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人们常常说起“湖广填四川”的事，并且说抗战前的四川、重庆人大多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那么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将简略介绍。
一、“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以经济发展、社会重组为动因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而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二、“湖广填四川”的原因
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造成四川、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使社会生产力降到最低水平，成为四川、重庆最严重、最现实的社会危机。为了恢复经济，重组社会，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中央政府对四川、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移民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四川人口锐减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原因。
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总户数为26万户，约131万人 ，是为明代最高峰。到清初四川人口仅残存62万左右 （另一说为50万左右 )，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引起四川人口如此陡降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
1．战乱连年
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
2．天灾频发
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顺治四年（1647年）“饥馑频仍，是仓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因“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崇庆县“赤地千里，人相食” ，川南“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 。 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鼠疫肆虐 。顺治五年，“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中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重庆江津一带大疫，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
3．虎患甚烈
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占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 。顺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 “蜀中升平时无从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有者又死于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三、清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主要政策
四川省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北连中原、南接云贵、西及藏边的战略地位，在经济上既是产粮区，又是财税上缴的重要省份，历来受统治者看重和兵家所必争。故历史上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传统。
因此，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认真吸取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安民”为首、“惠民”为本的治蜀方针，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招民垦荒便成为清初中央和地方政府恢复经济，重建四川社会的首要任务。
（一）制定鼓励移民入蜀的政策
1.土地政策
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颁布《垦荒令》，命令各级政府 “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均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使之安心乐业，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亳佥派差徭。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府道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成”。
顺治十年（1653年）特别规定，“四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并免田赋5年；本省逃亡在外者，准予回籍；外省移居四川者，准予入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特制《入籍四川例》：“几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参养赡者，临时酌增除拨给之数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其奇零不成邱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2.赋税政策
顺治元年(1644年)，针对全国各地始定开垦荒地规则，政府规定，凡州、县、卫、所开垦荒地，“三年起科”。康熙年间，对四川实行额外的优惠，“准川省招民开垦……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 。为了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雍正元年(1723年)特别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行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
3．户籍政策
康熙十年(1712年)颁发“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特优惠“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 康熙年间，不仅规定落业四川的移民有户籍权，且移民得以及时在川赴科赶考，这是对户籍权的进一步肯定。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户部批复四川巡抚：“楚民入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印照验放。……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口验明安插。”“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愈抚绥，毋使失所。 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原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许其开明眷属名口、年貌报本地方官查明给票听往，不必倒省关移。关切知沿途营县，验明人票相符，即予放行。到川编入年册，移知原籍存案”。
4．农资分配政策
政府对移民提供优厚条件以吸引移民。其中主要是提供耕牛、种子、口粮或资金等经济援助。如顺治十年(1653年)，准予“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 。
康熙时规定：凡由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人口稠密省份移入四川省者，均由官方提供耕牛，农户酌情补还耕牛款；凡荒芜之地任由农户开垦，垦出之良田归开垦者所有，而且五年内不纳税。
5．其他政策
“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政府再次颁行移民政策，明确宣布：入川移民准落籍，可应科举，所垦田亩永为己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成丁者另增加四亩，每户给银二十两，充生产、生活资金 。
雍正年间鼓励有技术的老农入川教垦，给以衣食，有成效者给以八品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留川。 这些政策对饱尝战乱之苦、家园残破、生活难济的农民和贫民，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为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少地农民入川开垦荒地，明确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其子弟入籍考试” 。
（二）制定激励地方官员推进移民的政策
1．加大对督垦荒地有功的官员的奖励力度
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顺治皇帝批准“督垦荒地，应定劝垦则例”，共七条。按督垦田土数量的多少给予加官晋爵：如“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匠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惧（通“具”）分别治罪”。
康熙元年(1662年)，除照顺治十四年政策外，对自督、抚至州、县、卫、所各官如能递加开垦土地予以奖励，反之如一年内荒地无开垦者，罚俸半年。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境内战事平息，政府开始招抚因战乱而外逃的四川原驻地人户。
康熙七年（1668）户部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国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 。
康熙七年（1668年），户部同意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记录有差” 。为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清政府规定“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
