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2074字丨阅读全文需要1分钟
每个字都是一个传说
位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网络学校为甲骨文爱好者提供业余授课。2017年6月,创办人徐君接到了山东学生王朝晖的电话,询问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征集活动,他尝试释读了一个字,不知道该找谁推荐。
徐君问,是单字论文吗?对方给出了肯定回答。“那就对了,多字论文可能会通不过。因为中国古代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传说,都有一定的造字原则。”
在学术界以外,释读甲骨文拥有众多业余爱好者。
徐君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志愿者,他爱好收藏,七八岁时无意收藏了第一块甲骨片。生在安阳耳濡目染,他对甲骨文的知识全靠自学,眼看着50岁了,徐君想为甲骨文做点什么。“原本打算自己建一个博物馆,但经济达不到。”2014年,徐君创办了甲骨文网络学校,三年一共有五千多人报名。
几位授课老师都是文字博物馆的志愿者,课程的内容主要是教人识读已有公认含义的甲骨文字。线上讲解,没有学费,每周一到周四的早上6-7点,持续20分钟,一天3-5个甲骨文字。
课时持续两年,考试通过后才能毕业。第一届的毕业考题是,用甲骨文介绍你生活的地方,或给家人写一封信,至少出现200个甲骨文字。第一届报名180人,最后只有52人顺利毕业。
接触甲骨文资料多了,徐君脑海中会“有一些感觉”,模糊地判断某些字的意思,放在卜辞中也能读通。他尝试写考释论文,写了两千字,放弃了,“我毕竟不是专家,我只不过是爱好和普及”。
徐君清楚甲骨文研究有很高的专业壁垒和学术标准,对于想参赛的王朝晖,“我估计他现在处于一种无奈的状况”。
王朝晖二十年前开始学写甲骨文书法。“那个时候写错字,要探究这个字对的写法”。于是他开始自学甲骨文。到现在五十岁,对甲骨文的书写和释义也累积了自己的看法。
他确实有意投稿。并且准备了一些资料,想去社科院,通过私人渠道请专家看一下。他有些不好意思:“拿到专家眼前,可能会是一个笑料。”
到目前为止,民间爱好者的考释成果,很少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甲骨文的热情。
在王子杨看来,甲骨文之所以能越过专业的门槛,吸引这么多业余爱好者,魅力在于它的表意性。“整个文字的构形,在别人看来像一个图画一样。”他说。
作为甲骨文领域为数不多的青年学者之一,王子杨也曾考虑转去研究更为热门的简帛,但“说实话就是出不来了”。他常常在散步的时候想着某个字,“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也搞不懂,很多东西等着我……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
没把大钱用在刀口上
1966年,宋镇豪在武汉河运专科学校读书。时局动荡,他偷偷把一本蓝绢面的线装书揣进怀里——从这本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开始,宋镇豪一生与甲骨文相伴。
他当时的外号是“古董”,喜欢考古文物、古典诗词和文言文,朋友也多是“老先生”、忘年交。“我不太主流,是个'不入流’的人嘛。”68岁的宋镇豪笑着说。
宋镇豪的“老朋友”、忘年交相继走了,也不见有太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领域,甲骨学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的学科。2008年,中国社科院批准立项梵文、简帛学等15门“绝学”学科,甲骨学也在其中。
与其他古文字相比,甲骨文研究囿于材料有限,不容易出成果。王子杨说:“从整个学界一年发表文章的数量上看,太悬殊了。我们一年的甲骨文文章也没有几篇,可是简帛的文章上百篇是没有问题的。”
年轻的学者陆续转向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王子杨估计国内主攻甲骨文方向的青年学者“充其量二三十人”。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学生我可能会让他做别的,做这个太害他了”。
宋镇豪对现行学术体系的要求颇为无奈:“过去提倡十年磨一剑,现在是什么呢?最好是当年产出,要考核,文章要发在核心刊物上。核心不核心是人家的事,文章好不好是你的事,好文章并不是一定要在核心刊物上登。”
“这个不予理睬,自己搞自己的吧。反正凭着良心要把这个学问,该做到怎么样就做到怎么样。”宋镇豪不担心后继无人,“总归有人搞的,问题是把路走正,还是要有传承”。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悬赏公告,引起了舆论关注,媒体纷纷上门采访,落了灰的甲骨文领域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灯。
在王子杨看来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只有普及,大家才会了解它,了解了才会从事它,没有土壤不可能开出艳丽的花”。
宋镇豪有些忧心忡忡。他惦记着前些年甲骨文高价拍卖,导致大量造假,很担心再次高涨的热度会给甲骨文带来负面影响。研究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不应受到利益的驱使。“我认为这次没把大钱用在刀口上,甚至有点跟学术是搭不上边的,有点炒作在里面。”
王子杨和周忠兵都投出了自己的论文。对于他们来说,“悬赏”的喧哗过后,研究仍是待在屋子里,一个人安静的过程。“无所谓,有没有(中奖)我都得做这个研究。”周忠兵说。
宋镇豪保持着每天7点起床,泡一杯茶,在电脑前工作至11点睡觉。最近他正在整理两批甲骨材料,“前阶段已经完成了拓字,下来就要进行分组、分类、文字考释,最后把它编出来”。
尽管对“悬赏”微词颇多,宋镇豪还是答应了加入专家委员会。“因为我应该讲一点话,所以没有拒绝。”他说,“学者需要一个良心,学术的底线需要有,我会讲我该讲的话。”
本文来自《新华月报》2017年10月。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