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桃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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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著名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A. F.Marshall) 研究产业区，到1970年代末意大利社会学家别卡提尼（G. Becattini）研究新产业区，再到1990年迈克尔·波特正式提出产业集群，以及引入国内后不断发展升级，国内外的产业集群研究经历了几大发展阶段，同时逐渐划分为不同流派。国内外产业集群研究发展演进表明，产业集群理论已经引起众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集群效应的全球化更加明显，产业集群已演变成为一种富有朝气的区域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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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产业集群研究阶段划分
综合考虑关键词的历史演变、突发性分析、年发文数量，国外产业集群研究可划分为萌芽阶段、反思阶段、深化阶段，各阶段具体如下所示：根据被引用的高频关键词分析，该阶段的研究焦点为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外部性、产业集群与创新。在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方面的研究中，迈克尔·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最早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并将产业集群与国家竞争力联系起来，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创造知识、促进新企业形成，这标志着产业集群理论开始萌芽。波特在1998年和200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对产业集群的定义、产业集群与全球化竞争、政府在产业集群中的新角色等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奠定了其在产业集群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产业集群理论框架基本形成。Jacobs & Jong（1992）在波特理论的基础上绘制了荷兰的集群地图，识别出其经济的优势与不足，并对波特的理论进行评估和拓展。Hill & Brennan（2000）进一步探讨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认为主导产业是带来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Berranger & Meldrum（2000）研究发现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虚拟网络使得产业集群内部联系更加紧密，这有利于提高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和地方凝聚力。在产业集群形成机理方面的研究中，Swann & Prevezer（1996）以美国计算机和生物技术行业为例，检验了产业强度和技术强度与新企业进入的关系，产业集群与增长的关系，最终发现，在计算机行业跨部门效应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而在生物技术行业，技术强度则发挥重要作用，表明不同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存在差异。Rui & Swann（1998）利用英国制造业的数据探讨了集群中的企业是否创新能力更强，发现企业所在行业中就业强度有利于创新，而其他行业的就业强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则不明显，说明拥挤效应大于集群多样性带来的外部性。Rabellotti（1998）分析产业集群带来的两种经济效应：外部经济和合作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两种效应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两个产业集群中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在产业集群创新方面的研究中，Audretsch & Feldman（1996）在研究R&D溢出和创新地理时发现，在知识溢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产业中，创新活动更倾向于集群。Audretsch & Feldman（1996）研究发现，在产业生命周期早期，地理邻近发挥正的集聚效应，而在成熟和衰退期，拥挤效应则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并非一直由于地理邻近而带来正的外部性。Lawson & Lorenz（1999）在研究创新活动中显性知识与隐形知识的关系时认为，由于在劳动力流动缺失的情况下，隐性知识很难转移，因此，隐形知识是区域可持续竞争力的基本组成要素。总体来看，迈克尔·波特产业集群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学者主要进行补充研究和探索。但由于产业集群这一概念还是新生事物，该阶段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如何提升区域竞争力、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外部性、产业集群如何促进创新等。其中定性研究仍是主流，定量研究相对较少。产业集群理论中所提出观点的一般性，也缺乏足够的实践支撑，尚需进一步实证检验、补充和发展。该阶段研究聚焦于产业集群演化、集群环境与根植性、产业关联与网络关系、学习与吸收能力、企业合作等。该阶段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产生了以下转变：从宏观向中微观转变、从静态或相对静态向动态转变、从一般性分析向考虑根植性转变、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从单一学科分析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具体来看，该阶段的研究比较重视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产业集群的根植性、产业集群内部关联和网络关系、产业集群的微观特质、产业集群与创新。从产业集群动态演化方面来看，产业集群研究从静态或相对静态向动态转变。产业集群动态演化最直接的灵感来源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Klepper（1997）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包括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Menzel & Fornahl（2007）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衰退阶段，从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对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在不同阶段中，企业的数量、规模、就业、企业能力均动态变化。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已成为集群研究的关键所在。Maskell & Malmberg（2009）研究了知识开发过程与集群演化的机制，认为由于企业家认识范围的有限，相似的企业聚集到一起，企业家更倾向于进入熟悉的行业，这样可以共享劳动力市场等。因此，由于企业家未来的“近视”行为，产业集群会经历形成、增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并伴随着知识多样性的变化。从产业集群的根植性方面来看，从一般性分析向考虑根植性转变。产业集群根植性理论受Granovetter（1985）的影响最大，其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行为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对经济行为的复杂性描述必须重点关注根植性。