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乾隆皇帝的意思，他认为捉刀人是自己而并非代写的董诰，并且认为代写是一段有意思的佳话。楼秋华在《董诰与乾隆皇帝的“代写”佳话——兼谈书画“代笔”》一文中写道：“由此可见，弘历认为他与董诰之间的'代写’佳话，乃是以正确理解'捉刀’典故之本意为前提。其实，每岁遇雪在《快雪时晴帖》中题写御制'雪’诗，对于乾隆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寄寓其为大清帝国以徵祥瑞的喜悦之情。所以当他年老体衰，难以续题之时，钦命其亲手栽培的近臣董诰代为书写，并特别题写了'亦佳话也’的由衷感叹！”
由此说来，代写跟代笔不是一回事，因为董诰只是替皇帝代写而非代笔。那么，董诰让手下人替自己完成画作，算不算代笔呢？显然这一点不会有异议。是否还有别人给董邦达代笔呢？这应该也是不能避免的事情，而楼秋华在文中甚至考证出了给董邦达代笔人的姓名，文中引用了嘉庆十九年版的《上海县志》中的所载：“王睿章……子冈，字南石，绘山水极高古。尝游京师，为尚书董邦达客，画苑供奉半出其手，其得意处近视倪迂。旧志云'善写禽鱼花木，为时所称’，盖其余事耳。并见《新南志》。”
大学士牌坊
根据记载，董邦达的代笔人名叫王睿章，此人长期住在董家，董邦达给宫中供奉的画作竟然有一半出自王睿章之手。乾隆、嘉庆两朝皇帝都十分欣赏董氏父子的画作及书法，故他二人的作品被大量地收录在宫廷所藏内府档案中，如此说来，这些著录之品有很多都不一定是其本人所作。
尽管有着代笔的嫌疑，董氏父子的画作还是受到了当时的很高追捧。董邦达原本就名列清代娄东画派的“画中十哲”之一，故其画作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也很正常。如《富阳县志》所言：“邦达工书，尤擅画，篆隶古朴；山水宗法元人，多用枯笔，而气势磅礴，生面别开，乾隆帝为之题识者甚多。”
祠堂前方
对于董邦达的艺术风格，邓钗在其硕士论文《清中期书画家董邦达、董诰父子书法研究》中作出了如下分析：“其艺术风格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期，60岁之前作品风格还未脱'四王’窠臼，画风较为谨细、温润；其后期绘画用笔更加轻松随意，劲力苍浑之气益笃，有很强的书写性。董邦达山水画貌较为多样，既有全景山水，又有局部特写，既喜欢画平远之景，又有高远之致。”
按照《富阳县志》的记载，董邦达在17至27岁之间，主要跟乡贤孙克恭学习黄公望的绘画风格，故其早年受黄公望影响很大，他在《仿黄子久云壑仙庐卷》的题跋中，对黄公望的绘画给予了如下评价：“寓闲适于奔放，藏婀娜于荒率，笔墨中皆神通，游戏人传为得仙道无疑也。”
转到另一侧
到了晚期，董邦达的绘画临摹对象有所转变，邓钗在其论文中称：“董邦达绘画活动的后期开始广泛取法唐宋诸家，不仅取法南派董、巨，而且对北派奠基人荆浩以及李成画法也多有吸取。”除此之外，董邦达还临摹过其他的一些画家，比如唐寅、文征明、王绂等。因此邓钗引用了民国期间《艺林月刊》上对董邦达画作所给出的评语：“所作山水，于元四大家功力甚深，故能苍秀而有神韵，当时四王画派风行，东山不事依傍，而自绕胜概，真杰出者。”
既然如此，那么董邦达、董诰父子相比，在绘画风格上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邓钗在其论文中作出了如此比较：“虽与其父一样同为翰林画家，只是'间涉艺事’，然其绘画风格与其父仍有差异，似乎更近于清代宫廷画家之风格。首先，其画风工稳严谨。一树一石在其精心'雕琢’下，体态各异，从容平缓，丘壑龙脉走势勾勒参差，随心营造，轻缓自然而妙到好处。其次，以董香光笔意表现生活场景，有生机勃勃之气象，实在难得。其所作《绘高宗御制癸巳仲冬二雪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图在生活取材上高于'四王’，可称董诰主题性创作中的精品。最后，董诰山水画最可贵之处在于有股静穆安详的气息，从容不迫，纯净自然。”
看来是旧料重建
至少邓钗认为就绘画水准而言，董诰不如其父董邦达：“董诰山水画之不足亦是显而易见的。其石法、树形体势较弱，虽有柔和笔触，却未有刚劲的体势，雄强不足。笔墨的顺序与树石脉络略显脱离，有叠山复水、堆砌成片之陋。笔意轻柔有余而力道不足，至其晚年虽用笔苍劲，然失之韵味，笔墨叠加较为机械。特别是其画风理性胜于感性，略有失之自然之病，如其轴式山水，丘壑走势有荆浩、关仝的形式，然缺乏荆、关雄浑厚重的体势，有勾摹图像之嫌。或许多出自门客代笔之故？另外，其浅绛山水有华贵之气但格调不高。”
然而，尽管董邦达、董诰父子在绘画和书法方面在当时有着那么大的名气，进入晚清之后，二人在绘画书法史上的地位却并不高，尤其是书法，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就把董邦达的行书列为了“佳品下”。在《艺舟双楫》中，包世臣将清初以来九十多位书法家分为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即五品九等，而在他看来，董邦达的行书只能归在最下等。同时，对于董氏父子的绘画在晚清民国期间的认可度也不甚高，究其原因，则可能跟宫廷有一定的关系。那时大多数人们认为，宫廷绘画主要是为皇家服务，难免带有强烈的匠气，虽然看上去富丽堂皇，却缺乏生气。直到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陆续展出宫廷绘画，董氏父子的画作才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人们注意。
