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是非真妄待思量
好人·坏人·俗人·罪人——
读《晚熟的人》所感
文/宫殿楼台
“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是莫言总结的写作手法。在新作《晚熟的人》中，这一手法被他再次淋漓展示。整本书十二个短篇，除了《火把与口哨》能够让人感受到侧重于正面描写以及《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带有明显的“批判”倾向以外，其余篇章，要么看不出究竟是侧重于正面描写还是反面描写的客观叙事，作家对其中的人物描写看似随手写来、波澜不惊，如《等待摩西》中的柳卫东、《澡堂和红床》中的一干人物等；要么感觉写的是坏人，却让人觉得作者表现的是中立立场，并无明显抨击、批判，反倒有些悲悯、同情，如《斗士》中的武功、《红唇绿嘴》中的覃桂英；要么感觉是写好人，却又表现出了坏人的一面，如《贼指花》中的武英杰。读着这样的作品，显然是对以往那种非好即坏、黑白分明、爱憎分明阅读习惯的颠覆，让人茫然混沌，不知道作者这样写究竟是何意图，很是困惑。直到看到张川平的评论《<晚熟的人>：莫言的小说万花筒》以及格非在“莫言近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才豁然开悟。张川平写道：“莫言用叙事的利刃削去剔除了一些对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至关重要的信息，给读者造成若干个认知的'盲区’和'黑洞’，混沌和不确定性因之而生。要不要释疑，如何释疑，此一悬疑有多少个合理推测的'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可交托给读者去处理。”。格非说道：“我完全不赞同你的政治立场，我完全不赞同你的价值观，但是我仍然被你感动。它提供的这个空间，在是和非之间，在真和妄之间，他提出非常重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提出小说应该提出的问题，这是莫言这个作品非常重要的地方。”哦，原来莫言如此写作就是为了展示“是和非、真和妄”之间的空间，对是非对错、真妄虚实并不做出结论，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求解，去“换取小说文本的无限增殖以及阅读效果的最大化”。莫言曾说他是“讲故事的人”，作为作家，他肯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在作品中，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只负责讲故事，而把故事里的价值判断留待读者自己去思量、去考究，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去充分挥发个人想象、挥洒个人思考。读了《晚熟的人》，不禁陷入“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如何区分”的疑惑与思考之中。现实生活中，我们在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时，往往习惯依据于自己头脑中习久性成的判断标准和个人喜恶。而我们如果稍加反观自省的话，能够比较客观、公正一些，就可能会发现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好人”的人是因为我们“贪亲忘了丑”，而忽视了他们的坏，而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也不乏闪光之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大概也就是法律最后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下，然而被判有罪的人就一定是坏人吗？似乎未必。世间有一套套判决罪与非罪的法律条文，却没有区分好人、坏人的绝对标准，但又确实存在一套看不见的价值标准，如道德、伦理等等，被人们拿来指导自己做人，拿来度量好人、坏人。
人心易变多变，价值取舍飘忽变化，会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好人、坏人的标准也就变得朦胧迷离，也就很难言之凿凿地断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只能象莫言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万般牵挂难放下，到底还是一俗人”。茫茫人海里，芸芸众生中，“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更多的是凡人、俗人，而极少伟人、圣人、超人，这或许就是大自然（包括人类）进化和生存的法则。柔弱长存，刚强易折。承认人的七情六欲与阴暗，并非对人的亵渎与丑化，而是对人性的正视与尊重。如果非要把人往“高大全”里塑造，极有可能就是别有用心、自欺欺人。历朝历代的先贤们都在倡导并追求“外圣内王”，但最终成圣成王的又有几人？普天之下，多的是泛泛之众。大大方方地坦然承认、正视人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并不是要偏袒、纵容人之“恶”，而是在承认、正视的基础上，重视教育、教化的功能去扬善，重视“打造制度的笼子”去惩恶，这总比把人向口是心非、人格分裂的伪善、伪君子上逼更好。
莫言在访谈中说到：“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作为一个作家，要对十恶不赦的恶棍报以同情，因为他也是一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使他成为恶棍。也许他可能成为一个好人，结果成了一个恶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悲剧吗？不要把宽容、悲悯作为喊在嘴里的口号、拿在手里的板砖。”这些话发人深省。对比一下《晚熟的人》里的这些人物：装腔作势、招摇撞骗的诗人金希普，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表弟宁赛叶，胡搅蛮缠、蛮横耍赖的“斗士”武功，搬弄是非、贩卖谣言的覃桂英，他们固然可恶可恨，但再深究一下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可恶可恨的人，究竟是因为他们天性如此还是后天所迫，我们就可能不会一味指责、痛恨他们了。