2．鼓励在外省避难的四川乡绅带头返川
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同意四川巡抚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疏请，并强调指出“四川土旷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康熙二十七年．皇帝玄烨对四川巡抚噶尔图说：四川乡绅“迁居别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则地方富庶于贫民亦有稗益，此事尔等次第行之。”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玄烨令：迁居别省的四川乡绅甚众，应令“各归原籍”。
3．特许四川招民授职
康熙七年(1668年)，在全国早已取消招民授职之例，特优惠四川：“准四川文武各官招民复业，每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二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 。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同年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奖励官员招民的办法：“无论本者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淮升转” 。
四川湖广总督蔡疏荣就调动各级官员招民入川的积极性，奏请“故部推开招民之例”，于康熙十年(1671年)得到批准。其内容是：“为候选州同、州判、县远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行，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 。
（三）制定并实施精简机构的政策
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还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共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重庆，以加强对移民运动的督促。
为节省政府财政开支，清朝中央政府还对四川、重庆的行政区划（当时重庆为“府”，隶属四川省川东道）进行了调整，或裁减、或省并，或令一官兼摄二县事。康熙元年，裁撤了重庆的安居、璧山、铜梁、定远等县；康熙七年，省并武隆县；康熙七年，令荣昌县令兼摄大足县事。这些政策的实施，精简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减少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
四、“湖广填四川”的成效
清代移民政策的实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它造成了人口的加速上升，调动了移民农桑生产的积极性，耕地面积迅速恢复并扩大，粮食生产直线上升。到康熙中叶后，四川很快成了米粮大省，川粮源源不断地外调给他省并供应军队。四川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人口迅速增长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四川人口约50万。经过移民政策的实施，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川人口已经上升到289万人。经过雍正、乾隆的进一步推进，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进一步上升到1170万人，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更上升到2070万人，四川人口由适度转向过饱和状态。从四川人口低谷的50万人到清后期的人口高峰2070万人，前后共花了150余年（见下表）。
清前期四川人口增长表
年 代 册载人口数（万） 修正人口数（万）
顺治十八年（1661） 16,096 （丁） 50.0
康熙九年 （1670） 25,660 （丁） 63.3
康熙二十四年（1685）18,509 （丁） 98.7
康熙六十一年（1722）579,309（户） 289.6
雍正二年（1724） 409,311（丁） 298.3
雍正六年（1728） 505,413（户） 335.7
乾隆元年（1730） 61.2 （万户） 326.7
乾隆十四年（1749） 250.6 443.0
乾隆十八年（1753） 136.9 483.3
乾隆二十二年（1757） 268.3 527.3
乾隆三十六年（1771） 306.8 715.1
乾隆四十一年（1776） 778.9 778.9
乾隆四十五年（1780） 794.8 868.2
乾隆四十八年（1783） 814.2 941.8
乾隆五十一年（1786） 842.9 1，021.6
乾隆五十四年（1789） 892.6 1，108.2
乾隆五十六年（1791） 948.9 1，170.1
嘉庆十七年 （1812）2，070.9 2，070.9
据不完全统计，清初时，重庆府人口约2－3万人。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庆府的人口已达约56万人，占四川全省的20%左右。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已经达到230余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70人，成为四川重要的人口稠密区。
“湖广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重建了一个人口第一的泱泱大省——四川。
（二）土地增加
雍正七年，川省开始全面清丈田亩，结果田亩总计为459027顷83亩，是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田亩134827顷76亩的3.4倍。
经过广大移民和当地居民的辛勤劳作，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据查考，1671年（康熙十年），重庆府的耕地面积仅12.4万亩，到1728年（雍正六年）已达1259.76万亩，以后一直保持在1100－1200万亩之间。
（三）农业发展
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大量移民对农业发展的贡献最大。主要表现在：
引进了新物种。新物种从外省引进四川是外省移民入川的主要贡献。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蔬菜、靛青、麻、桑和烟草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促进了四川农业结构的改善。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 。
传播推广了新的农耕方法。移民中众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 的外地人入蜀，带来了各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粮食生产也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稻谷亩产量也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亩产400－600斤。
农业生产格局发生积极变化。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的农业生产格局逐步形成。经济作物蚕桑、苎麻、柑橘等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增加很多。农业生产逐步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方式过渡。
（四）手工业发展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清代四川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纺纱织布已成为重庆农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出现了以棉纺业、丝织业为主的专业场镇。陶瓷、造纸等业因大量外地工匠迁入而得以重新发展。煤、铁的大量开采，也促使了五金业的发展，出现了 “五金之乡”（如大足县龙水镇）。
（五）城镇繁荣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四川一些县城和场镇逐渐成为繁茂的商业集镇。江津县的白沙镇因地处川东南与黔北的交通要道上，成为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江北厅的大洪江镇（今渝北区硌碛镇），地处大洪江口，是邻水、大竹两县的口岸，客商攘往，甚为繁盛。三峡地区随着山地农垦的迅速发展，沿江城镇逐渐成为山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清代的大宁盐厂（今巫溪县宁厂镇）其建筑连绵六七里，规模超过了大宁县城（今巫溪县城厢镇）。
（六）文化交流与融合
川剧，是川、滇、黔等西南人民所喜见乐闻的民间艺术。康、雍、乾年间，因陕、晋、湘、鄂、苏、浙等省的移民在四川各地的会馆中常演出本省戏曲，江苏的昆腔、陕西的秦腔、江西的高腔等，逐渐演变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川昆”、“高腔”等。民间的“灯戏”也融入近来，构成了川剧的昆、高、胡、弹、灯５种声腔。胡琴，先是徽班、汉班、陕班来川演出，由于与四川方言相结合，受到四川扬琴和川梆子的影响，形成自已的特点。川剧还从四川的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川剧高腔的特有风格。后来，川剧逐步走向５种声腔同台演出，形成了风格统一的“川戏”，后改称“川剧”。
（七）民族大融合
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地区后，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互动”，与当地人民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大家庭。移民的文化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并且当地的文化也会随着外来的文化而发生一些变化。
五、“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清朝前期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区域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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