根植性意味着更强的信任关系、丰富的信息交换、协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因此，根植性与集群中企业的创新绩效息息相关，嵌入到良好产业集群环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形成自身竞争力，而集群网络的建立则是产业集群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总之，根植性理论从制度环境、主体关系、网络结构、技术能力、心理认知等方面为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开拓了新思路。从产业集群创新方面来看，该阶段对创新机制的研究更加深入，对创新绩效的研究更加细化、对创新主体的认识更加多元。Bathelt等（2004）从知识生成过程的视角将集群内知识生成的过程称之为地方传言，将集群间知识生成的过程称之为全球渠道，进而提出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地方传言和全球渠道模型，认为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均可以通过本地和全球渠道进行交流。Lou & Spoehr（2010）针对产业集群内知识流动，从劳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新观点，认为由于雇主对雇员的劳动补偿不足，高价值的隐性知识会以剽窃的形式在不同企业的员工之间交易流动，这种忽视企业利益行为被称为认知团结。Schilling & Phelps（200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所处集群程度较高与集群网络可达性较高，均有助于创新行为的产生。Thomas（2005）实证发现企业家精神与集群内部协同合作均能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此外，创新网络的形成、创新能力的培育、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创新政策的支持均被证明是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总体来看，该阶段中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在质疑和反思中不断完善。研究尺度不再局限于国家和区域，产业集群的微观特质越来越受重视。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对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研究也更加重视。产业集群也并非是解决地方发展问题的“万能药”，对产业集群的分析必须考虑根植性问题。对于产业集群创新机制的说明更加详细深入，并识别总结出多种创新影响因素。总之，该阶段产业集群研究较之萌芽阶段在理论基础、机制探讨、实证分析、政策检验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集群理论已基本发展成熟。该阶段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更加注重系统性与复杂性，产业集群的分析框架在该阶段趋于完善，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位置备受关注，地理邻近、社会结构、生命周期等仍是关注重点，创新型产业集群已成为研究核心，产业集群创新的实证研究更加关注知识转移、知识管理、知识网络。从产业集群创新方面来看，该阶段通过对产业集群与创新关系的深入分析，总结出了更加详尽的产业集群创新基础条件；创新型产业集群已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焦点；产业集群知识管理方面的新观点大量出现。产业集群的创新性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业条件、微观基础密切相关，并非仅仅通过集群就能带来创新。Breznitz（2013）以以色列生命科学集群为例实证发现，一个创新型产业集群要保持可持续性，需要政策、资金、知识等多方面的支持。该阶段提出了许多产业集群知识管理方面的新观点，如Giuliani（2011）从智利的经验中发现产业集群中最高等级的企业扮演着知识门卫的作用，并依据演化经济地理、社团商业、根植性三方面理论，对其在定义相关知识和促进知识在集群内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探讨。Guo & Guo（2013）则发现创新机构在产业集群知识系统中扮演着技术门卫、技术扳手、技术问题解决者、创新资源整合者等多重角色，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复杂性、结构与网络中心性等对这些创新机构来说都十分重要。该阶段研究对产业集群相关概念进一步反思与深化，并出现大量泛化研究。如Martin & Sunley（2011）认为以往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法存在诸多不足，进而提出了集群适应性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分为重组、扩张、保持、下降、再重组阶段，并对每个阶段中资源积累、连接程度、恢复能力进行了分析。在全球化视野下，诸多学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进行再审视，全球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与演化、全球产品网络与升级、全球价值链中政府的角色等都是该阶段的关注要点。此外，产业集群对贫困率的影响、产业集群是否提高了企业员工匹配质量、产业集群是否是初创企业的温床等泛化研究也越来越多。定量化也是该阶段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群定量识别方法越来越规范，二是科学严谨的定量实证研究越来越多。首先，从产业集群识别方面来看，Delgado et al.（2016）通过多年的研究，基于产业间关系、投入产出关系、就业相似性提出了一个基准集群定义定量算法，较之以前的识别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性。其次，该阶段的定量实证研究趋于规范严谨，计量方法使用更加恰当。在传统产业集群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问卷调查研究大量出现。近年来，由于产业集群研究更加关注企业微观特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产业集群企业微观特质的研究已成为重要研究方向，如Lai et al.（2014）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产业集群知识管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Mueller & Jungwirth（2016）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产业集群的环境、结构、功能特性如何影响其绩效。此外，模拟等方法也被引入到产业集群的研究中来，如Wang（2012）基于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讨论了不同类型企业的集群倾向，发现较少土地需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更倾向于集群，而传统的巨头企业相对不愿意集群。总体来看，创新型产业集群已成为该阶段研究的核心，集群的创新性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业条件、微观基础、企业异质性等均密切相关。该阶段对已有集群概念，如生命周期、集群知识管理、集群根植性等方面的研究也更加复杂和深入。严谨的定量研究已成为该阶段研究的主流，并涌现出大量产业集群定量识别与应用的研究，利用计量方法对各种集群效应进行严谨检验的研究也大量出现。由于研究的需要与现有研究数据的缺乏，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到集群研究中来，产业集群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流派划分
国外在早期产业集群研究中大致形成了四大流派，包括新产业区学派、区域创新网络学派、新经济地理学派和战略管理学派。在此基础上，随着社会科学对数据科学的重视，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定量研究学派，并成为近期研究的焦点，如下表所示。参考资料：
[1]. 《打造世界级生物安全产业集群——国际经验、国家战略与黄埔实践》，沈体雁 李耀尧 何力武 徐海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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