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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字都是一个传说
位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网络学校为甲骨文爱好者提供业余授课。2017年6月，创办人徐君接到了山东学生王朝晖的电话，询问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征集活动，他尝试释读了一个字，不知道该找谁推荐。
徐君问，是单字论文吗？对方给出了肯定回答。“那就对了，多字论文可能会通不过。因为中国古代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传说，都有一定的造字原则。”
在学术界以外，释读甲骨文拥有众多业余爱好者。
徐君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志愿者，他爱好收藏，七八岁时无意收藏了第一块甲骨片。生在安阳耳濡目染，他对甲骨文的知识全靠自学，眼看着50岁了，徐君想为甲骨文做点什么。“原本打算自己建一个博物馆，但经济达不到。”2014年，徐君创办了甲骨文网络学校，三年一共有五千多人报名。
几位授课老师都是文字博物馆的志愿者，课程的内容主要是教人识读已有公认含义的甲骨文字。线上讲解，没有学费，每周一到周四的早上6-7点，持续20分钟，一天3-5个甲骨文字。
课时持续两年，考试通过后才能毕业。第一届的毕业考题是，用甲骨文介绍你生活的地方，或给家人写一封信，至少出现200个甲骨文字。第一届报名180人，最后只有52人顺利毕业。
接触甲骨文资料多了，徐君脑海中会“有一些感觉”，模糊地判断某些字的意思，放在卜辞中也能读通。他尝试写考释论文，写了两千字，放弃了，“我毕竟不是专家，我只不过是爱好和普及”。
徐君清楚甲骨文研究有很高的专业壁垒和学术标准，对于想参赛的王朝晖，“我估计他现在处于一种无奈的状况”。
王朝晖二十年前开始学写甲骨文书法。“那个时候写错字，要探究这个字对的写法”。于是他开始自学甲骨文。到现在五十岁，对甲骨文的书写和释义也累积了自己的看法。
他确实有意投稿。并且准备了一些资料，想去社科院，通过私人渠道请专家看一下。他有些不好意思：“拿到专家眼前，可能会是一个笑料。”
到目前为止，民间爱好者的考释成果，很少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甲骨文的热情。
在王子杨看来，甲骨文之所以能越过专业的门槛，吸引这么多业余爱好者，魅力在于它的表意性。“整个文字的构形，在别人看来像一个图画一样。”他说。
作为甲骨文领域为数不多的青年学者之一，王子杨也曾考虑转去研究更为热门的简帛，但“说实话就是出不来了”。他常常在散步的时候想着某个字，“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也搞不懂，很多东西等着我……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
没把大钱用在刀口上
1966年，宋镇豪在武汉河运专科学校读书。时局动荡，他偷偷把一本蓝绢面的线装书揣进怀里——从这本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开始，宋镇豪一生与甲骨文相伴。
他当时的外号是“古董”，喜欢考古文物、古典诗词和文言文，朋友也多是“老先生”、忘年交。“我不太主流，是个'不入流’的人嘛。”68岁的宋镇豪笑着说。
宋镇豪的“老朋友”、忘年交相继走了，也不见有太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领域，甲骨学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的学科。2008年，中国社科院批准立项梵文、简帛学等15门“绝学”学科，甲骨学也在其中。
与其他古文字相比，甲骨文研究囿于材料有限，不容易出成果。王子杨说：“从整个学界一年发表文章的数量上看，太悬殊了。我们一年的甲骨文文章也没有几篇，可是简帛的文章上百篇是没有问题的。”
年轻的学者陆续转向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王子杨估计国内主攻甲骨文方向的青年学者“充其量二三十人”。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学生我可能会让他做别的，做这个太害他了”。
宋镇豪对现行学术体系的要求颇为无奈：“过去提倡十年磨一剑，现在是什么呢？最好是当年产出，要考核，文章要发在核心刊物上。核心不核心是人家的事，文章好不好是你的事，好文章并不是一定要在核心刊物上登。”
“这个不予理睬，自己搞自己的吧。反正凭着良心要把这个学问，该做到怎么样就做到怎么样。”宋镇豪不担心后继无人，“总归有人搞的，问题是把路走正，还是要有传承”。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悬赏公告，引起了舆论关注，媒体纷纷上门采访，落了灰的甲骨文领域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灯。
在王子杨看来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只有普及，大家才会了解它，了解了才会从事它，没有土壤不可能开出艳丽的花”。
宋镇豪有些忧心忡忡。他惦记着前些年甲骨文高价拍卖，导致大量造假，很担心再次高涨的热度会给甲骨文带来负面影响。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不应受到利益的驱使。“我认为这次没把大钱用在刀口上，甚至有点跟学术是搭不上边的，有点炒作在里面。”
王子杨和周忠兵都投出了自己的论文。对于他们来说，“悬赏”的喧哗过后，研究仍是待在屋子里，一个人安静的过程。“无所谓，有没有（中奖）我都得做这个研究。”周忠兵说。
宋镇豪保持着每天7点起床，泡一杯茶，在电脑前工作至11点睡觉。最近他正在整理两批甲骨材料，“前阶段已经完成了拓字，下来就要进行分组、分类、文字考释，最后把它编出来”。
尽管对“悬赏”微词颇多，宋镇豪还是答应了加入专家委员会。“因为我应该讲一点话，所以没有拒绝。”他说，“学者需要一个良心，学术的底线需要有，我会讲我该讲的话。”
本文来自《新华月报》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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