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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史记】赵尔巽《清史稿》:采摭甚富,史实略备(下)

其实李宗侗写此文另有背景在,故宫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后,关于如此处置《清史稿》的问题并未着手。半年后,有位叫刘赞廷的人给国民政府写信,认为应当发售《清史稿》,若长期封闭的话,“则一代典章,散归乌有,几多心血等于虚耗,殊非国家保存国粹之至意。”(刘赞廷《呈国民政府请启封清史稿史册发售归结文》)而国民政府接到此文后,提交给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决议,而后致电故宫博物馆:“应令将《清史稿》及所存书籍悉移南京在案。兹派本府文管处文书局科长彭晟,率同书记官两员、书记一员,前往北平,将原印《清史稿》一千二百部,及清史馆以前所存一切书籍,全数点验,悉数运送来京,以凭核实……克日全数点交该员等接收运京,毋有延误。”(《国民政府训令北平故宫博物院文》)

故宫博物院未曾想到某人的一篇售书提议不但没能达到效果,反而要将清史馆的一切书籍全部从北平运往南京,而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人原本打算重新编一部清史长编来更正《清史稿》中的错误,但书籍全部运走后,这种计划将无法实施。于是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对此提出异议,而易培基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处长古应芬去电称:“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全数运京,已备参考审查之用。《清史稿》重复书籍,亦可送京。至其它各书,待清史长编告竣,再行运京。”(《易培基致文官长古应芬电》)

南锣鼓巷

易培基匠提议被提交给第五十五次国务会议,但讨论的结果仍要求将这些书全部运往南京。面对这种状况,易培基想出了另一种办法,他命李宗侗翻阅《清史稿》,而后从中找出一些错误,李宗侗将这些错误总结为十九条,之后易培基再次致电行政院:“此书除反革命文字以外,其中无非错误、忽略,及体例不合等项。即如此文章体例之官书,已难颁行全国,传之后人,况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现在职院已聘请专家就所藏各种清代史料,分年列月,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一俟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一举而数善备矣。所有查禁《清史稿》各理由,理合呈请鉴核,不胜待命之至。”

看到了胡同牌

易培基想通过这种办法来阻止《清史稿》及其他书运出故宫,他的提议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赞同。行政院在1929年12月4日安排文官处文官局科长袁晟来到北平,而后将《清史稿》进行了清点,将重复的部分运往南京,对《清史稿》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该书仍然被禁,然正因为此书成了禁书,才使得这部书更加有了知名度。因为各方需求旺盛,运到南京的三百多部《清史稿》分发给了一些图书馆及高级官员。在1934年1月,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仍然在讨论如何处置该书:

主席(林森):请大家讨论。此书前本由府禁售,后因各机关来府请领者甚多,曾发出五十余部。

张委员继:此书现时北平民间还有些,东三省也有,从前康有为曾秘售些,此亦无大关系,书是禁不住的。

主席(林森):我看图书馆或机关具函来府请领者,即可发给。

张委员继:私人请领者,不必再发,此可以图书馆为限。

主席(林森):现在个人请领者,政府未准,那即以图书馆为限。

叶委员楚伦:图书馆也要有一限制,至少要省立以上图书馆,呈由教育部转请具领,方可发给。

主席(林森):此书现时还存二百余部,可否如此决定,即图书馆请领者,须省立以上之图书馆呈由教育部转请,机关请领者须其主管长官为选任或特任长官(仍要他严密保管),如无异议,即如此通过。

陈委员立夫:最好留存若干部,如将来中山图书馆落成,一定要来领的。

主席(林森):那留存二三十部。”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速记录》,转引自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审查及其社会因应》)

安静的胡同

关于《清史稿》所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缘于赵尔巽所招编纂人员大多是清朝的遗老,故这些人在撰写稿件时,始终以满清为正统,而对于新成立的民国却有贬斥之词。比如彭国栋在《清史纂修刍议》中说:“赵尔巽诸人,自命为清室遗老,于清岂则多方隐讳,于民国则滥肆诋毁。”

而《清史稿》中对清初时朝廷的一些残暴行为也未曾记载,即使有记也写得颇为简略,比如清政府颁布的禁止八旗逃亡的“逃人法”,《清史稿》中未载。而对于重要的“太祖受伤”、“孝庄下嫁”、“世祖逃禅”、“世宗压位”,《清史稿》中也未曾提及。傅振伦在《<清史稿>评论》中指出:“清初入关,平定东南,屠城惨案,暴戾已极。康、乾之季,清帝游幸,国计民生,交感其困。起自康熙,迄于雍正;惨酷大狱,层出不穷。清室末造,纲纪废坠,权阉乱政,势熏朝野,诸如此类,国之大事,均应洋载,而《清史稿》则多削而不录。盖所以泯没满精残忍变乱之实也,言多隐讳,直道安在?”

