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则情满于山，涉水则意溢于水，山水给了古人们无端的感动和莫名的哀伤，他们对山水的渴求挚恋，即对生命本身的渴求挚恋。
1、游学天下的漂泊心态的归依。总的来说，传统文人的启蒙思想就是修齐治平，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朝廷与江湖便是他们人生的两大处境。但不论在朝在野，根植于他们骨子中的故乡情结会终其一生。那么，所有的山水描写便在潜意识中有了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就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宋代张咏诗云：“莫讶临歧再回首，江山重叠故人稀。”面对着旅途上的每一处山水，诗人心里揣着的是故乡和亲人，而让他永不停息地跋涉的正是在故乡和童年树立的匡世的理想和报国的抱负。《中山诗话》亦有：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所以说，诗人的山水田园情结，其实就是漂泊心态的归依。
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的奇丽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二十五岁，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离别故土，漫游四方。在他漫长的游历生涯中，山水成了他漂泊的归依。《冬日归旧山》一诗，李白归心似箭，未洗征尘，行色匆匆，即叩访山门。那久违的远山近水仿佛于他有意，那故园的芳草仿佛于他有情。在归来的路上，他以诗人敏锐的眼光捕捉到：
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睛。
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
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
正是在这样的自然里，在这样的山水中，李白真切感到，他的心是属于阳光、雪峰、嫩竹、白云和大自然的，也只有在自然的山水之中，他的心才是最自由的。人在自然山水中放情，心在自然山水中平衡。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
--《清溪半夜闻笛》
在李白的山水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身心与山水自然景色浑然一体。所以说，中国山水诗的境界，不仅表达了个体诗人代代相承的共通的心境——无法排遣的故乡情结。
2、政治、仕途坎坷的自我疗救。自古诗人多名舛，不少诗人年轻时也曾气冲霄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如今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剑客》）。然而，这些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人大都在现实中碰得鼻青脸肿。但诗人的傲骨即使屡遭打击也不会变成媚骨，于是，诗人的一生注定坎坷而黯淡。理想的破灭，生命的潦倒终于让诗人认清了自己的“性”，认清了自己的“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仕途的穷处，并非生命的尽头，“引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在这儿，诗人们都找到了另外一扇窗子。
3、自觉人格的理想追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山水是诗人们自觉人格的理想追求。山水田园诗，传递了文人墨客的人格精神。魏晋六朝在中国思想史、艺术史上都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场黯无天日，于是许许多多的文人士大夫，便纷纷从功名利禄中逃遁出来，去寻找自己的人格存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自然地便一下子找到了老庄。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逍遥观，成了魏晋“玄学”的主旋律。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人往往是孤独的，文化人的心灵更是孤独的。一个人永远也无法穷尽另一个人的心理世界，孤独的心灵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外界的共振与认同，这个外界，对于诗人而言，就是自然山水。当文人士大夫将自然山水看成知音，他们的人格在自然山水之中达到了一种妥帖的认同与共振，这就是人与山水自然的一种息息相通，心心相印。面对巍峨的高山，会产生一种崇高感；面对涓涓的流水，会产生一种柔美感。大自然的雄伟高大、宽阔阴柔渐渐成为一种人格现象，“崇高”“优美”等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后来随着佛教的渐入，释迦的以“虚、静、淡、远、明”为核心的“空明心性”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的主脉。以阴柔之水为其表象和内涵的人格追求，成为最高尚的人格标示。于是，文人们放怀山水，去寻找精神的自由解脱，在山水中以期得到一种人格的完善。陆游热爱自然山水，对自然山水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极善于把自己遗世卓立的个性融化到自然山水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自然山水具有一种鲜明的人格美。4、审美情趣的外化。古人认为，物“兴”情。这其实就说明了山水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化。《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这里刘勰虽然是在谈论赋的创作，却无意中道出了自然万物与人的情感的交流。山水田园既“兴”起了诗人的情感，同时，山水田园也无不打上这感情的印记。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古典诗人最高的精神追求，所谓天，就是道，就是自然，有时也是运命。在他们思想中，人是与万物平等的自然之子，人只有顺应自然，与道沉浮，才能得到心灵与生活的和谐，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李白“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能鞭策驱四运，万物兴衰皆自然”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因为这一思想，中国古典诗人始终把山水田园当成自已最佳的审美对像和最终的精神归所，诗人在山水清音、草木荣枯中领悟自然法则和人生真谛，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因此获得了与人类对应的生机和生命意识。同样，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体悟，通过山水田园而显现出来。山水田园不仅成为诗人最佳的审美对象，而且也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在依托。有时甚至是，内在的精神隐去了，只剩下外在的山水田园。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南山这个客体，与主体的“我”在生命中的那个瞬间相遇，“我”的主观意识隐化了，只有南山在悠悠地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源于古人对山水的崇尚之情，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独特情感和热爱，同时山水也是古人寄托情感的景物，因而中国山水画师赋予了山水画独特的意蕴。中国山水画真正开始兴盛大概起于南北朝。
山水画的出现和人们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董源是一个园林设计的专家，把自然山水作为自己一个毕生的研究课题，他画中的布置与当时的山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还有一个人物叫宗少文，他提出“山水可以陶冶性情”，通过对山水的结合，可以抒发自己的性情。山水画发展到唐代是一个高峰，比如，李思训、王维。一种是水墨画，另一种是青绿山水。经过五代，到了北宋初期，就出现了李成、范宽。中国山水画基本就这样构成，而且趋于成熟。
南宋朝廷南移，到了江南，对山水的审美越来越世俗化，所以人们对山水的要求更加直接。山水画作为美化环境的功能出现了。在水墨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元代，以赵孟頫为首的文人画出现，作为南方人对自己的家乡吴兴山水很向往。
随后，元四家出现了，科举制度被取消，文人不能做官，他们不愿意和少数民族在一起生活，通过山水画抒发自己的性情，也就是对胸中山水的一种眷恋。所以，元人的画相对北宋的山水画，有很大的不同，更加注重人的感受，强调性灵，出现了很多隐居图式。到了明代，山水画整理了历代的传统，接受了南宋的画家，将宋元作为一个标杆一个模本，进行临习，董源作为南派的代表，精神领袖是王维。由于这样一个发展，出现了关键人物董其昌——他提出了山水画的南北宗的讨论，南宗已经成为后人学习山水画主要的流派。到了清代，主要是通过线条表现书意，出现了王铎、傅山、倪元璐、黄道周等人物。产生许多写意的绘画，随后八大山人，徐渭出现了。正统性山水以“四王”为主，在野的主要是“四僧”。
画家简介
姜纪永
1969年生，山东临沂人。
1992年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1993年至今在山东淄博市峰霞艺术壁画公司工作，从事设计，绘画制作，历时23年从未间断。作品以国画山水人物见长，作品远销海内外，被多国收藏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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