如果是因后天“特定的历史时期”等原因所迫，那我们就可能会把指责痛恨的矛头指向那些后天的因素，而对这些人抱以同情。即便他们天性如此，是“性本恶”的产物，那他们不也值得、甚至更值得同情吗？正如莫言所言：“所谓的坏人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神奇的基因何以要把他们打造成如此令人可怜可恨的“坏人”？他们何以不想摆脱基因的束缚而成为可敬可爱的“好人”？对他们来说，如果真有所谓“命运”的话，那命运对他们何以如此不公？再来想想德国的纳粹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还有中国的文革这些所谓“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多少曾经善良无辜的人们成为了狂热的罪犯，我们就会清楚人的多面性、人的阴暗面。坏人之所以成为坏人，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除了他们自身的因素之外，也不排除特定环境的影响。对事物发展而言，内因是决定性的，但有时候外因的作用无以摆脱。就如莫言所说：“在巨大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当中，在巨大的动乱当中，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不由自主的”，“每个人就像一枚落到大江大河里面的枯叶一样，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哪一朵浪花卷到哪里去。”再来做个假设，如果没有特定环境的影响，譬如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成为战犯，成为罪人呢？罪恶的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也让一些本可以安守本分的良民被“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裹挟而泯灭人性，成为了丧心病狂的战犯和罪人，这自然是莫大的悲剧。而造成这悲剧的根源又在哪里？一幕幕悲剧的发生在啃噬、拷问着人们，在警醒着人们去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在《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中，莫言讲过：“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莫言所讲的“罪”，是从占用、耗费资源的角度来分析的，当然不是指法律上的“罪行”，而是对整个人类、对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罪过”。人类自诩“万物之灵长”，然而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广袤无边的星河以及依然充满无限神秘与未知的未来，人类真的可以傲视苍穹、睥睨万物吗？地球生态的恶化，稀有物种的灭绝，时至今日依然纷扰不息的战乱战争，分明也是人类贪婪索取、相互争斗的“杰作”。
若是站在万物有灵、万物平等的角度来看，人类是没有资格自傲的，对于因人类活动而被破坏的自然、被殃及的物类和人群，人类自然是“有罪”的。如果真有外星人和外星文明存在的话，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否受欢迎、是否会引发严重后果，自然是另待别论。似乎人们都在纷纷指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如果能反躬自省、扪心自问的话，又有谁能够拍着胸膛、底气十足地进行指责呢？又有谁能够确认自身对世风的没落、人心的颓败、道德的滑坡不负有责任？
人在江湖，出没红尘，多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身边的不公、虚假、丑恶之流不闻不问、置若罔闻；或是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步其后尘、坐享其成；甚至变本加厉地投身其中，推波助澜、沆瀣一气。“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面对时代之殇、时代之病，身在其中的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造孽者；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罪”。谁都没有资格站到道德阵地的制高点上自我感觉良好地一味指责他人、贬斥社会。如果某些拿着“攻击”机关枪、不加节制释放情绪、以泄私愤为快的被称为“喷子”的人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看到自己的“灯下黑”，可能就不会那么偏激、一身戾气，就会变得理智和宽容。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写道：“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佛家眼里，众生皆苦，所以怀有普度众生的悲悯与善念。或许正缘于此，莫言也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人类再怎么伟大，再怎么能折腾，再怎么“人定胜天”，终究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对于被破坏的生态、被耗费的资源、被污染的世道人心，每个人都是“罪人”，谁都不该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地去裁判他人。大家都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是浩瀚宇宙中的渺渺尘埃。多想想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卑微、不可克服的弱点、阴暗面、恶和“罪过”，我们或许就会心怀悲悯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恶人，对待也可爱也可恨的世界和也可敬也可怜的众生。~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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