找到了17号院

《清史稿》另外的问题则是为民国间去世的清遗民立传,比如王国维、沈曾植、劳乃宣、梁鼎芬、张勋等。按照断代史的贯例,王朝结束后,有些重要人物若在世的话,应当记入后朝。更何况,王国维乃是著名的学者,《清史稿》把他列入《忠义传》,而未放到《文苑传》,故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 》中称:“王氏可称者,在积学于躬,著书自称家言,宜为儒林之冠冕,讵得以忠义一节蔽之乎?”这样的安排方式,同样可以看出撰写此文者对于满清的重视态度。

对于《清史稿》整体上的瑕疵,1936年陈登原在其所撰《读清史稿偶记》中总结道:“予自民国二十二年秋,首读《清史稿》。至二十五年,又重读一过。约其疵累之处:其一,为纲常之见太深太露。其二,为褒贬出失,未惬人心。其三,为叙记之言,多有戾谬。其四,为当详不详,当略不略。其五,为书事记人,未能适格。其六,为时日不序,先后失第——非敢好谤前辈。”

门墩不错

但也有人认为《清史稿》中的一些瑕疵并非有意为之,比如李宗侗所写呈文中指出《清史稿》撰写者反革命的铁证是“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对于这一点,孟森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所有谋乱字、诛字,是否为有抵触民国之嬚,可付讨论,观诏文盛奖瑞澂,可知为原来史料,若为有爱于清而发,则瑞澂决不为所称许矣。”

可见,《清史稿》的编纂者有些字句是直接抄录原始文档,并非撰写者有意如此,故孟森认为:“在馆秉笔诸人,当时采清代旧望,来者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故疑其内清而外民国,此诚有之。但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其可疑与否,当据书中内容而言,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此审查之不可少也。”

果然是饭店

对于有人指责《清史稿》的编纂者心怀满清,傅振伦举出如下事例:“若谓彼等心怀满清,则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王夫之之伦又何非明代遗民,又何列入清史耶?且《史稿》成于十六年八月,而汤生卒于十七年春,亦草草列入,尤属可笑。”(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傅振伦说若《清史稿》馆臣都是心怀满清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当把黄宗羲、顾炎武、孙奇逢等明代遗民列入清史中,这也间接地说明了编纂者并未坚持满清立场。对于呈文中批评《清史稿》“不用民国正朔”及“立书伪谥”两条,金梁在1936年7月《逸经》半月刊第十期上回应道:“如书年,但就行文之便耳,前数年,后数年,何必限以正朔?然则以孔子及耶稣纪历者,皆违制矣。如书溢,亦记实耳,私谥且应入传,何必为讳?”

正如前面所言,因为时局的原因,清史并未编纂完成,故而赵尔巽在刊发时特意加了一个“稿”字。故该书在内容上有些问题是必然的,然而这部书却倾注了赵尔巽大量的心血,裴高才在《<清史稿>命运多舛的前因后果》一文中首先称:“赵尔巽虽非史学专家,但却能知人善任。他履新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向一百三十六名著名学者发出了邀请,实际到馆共八十六人,还聘有工作人员两百多人,名誉职位三百多人。”

院落不大

但是袁世凯去世后,所有的款项大量削减,而清史馆的日常营运费用有很多乃是靠赵尔巽个人垫付以及拉赞助。海波在《赵尔巽致王树枏为清史馆募款札》一文中写到了赵尔巽为了维持史馆的营支运,曾写信给王树枏请其帮助赞助:

晋卿老兄大鉴:节后致函甘新两省,盛意良可感。现将该两省复信呈览,似无多大希望。或经大笔一挥,雨金雨粟,亦未可知。遵抄致“财王”函两分,祈分别察入。甘新稿阅后仍祈掷还。专布,即候

礼安

弟赵尔巽拜上,十五日

顶棚罩了起来

可见,赵尔巽为了此书之成确实费尽心力,他动用自己的关系向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募捐。到1927年6月,正是因为张作霖的一笔捐款,才使清史馆得以继续营运。而该馆使用了张宗昌、吴佩孚等军阀的捐款,到后来也被列为该书被禁的罪状之一。赵尔巽在刊发《清史稿》时,也知本书有错误在,他在84岁时写了篇《<清史稿>发刊缀言》,此文回顾了14年来纂修清史的艰辛过程,而后称:

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除查出疏漏,另刊修正外,其他均公诸海内,与天下以共见。绳愆纠谬,世多通人。尔巽心力已竭,老病危笃,行与诸君子别矣。

立体木墙

对于《清史稿》一书的价值,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给出如下评价:“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朱三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略备,囊括以成一代之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资览者取资矣。”而对于赵尔巽对该书所作出的贡献,董守义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清史稿》中指出:“赵尔巽作为清史稿总裁,含辛茹苦十佘载,面对政治动乱与经费匮乏,以超常的应变能力与毅力,完成史学巨著,功不可殁。”

有鱼

金毓黻在夸赞本书的同时,也同样指出了书中的瑕疵,但他仍然认为本书在存史方面功不可没:“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如《氏族志》),列传多有阙遗(如《麟庆传》云,子崇实、崇厚自有传,而崇实无传,又朱筠亦无传);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误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如《本纪》《地理志》皆经刊削而后付印);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臣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最后一端,即为政府禁止发行之理据,然因付印尚早,得以流传,其功究不可没也。”而对于本书的重要价值,董守义在文中给出了如下总结:

