞。再有一个窑洞堆积一切农具粮食柴草和杂物等等,这就是一个五六口的家庭的住宅。两个窑洞前边,再用土坯垒一堵墙,围成一个院落,加上一个板门的就是少数了。
这种住居,虽然空气不很流通,并且缺乏阳光,但它确乎是冬暖夏凉。
陕西的气候虽比北平暖些,可是冬季也常在摄氏表零下七八度。他们几乎可以说没有被褥,就穿着白天的一件棉袄,睡在光土炕上,就能过冬。在夏季因为阳光晒不透,所以比普通的房子的温度低。
徐先生常说三伏的节气起于秦德公,秦的雍城在现在的凤翔城南。大约就是因为这一带的人夏天都伏在窑洞避暑,所以叫做“伏”。因此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虽然有房,他们也宁愿住窑洞,房子的建筑,多用土坯墙。除了庙宇,很少用砖墙。屋顶却多半用瓦,有时候也用泥,厢房屋顶的样式,都是像天井一面倾斜。
六、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苏秉琦先生拍摄)
交通工具,非常的简陋,因为地势不平,所以没有大车。一般运东西用牲口驮,或用手推车。
代步用驴,农闲的时候,牵着小驴,在大路上(通汉中)揽客,这是他们唯一的副业。
七、秦腔与社火
娱乐方面,最主要的是戏剧,陕西是秦腔的发源地,这大约是因为陕西人特别爱好戏剧的缘故。只宝鸡一县,听说就有三个戏班。
近两年年境稍好一点,从旧历正月起,直到割麦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中等的村落,都要轮流着唱一次戏。
一次三天,普通代价一百元上下,其余的杂费,也须要这些。这项开销,在一个贫瘠的乡村,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秦腔剧照(1932年)
工人们辛苦了一天,晚上还要到一二十里外的村庄去看戏。至于因为附近村落唱戏,工人们全体都宁愿牺牲工资去看戏,以致我们的工作不能不暂停的时候,也不只一次,他们尤其好唱,随时随地,常常可以听到那种凄凉悲壮,古朴无华的歌声,正和陕西人的刚毅质实的民性一样,大约是受了那雄奇的太白太华的启示。乍听的时候,也许觉得它刺耳和单调,听惯了以后,就会觉得和那白雪皚皚的秦岭,有一种协和的美了。
宝鸡东岳庙戏楼(1934年)
常有一个老汉,——那可是一位民间艺术家,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来。我们给他一两支纸烟,他就高声的唱起了他自撰自谱的“打白狼”“打郭坚”。工人们都倾耳静听,似乎是心领神会,大有诗人荷马的风味。
宝鸡社火(1935年)
唱戏都是拿酬神为名,还有一种酬神的赛会叫“社火”。由一个村落单独的,或几个村落联合起来,在春季举行。挑选十几个或几十个儿童和壮丁,完全照舞台上的化装。人物大概是以关公为主。化装完毕以后,骑着驴或骑马,前头打着锣鼓,还有些人捧着香供。
宝鸡社火(苏秉琦先生摄)
浩浩荡荡的排列成一行,在庙前边走两趟,然后到庙里烧香放炮,就完了。有的不用牲口,用木板作成舞台大小的一辆车,用十来个牛拉着,这种叫“车社火”。
还有灯彩戏,唱辞和秦腔戏剧一样,因为比大戏省钱,所以尤其普遍。二十四年春天,单只陈宝祠附近就唱了两次。
八、婚嫁
婚姻可以说完全买卖式的。不论贫富都讲价钱,普遍从三二十元到一二百元。我们曾参观我们的一个工人结婚,他告诉我他是前几年订下的,当时只花了十八元,和几升小麦,并且说“这两年年境好一点,人很缺,不容易办了”。
婚姻既是买卖,所以仪式很简单。
结婚的前一天,男家预备几桌酒席,打发一乘轿子到女家。新娘坐着轿子的前面,几个伴娘和送亲的都骑着牲口,跟在后边。另外有两个人抬着嫁妆箱子。
没有乐队,他们说只有丧事才用音乐。
斗鸡台民工的婚礼(苏秉琦先生摄)
一行走到男家,在门口外边停住。男家出来一个老妇,拿一只织布机紓给新娘抱着。然后两个伴娘才把新娘扶出轿子,在铺好的一条白布单上走到门里边。
新郎便走到新娘面前,在白布单子上边,换上一双新鞋。然后隔着新娘蒙头的红巾,从新娘头上摘下一枝纸花。新郎走到院里预备好的一个香案前边,行三叩首礼。行完礼,再来领导新娘走到新房。等新娘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人拿秤杆在后边把新娘蒙着头的红巾挑下来。
这时来宾给主人道喜,主人让客人入席,新娘新郎一块出来给客人叩头道谢,仪式就算完了。
九、蓄发与缠足
男子蓄发的风气还很盛,剪发的不过十分之一二。
1934年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
(注意民工的发型,都留着发辫)
大多数的中年人,都留着不满一尺长的发辫。这是被强迫的剪掉,又留起来的。这样强迫剪掉,又私自留起来的事,据说已经不是一次了。足见改良风俗,比改良政治还难,乡人的愚顽,自然是主要的原因。可是据土人说,当军队追剿的时候,曾有人因为光头而受嫌疑。所以安分的乡下人,更视为畏途了。
缠足在陕西,尤其是宝鸡最盛。有句俗话说“凤翔头,宝鸡脚”。
三寸金莲,在别处是夸饰,是理想,在这里几乎是普遍的事实,是起码的标准,很少例外。鞋的样式,完全是那种木底高跟的老样,镶着很宽的边。
奇怪的是七八岁的女孩子 缠足的居然还占多数。提倡了许多年放足,而结果如此,照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半世纪还是不能够彻底。
整理者: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以上为苏秉琦先生《斗鸡台考古见闻录》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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