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现在想来，小时候对字感兴趣，大概是因为日常生活都是满院子的柴草棍子和满世界的土坷垃，而只有字能和这些东西区别开来。我盯着顶棚报纸看，感觉到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报纸上那一排排一行行横平竖直的字，安排地疏密有致，觉得每一个字都很美，最关键的是，字里面有意思，能让你想事情。
我对字感兴趣，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从我很小的时候似乎就有一种坚定地决心，一定要让我念成书。父亲的这种决心，使我在幼小的时候就感觉到念书是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十几岁开始，我就常常搂着书本睡着，经常是母亲看我睡着了，替我把书本从手中轻轻地取出来，然后再替我把灯关上。
后来上中学、大学，读硕士、博士，书多了起来。2011年搬家，打包了60多个纸箱子，书比一般的物件重，搬家公司几位云南和贵州一带的力工，很不惜体力，一箱一箱往楼上扛……
刚成家那几年没有书房，房间里到处都是我的书，床头柜上、沙发上、窗台上，甚至厨房里都有我的书。出门办事的时候，临走收拾东西一定会想到带一两本书，不带书，仿佛缺了什么。
02
2010年9月，我博士毕业第二年，妻子生病了。
4个月后的一次肺部CT复查，发现了多处结节，还有斑片影、索条影，疑似肺部转移，医生无法给出确切结论，有的说是转移，有的说不像转移，有的建议开胸，或者针吸进行病理确诊，还有的说是肺结核。
当时的我，非常迫切地想要弄清楚妻子到底是不是肺部转移，因为只有弄清楚病情，才能决定如何治疗。后来从书上查，书里专门有“鼻咽癌肺部转移的影像学特征”这么一节，讲的很明白，跟妻子的CT片子很吻合，这样我的心里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如果是现在，妻子的那张肺部CT片子，我一眼就能看清楚是转移，但当时，我费了很多周折，最后也是自己真正弄清楚的。
也就是从妻子发生了转移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亲自拿起这件事，我需要主动介入妻子的治疗，我下的决心是自己学习。
有一次，我在深夜里一边看书一边“推导”出妻子的肺部CT里面有一个疑似转移的地方，其实不是转移灶，而是一个“钙化灶”，当时推导出来后，深更半夜地，忘记了一切，猛然用手重拍桌子，很激动！
那些年，我买来很多医学书籍，一本一本地看。2012年，妻子检出牙龈癌，在北京做牙龈癌手术之前，我买来一本《现代头颈肿瘤外科学》，在书里面预先把术前准备、术中风险、术后护理都弄得一清二楚了。
再往后，妻子如何复查，复查什么，去医院怎么治疗，都是我自己安排，不需要绕远。
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治疗的分寸和节奏，而分寸和节奏，是建立在基本知识基础之上的，除了医学专业知识，还包括哲学人文方面的知识。灵妙和自主心灵，才有可能正确地一步一步地有计划有策略地治好癌症。这个灵妙和自主的心灵从哪里来的？从书本中来的，这才是最可靠的，因为书本上的知识都是历代大科学家们穷尽一生精力的发现，其他任何道听途说，都不靠谱。
看的书多了，处理一件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就能大概弄清楚基本的思路和方向了，做起事情很快就能抓住主要矛盾，找到入手点。当然，看书要深思，特别要注意结合生活深思，否则看的书再多也没多大用处。
比如，要是单纯拿着书去看辩证法，看哲学方面的知识，很可能看半天不知所云，理解很浅，忘得也快。要是带着问题去看书，书里面的知识就好像专门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的。
为了给妻子看病，我好几次系统地研读了辩证法，启发很多，我的书里面就有一节专门讲述辩证法对于治疗癌症的启示。我书里面的观点，以及我后来写的公众号推文，几乎全部是独立见解，这些见解主要来自我的书房和我的生活。
我甚至拿出毛主席选集，找到《论持久战》认真地读，以前读《论持久战》，只是局限于抗日战争这一事实学习阅读这篇文章的。再次看过《论持久战》，我的感受远远超越了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而是产生了两个新的体会：一是应该有策略地应对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二是办成一件事情，需要树立必胜的信念。仔细体会，《论持久战》主要就是讲了这么两个深刻的道理。
妻子的病好了，我在自己的书房里完成了《生命如此美丽——献给所有与癌症抗争的人们》，这本书浓缩了我的半个书房，它除了讲述如何治疗癌症，还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教育，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同样开卷有益。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启示人们如何做成做好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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