《清史稿》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科学、艺术、社会,而且包括天文、地理、山川、河流、城镇、宫室、陵庙、官宦、武师、僧侣、乞儿、烈妇、遗逸。简直就是清代大千世界的扫描,比起以前的二十四史要全面得多。仅就人物一项而言,所涉极众,计《皇子世表》涉1994人,《公主表》涉97人,《外戚表》涉150余人,《诸臣封爵世表》涉2770余人,大学士、军机大臣及部院大臣年表共涉13200人年次,疆臣涉及9420人年次,《藩部世表》涉2590余人,《交聘年表》涉及550余人年次,其中来华外国使领人员200—300人,中国派出使领人员209名,《后妃传》涉130余人,《诸王传》涉136人,进入单传或合传者有2280余人,另有儒林、文苑、忠义等各类传中涉及近万人,土司传中涉及1000余人。排除其中一人数任而致的重见,仍可说《清史稿》中囊括了清代三四万人的活动。这在二十五史上是仅见的。

正房无食客

关于赵尔巽在北京居住期间的住处,徐玲玲在《南锣鼓巷地区的名人故居研究》一文中,写明赵尔巽故居的具体门牌号为“北兵马司胡同17号”。有如此明确的记载,这对寻访颇为便利,于是在2018年10月10日驱车前往南锣鼓巷。

因为不是周末的原因,这条著名的旅游街游客较少。沿此街走出二百余米,在路边看到胡同牌,此胡同与南锣鼓巷呈十字相交,我不知向哪个方向探寻,问路口的保安,其亦称不知17号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先向右侧走去,果真这一面是单号,按照号牌一路数下去,17号院门楣上挂着“束河人家”的招牌。推门入内,里面是一家酒店,两位服务员迎上来问我是否就餐。我掏出所带资料向对方出示,告其这里是赵尔巽故居,几个人看后纷纷摇头,而我进一步提出可否入内拍照。我的要求意外得到了领班的允许。

墙上的照片

布置颇为用心

走入院中,整个院落全部用玻璃罩了起来,但院落不大,乃是一小型的四合院,里面的食客看我端着相机进入纷纷侧目,我也只能趁别人就餐期间拍几个场景。而一位服务员把我带到了正房,不知什么原因,正房内没有食客,看来人们更喜欢花园般的院落。我问服务员这里有没有老物件,他把我带到侧墙旁,一个镜框内有多张老照片,其中有溥仪及一些家族照,但我不清楚这些合影中是否有赵尔巽,然此餐厅能搜集一些老照片悬挂起来,同样让人能够感受到原本的旧时光。

人们都喜欢在院内就餐

拍照完毕后走出酒店,但我总觉得大名鼎鼎的赵尔巽当年不会只住在这样一个小院落内,于是沿着胡同继续前行。走出二十余米,果真看到一处精致的仿古建筑,其门楣上挂着“涵珍园”的匾额。用力敲门,里面无人应答,只好又探看该胡同的其他几个院落,但有的院落改成了商店,还有的在门口贴着“禁止入内拍照”的字样。

吧台

在网上查得“厚德东方”所发之帖《北京瞬间(1781):北兵马司胡同清赵尔巽故居》:

赵尔巽故居位于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

胡同名

按照数字东城网的说法,赵尔巽故居似应在现胡同东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办公楼处。

一处仿古院巷

数字东城网站资料:北兵马司胡同,交道口南大街西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鼓楼巷,南有支巷通东棉花胡同。全长446米,宽6米,沥青路面。北兵马司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称北城兵马司。明代北京内城设有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司,负责地面治安捕盗。北城兵马司在此胡同,故名。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兵马司胡同,宣统时称北兵马司。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交道口南六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大跃进路四条,后复称交道口南六条。1979年称北兵马司。1981年称北兵马司胡同。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官邸在此,1949年后曾为交通部,现为航空第一集团公司、第二集团公司等单位。

涵珍园

还有一种说法:

2016年4月25日搜狐公众平台《南锣鼓巷在北京人眼中就是条普通胡同》介绍:北兵马司胡同7 号(南门)、秦老胡同20 号(北门)之间,是清代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官邸,他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2010年8月5日新浪网《四合院王府方略》介绍,北兵马司胡同涵珍园曾是赵尔巽的官邸。

17号辽隔壁院巷

到现场看,北兵马司胡同7 号开两门,挂着“涵珍园”牌匾。涵珍园北门开在秦老胡同20号。

23号院

有一种可能是,赵尔巽故居范围包括从北兵马司胡同东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办公楼(门牌号为交道口南大街67号)到北兵马司胡同7 号的位置。

29号院

禁止入内

看来,当年的赵尔巽应该占有此条胡同大半条街,到如今这条胡同内没有任何名牌写明赵尔巽字样,至少今人已经忘记他曾为《清史稿》的编纂所传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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