董公祠介绍牌
按照《富阳县志》记载，嘉庆年间，当地人们为了纪念董氏父子建起了董公祠。民国七年，董氏后人曾对该祠进行过整修，但后来该祠又渐渐颓废。到了1991年，富阳县政府出资将此祠做了修复，同时将其定名为“二董纪念馆”。而这里也就成为了我寻访董氏遗迹的目标。
董公祠位于浙江省杭州富阳市鹳山公园。此次的行程以杭州为起点。2012年6月28日，我在地处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行看拍品，该行古籍部的负责人现为杨柳女士。当时我是冲着杨守敬的二十五方藏书印而来，然而西泠印社仅拿出十方给我看，余外的十余方说是拿到外面拓边款去了。我所见到的十方都是旧物，令人很是喜欢，但另外的十几方见不到，却也很是无奈，而后听拍卖行老总陆镜清先生感慨了一番过云楼书推出高价的事。当天中午，华宝斋的司机赶来接上我，然后乘其车一同前往富阳华宝斋。
地面像棋盘
一路行驶，感觉华宝斋距杭州市区大约有三、四十公里的路程。华宝斋位于富春江畔，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该公司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家从造纸、印刷至出版全方位的古籍出版公司，与之接触十余年，今天还是第一次前来参观，各个生产环节看下来，果真名不虚传，也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手工纸今后还会涨价。
参观完华宝斋，乘车前往富阳市鹳山公园寻访董公祠。进入公园正门，沿右路行驶不足五百米看到三开间大石牌坊，上书“大学士”。牌坊九十度右转前行二十米即为祠堂，然而祠堂却闭着门上着锁。向旁边小卖铺店主打问，店主颇不耐烦，于是向他买了一瓶矿泉水，店主这才主动告诉我：管祠堂的人已经下班了，要看只能明天再来。
董诰墓介绍牌
这种情形在寻访过程中最感无奈：千里迢迢来到了门口，却只能在外围兜上一圈。祠堂大门的立柱为石质，两边有阴刻对联：“祠宇重新鹳岭春江添胜迹，风骚各领石渠宝笈播清芬。”门楣和雀替都是精美繁复的木雕，上面悬挂着两个褪色的大红灯笼，灯笼后面是黑底金字的牌匾，上书“二董纪念馆”。祠堂门前的广场是方形的石板嵌着青砖，看上去有点像国际象棋的棋盘。有位老人坚持不懈地沿着地上的棋盘格做S状正步走，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慢慢踱到另一端，这才拍下一张干净的照片。
文保牌正面
董诰墓位于浙江省杭州富阳市向西南方向十余公里的蛇浦村。驱车驶出富阳市，向西南方行驶十余公里即达蛇浦村，村名中带蛇字的还是不多。司机说自己二十余年前曾经来过一次董诰墓，知道大概方位，而实际到了村子他却犹豫起来，说面貌改变实在太大了。我向周围察看，发现村边有一块小高地，让司机开到近前，果真看到了文保牌。
第一级台地
拾阶而上，第一段平台墙的两侧立着两块文保牌，细看原来是同时立的。按照常规，文保牌通常为一块，正面刻名称，背面刻说明。此处却有两块，一块是名称，另一块是说明，均为单面，这倒显得很对称，拍照时也用不着钻到后面的草丛去找背面。两块碑前各立着一只石虎，体形高大，一看即为墓前原物。平台的墙上还嵌着另一块石碑，黑底金字，上面刻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董诰墓上的原石
上去十几个台阶即为第二层平台，平台的正中摆放着一张石质长条桌，桌面应该也是旧物，而正面的两根桌腿却是新配的。石桌的两边还有两条石凳，石凳的顶头墙根处有一对石马，仅剩头部，四分之一是原物，余外均是新配。
残余的马头
再上三级台阶就到第三层平台，即为董诰墓所在。墓的形制特殊，正前方像是一堵矮墙，墓碑就横着嵌的矮墙上，上面刻着一些文字，然而已经因为岁月侵蚀，难以辨清字迹。司机说他二十年前来时不是这样，当时看见的就是一个坟头，并且上面还有盗洞，几乎把坟丘挖掉了一半。因为当地传说董诰是被斩头的，所以入葬时按上了一个金头，因为怕盗墓，董家在富春江边做了十个疑冢，但还是每个都被盗了，都想挖出那颗金头。
这一匹马略好
关于斩首后替以金头的传说，已然嫁接到了许多名人的头上，没想到董诰也不能幸免。然其父子一生清廉，他们去世后，皇帝都赞赏其为廉吏，似乎没有砍头之说。董诰去世后的情形，《清史稿》中有如下记载：“是年十月，卒，赠太傅。上亲奠，入祀贤良祠，赐金治丧，御制诗挽之，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命刻诗于墓，以彰忠荩。谥文恭。”
台地上的董诰墓
如此清廉之吏，怎么可能被斩后再按一颗金头呢。如果盗墓贼懂点文化的话，还不如想办法在墓里找到几件董诰的绘画作品，说不定能卖大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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